#学术研究#杨爱国：山东汉代石刻中的外来因素分析

摘要：石刻在全球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地的石刻除了有自身传统外，相互之间的传播与交流也较为频繁。山东汉代石刻是中国古代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方面凸显着自身的传统，一方面呈现了外来文化的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画像石上和圆雕的胡人形象、石狮子、建筑上的石构件、与佛教相关的画像、外来乐舞等，它们是汉代山东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重要物证。

关键词：山东；汉代石刻；外来因素；丝绸之路

林梅村先生在研究秦汉时期大型金石雕像流行的原因时认为：“三种文化因素对中国大型金石雕像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因素；第二，受欧亚草原文化，尤其是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古代艺术的影响；第三，张骞通西域后，中国金石雕像艺术又得以和中亚希腊化艺术乃至波斯艺术进行交流。”¹赵超先生在研究东汉碑石形制的定型与流行时，也认为：“石室墓，尤其是画像石墓的流行，直接促进了碑石的产生及广泛应用，而墓碑等碑石形制的定型，可能还受到西亚北非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²两位先生对金石雕像或碑石研究，对我们思考山东汉代石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以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有很大启发。

山东发现的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以汉代为多，既有传入的建筑构件、器形、动物形象，也有传出的丝绸³，其中石刻是重要的载体之一。山东地区常见的汉代石刻可以分成碑刻、画像石、立体圆雕三种类型，后两种类型都有异域风情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山东地区与丝绸之路的联系，对这些石刻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古代山东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一、山东汉代石刻中的胡人形象

对汉代石刻中胡人形象的确认，不是今人的推测，而是有汉代人自己留下的文字证据，山东汉代画像石上有三个榜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汉代的胡人形象。

一是长清孝堂山石祠西壁胡汉战争图上的“胡王”榜题(图一)。画面上的胡王与胡兵与汉军的明显区别是，皆头戴顶部微向前弯曲的尖顶帽，汉军则多戴平上帻⁴。孝堂山石祠是公元一世纪的建筑，其上的“胡王”榜题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年代最早的与胡人有关的榜题。

图一  孝堂山石祠西壁“胡王”拓片

二是兰陵(原苍山县)城前村元嘉元年(151年)墓画像上的“胡使弩”。这三个字出现在长篇题记中：“前有功曹后主簿，亭长骑佐胡使弩”。车骑过桥画像的右上角正有一头戴尖帽、高鼻深目的胡人骑在奔驰的马上，回首使弩，似欲放箭⁵(图二)。

图二  兰陵城前村“胡使弩”拓片

三是微山两城画像胡汉战争图上的“胡将军”榜题。画像上“胡将军”和胡兵的装束与孝堂山石祠西壁的别无二致⁶(图三)。

图三  微山两城“胡将军”拓片

由上述不同时间、地点的三例榜题与画像可知，汉代画像上胡人典型的形象是高鼻深目，头戴顶部微向前弯曲的尖顶帽。不仅画像上的胡人如此，立体圆雕的胡人也是这样，如青州出土高过3米的跪姿胡人石像(图四)，临淄徐家庄⁷、左家庄、西孙徐姚村出土的跪姿胡人石像等都是如此。推测“胡人遥集于上楹”的鲁灵光殿上的胡人形象亦去此不远。

图四  青州东汉胡人石像

汉代的胡人形象已经引起学人的高度关注，郑岩⁸、邢义田⁹、朱浒¹⁰、徐龙国¹¹等都有专门的研究论文发表。这里不拟对汉代的胡人形象发表意见，而是要借助这些胡人形象说明，汉代山东地区的石刻工匠对胡人形象是比较熟悉的，虽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当时山东地区遍地都有胡人走动的认识，但有来自远方的胡人，应是不成问题的。人员往来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方式，丝绸之路的交流也不例外。

进入中原的胡人从事的职业很多，个别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如汉武帝时与霍光一起任托孤大臣的车骑将军金日磾就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¹²。也可以继续从事着自己原来的职业，如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主持调查的江充手下就有胡巫¹³。北边地区，还会有内附的胡人从军。

来到山东的胡人从事的职业，既可能经商、为仆，也可能为巫、做吏，做着自己擅长的事，在谋生存的同时，也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

二、山东汉代石刻中的狮子

狮子非中国原有动物，是随丝绸之路开通之后由外邦进贡才来到中国的，在西汉首都长安有专门豢养的地方。《三辅黄图》载长安“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苑)马、充塞其中。”¹⁴

石雕的狮子在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中有一对，为孙宗所作。山东博物馆藏有一对洛阳刘汉造的石狮子，项后题记：“洛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师子”(图五)。兰陵博物馆藏一件石狮子，传原在萧望之墓前¹⁵。这些石狮皆是东汉之物，可见当年在山东地面上，石狮即使不很普遍，但也不是罕见之物，孙宗和刘汉很可能是专雕石狮的工匠，其中孙宗作一对石狮要价“四万”¹⁶。

图五  山东博物馆藏刘汉造石狮

还有一种狮座圆柱也应是外来的。这种狮座圆柱，柱身一般刻有画像，如兰陵东纸坊九女墩汉墓里的两根狮座圆柱。一根狮有双翼，圆柱上刻有羽人、翼兽和仙树(图六)；一根狮身左侧刻一胡人，柱身刻多龙盘结¹⁷。临沂市博物馆藏狮座圆柱的狮子作蹲坐式，圆柱紧贴狮颈，柱身刻奇禽异兽。

图六  兰陵东纸坊九女墩墓狮座羽人圆柱

另外，济南长清大觉寺2号东汉墓中的兽形石砚的兽亦极似狮，其所载为胡人，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其非中原传统。该兽形石砚整体呈猛兽载人形。外部整体阴线浅刻兽身，背部有浮雕。张开的兽口内残留红色彩绘，颌下有须，全身覆鳞，左右各双翅，刻画出羽毛，四肢上有带泡的带饰。脊上前部雕承露盘，后面左右各二人背对而坐，左面二人盘腿而坐，头戴小圆帽，都有胡须。其中一人面颊瘦长，鼻高目深，又戴小帽，不似汉人。右侧还有一兽，全身覆鳞¹⁸(图七)。该墓虽被盗，但出铜缕玉衣片，墓主身份应是王侯或其夫人。因该兽形石砚之兽带翼，且全身覆鳞，显非一般兽，已具神性。而这类具神性的翼兽也是外来物¹⁹。

图七  长清大觉寺2号墓出土翼兽石砚

三、建筑上的石构件形制

山东发现的汉代建筑构件中，多角石柱是典型的外来物，另外，临沂吴白庄和莒县沈刘庄画像石墓中的弧面过梁也是外来物。

汉代建筑，或建筑图像上的柱子多是圆柱或方柱，如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中除了前室和中室里的分间立柱为八角柱外，其它门柱都是长方体。

圆形石柱虽不如方柱多见，但也有所见。如安丘董家庄墓后室分间柱²⁰，平阴孟庄墓前室和中室东西侧室门柱、中室和后室门柱²¹，泰安大汶口墓前室分间柱、西后室门中柱²²等，柱身都是圆柱。

除此之外，还有不常见的多角的柱子，如八角柱、十六角柱、束竹柱等。这些多角的柱子与我们传统的柱子外形有明显区别，其中蕴含着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信息。

考古发现的汉代的多角石柱，依据外形，可以分成三类：八角柱、十六角柱、束竹柱。这三类多角石柱柱身皆近圆形，只是表面处理略有不同。不过，不是所有方柱都是我们自身的传统，有一类表面多棱、四角委去的方柱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受到多角柱的影响，也有外来因素，如长清大街村东汉画像石墓中有类似的委角长方体石柱²³。

1、八角柱

八角柱是把石柱表面刻成等分的八个面，表面平滑或近平，一般上端略细，下端略粗。表面或光平无纹，或刻有画像。

长清孝堂山石祠门中间的八角柱是东汉时期多角石柱中年代较早的一件。孝堂山石祠虽无纪年，但据祠堂内东汉永建四年(129年)题记和画像风格推断，石祠应是公元一世纪的建筑。该八角柱上下两端均有一个大斗，上斗斗口向上，有如栌斗，下斗斗口向下，有如柱础，斗近正方形，斗欹内䫜。柱与斗系一块石头刻出，通高141厘米。其中八角柱高85厘米，直径26厘米。八角柱石各面原均刻有竖向菱形斜条纹，现为后人刻字，其中有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杨景略出使高丽题记。上栌斗四面都刻有上下两道花纹，上道为菱形斜条纹，下道为浅浮雕垂幛纹。下斗四面已残，纹饰不清。上斗支撑三角石隔梁和挑檐枋石。现在上斗的南面，下斗的四面，因后人加固支撑木架和门槛石故，皆被凿残。因斗与柱用一块整石凿成，非常坚固，石祠得以保存至今，八角石柱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²⁴。

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中有两件八角柱，一件位于前室，一件位于中室。前室中的八角擎天柱柱身高110厘米，柱下端直径25.5厘米，上端直径23.5厘米，有收分。柱础分上下两部分，上圆下方：上圆作覆盆状，并有盆唇，盆高12厘米；下作正方形，边长48厘米，高12厘米。柱上有栌斗，与柱身为整块石材雕成，栌斗上有拱及二散斗，二散斗之间有一蜀柱，散斗与蜀柱的上面紧接过梁，这一部分亦为整块石材雕成²⁵(图八)。中室里的八角擎天柱柱身没有收分，直上直下，高107、直径27厘米，柱础大小与前室相同。柱上有栌斗跨度比前室小，中间的蜀柱省去，在拱的两旁增加了两个倒衔的半身龙，使载承重量的短狭的拱延长了，同时缩短过梁跨距并补助它的应剪力，在结构上有重要作用，又富有装饰意味。这两条龙都有角、有翼、有鳞，在拱南面的是独角，在拱北面的是双角，龙身曲而向上。过梁、散斗、拱和双龙都是由一块石料雕成²⁶(图九)。

图八  沂南北寨村墓前室八角立柱

图九  沂南北寨村墓中室八角立柱

临沂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八角画像石柱，具体出土地点不详。该石柱仅存断为两截的柱身，柱身上下略有收分。八面皆刻图像，内容比较简单，每面仅刻上下两个画像，为头向上的龙、虎，或龙、羽人等，图像的雕刻技法与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前室中立柱上的相同，都是深剔地平面线刻。

莒县沈刘庄画像石墓前室内不仅分间立柱是八角柱，两端的倚柱也是八角柱，这些八角立柱皆有明显的收分，上细下粗，素面无画²⁷。

2、十六角柱

十六角柱是把石柱表面刻成等分的十六个面，表面平滑或微下凹，一般上端略细，下端略粗。

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滕州羊庄镇前毛堌村东汉墓等中发现形制各异的十六角柱。

吴白庄画像石墓前室有两件形制相同，尺寸一致的十六角柱²⁸，柱身高120厘米左右，上端略细，下端略粗。十六角之间形成的十六面，微下凹，光素无纹，其上的栌头与其下的柱础上雕刻画像(图十)。

图十  临沂吴白庄墓前室十六角柱

滕州羊庄镇前毛堌村东汉墓是一座被盗的墓，尚未经考古发掘，墓室除墓门被拆外，结构完好保存，主室分前、中、后室，前室西侧能看到联通中室西边的耳室，是否为围绕墓室的回廊，因东侧有积土，暂时还看不清，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室分左右两间，十六角柱是分间过梁下的立柱。立柱表面棱角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棱角刻成近螺旋式，下部为竖直式，中间以凹槽相隔。柱顶的过梁也有特色，一般墓里的过梁，如沂南北寨村画像石里的过梁是直的，而前毛堌村墓中室的过梁是弧形的，两端低，中间高。过梁上面，与下面立柱对应处，还有十字拱支撑墓顶²⁹。

3、束竹柱

束竹柱是圆形石柱的表面刻出竹节状，其上刻索状纹，使柱身呈束竹状。

束竹柱目前发现的数量很少：山东博物馆藏琅玡相刘君石柱、青州五里镇马棚崖村石柱等。

山东博物馆藏琅玡相刘君石柱早年发现于济南历城，除此石柱，未见其他相关的共存物。该柱柱身除作束竹状外，上部还高浮雕双龙(图十一)。

图十一  山东博物馆藏琅玡相刘君石柱

青州五里镇马棚崖村石柱表面装饰分八层，自上而下分别是：一层为三排圆点纹；二层纹样不清；三层为连弧纹；四层为綯纹，似束住竹纹顶端；五层为圆弧式的竹纹；六层为綯纹，似束住竹纹底端；七层为奇禽异兽；八层为卷云纹。其中六、七两层所占面积较大。

4、过梁

临沂吴白庄墓前室东西两件过梁形制相同，都是用十六角柱支撑的双圆弧形。该墓中室过梁为单圆弧形，两端搭在倚柱上，圆弧上雕狮形兽头(图十二)。莒县沈刘庄墓前室分间过梁也是圆弧式。

图十二  临沂吴白庄墓中室中过梁与立柱

我们推测，东汉时期，山东等地的多角石柱不一定是广州西汉南越王宫署八角柱³⁰北传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印度公元前2世纪巽伽时代石窟中就有八角石柱，稍晚的安达罗时代(公元1世纪末叶至2世纪初叶)的卡尔利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³¹。东汉时期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已多有发现，这些文物多与丧葬有关³²，北寨村墓中室八角柱的画像即是一例。

多角柱与佛像、乐舞等是同时传入，还是分别传入，后来汇合到一起的呢？由于缺少证据，尚难究明。而且，它们是由陆路传入的，还是海路传入的，目前也不能定论。一方面从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东汉时期的佛教遗存多在新疆、四川等地看，陆路进来的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山东发现的多角石柱则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从青州到临沂一线，因此，加工多角石柱的技术和工艺从海路传来的可能性也很大。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印度并非多角石柱的故乡，印度的多角石柱也是外来的，多角石柱的故乡可能是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多角石柱是古希腊多角石柱的代表，除帕特农神庙石柱外，古希腊多角石柱还有其它样式。继古希腊而起的罗马继承了多角石柱的传统，在建筑上也大量使用，如公元前一世纪上半叶罗马博阿留姆广场上的圆庙外廊石柱³³。多角石柱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向外传播，印度石柱应是由古希腊罗马传播而来。

还有一地的古代建筑也采用了多角石柱，这就是波斯。由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18年开始建造的波斯波利斯宫殿中的阿帕达纳宫就用了36根高达12米的柱子支撑木制的屋顶。这种集中使用柱子的建筑理念可能来自埃及，底座和柱头的植物花纹也是埃及元素，但带有凹槽的细长支柱的柱身外形则像希腊爱奥尼亚石柱³⁴。因此，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等建筑中的十六角柱也有可能是波斯艺术的东传。而立于墓前的多角石墓表，如琅邪相刘君石柱等可能是印度阿育王石柱的转译和变形³⁵。

尤其是中亚希腊化艺术和南亚佛教艺术中流行的多角石柱，极可能是山东多角石柱的源头。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多角石柱的雕造，不论是外来工匠的作品，还是本土工匠听到传闻后的创新³⁶，其不同于传统的外形，都表明它是舶来品，但因为是技术舶来，而非产品舶来，汉代的多角石柱与其参照的原型会有所差异。另外，多角石柱的柱式是外来的，但其上的图像，除了个别与佛教有关者外，其他奇禽异兽、羽人之类则多是自身的传统，与其他画像石构件如过梁、方柱等的画像别无二致。如山东沂南北寨村墓前室擎天柱身八面刻满画像，内容虽各不相同，主体都鹿、虎、鸟等奇禽异兽和羽人，柱顶的斗拱与柱下的础上也刻满花纹或画像³⁷。中室擎天柱身南面和北面顶端刻与佛教相关的图像³⁸，其他图像为西王母、东王公坐山形高座上，旁边的小座上有羽人捣药、龙持带缨的棨戟、龟举钺和钩镶、鸟背螺、鸟衔绶带、羽人握卷草、虎持剑、双人头、龙虎交颈等画像³⁹(图十三)。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八角柱在进入汉朝的版图后不久，就与当地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了。再如沂南北寨村墓中室八角擎天柱南北两面带项光的人像，也不是标准的佛像，如果没有项光，我们很难想象他俩与佛教相关。因此，这些外来的东西在进入汉朝版图之后，并没一个标准的模版，人们可以把它们与自身的传统融合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亦中亦外、不中不外的东西。

图十三  沂南北寨村墓中室八角立柱画像拓片

四、汉代画像石上的佛像与外来乐舞画像

汉代画像石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但在文化交流频繁的汉代，它同样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传入中土不久的佛教图像，乐舞杂技等在其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1、与佛教相关的画像

这里所谓画像主要是指通常所谓的汉代画像石上的图像，它们是依附于建筑构件存在的，不是独立的艺术品。

这些外来画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沂南北寨村墓中室擎天柱南北两面顶端的类佛像，其次是滕州龙阳店画像石上的六牙白象(图十四)。事实上，汉代山东地区已无大象，因此，山东汉代画像石上的大象也是外来的，不仅大象，还有骆驼，它俩常在一起出现，且常有胡人相伴，或钩象，或伴驼。如长清孝堂山石祠东壁上有骑象骑驼者，他们是“大王车”出行的前导⁴⁰。济宁城南张墓门画像上有数人骑象图。

图十四  滕州龙阳店六牙象画像拓片

2、杂技艺术

汉代流行的乐舞百戏中，有的是外来的，其中最常见的是倒立。倒立在十六南北朝的文献中叫“安息五案”。《太平御览》引《邺中记》：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絙、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⁴¹

“都卢寻橦”，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戴竿戏”也可能是外来的。有学者认为“都卢”二字是安息西界一个商业城市(特拉，Doura-Europos)的音译。沂南北寨村墓中室东壁门楣上的都卢寻橦控竿之人多髯长毛(图十五)，很可能是雅利安系统的安息人的形象⁴²。除沂南北寨村墓之外，安丘董家庄墓等的画像石上也有“都卢寻橦”。安丘董家庄墓中室顶北坡西段上的“都卢寻橦”人物比北寨村墓的多一倍还多，北寨村墓的橦上是3人，董家庄墓的橦上是9人⁴³，表演极为惊险刺激。

图十五  沂南北寨村墓都卢寻橦画像拓片

总之，山东地区的汉代石刻主要雕刻的是本土传统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同时对异域之人、异域之物、异域风情也有数量可观的表现，由此证明着山东与陆海两路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

本文得到山东省社科项目“山东古代石刻与一带一路渊源关系研究”(批准号：17CWTJ14)资助。

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70-78页。

附注：

[1]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65.

[2]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M].文物出版社，1997：11.

[3]杨爱国，王海玉，孙洋.汉代山东与丝绸之路[J].海岱考古，2018(11)。

[4]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祺.孝堂山石祠[M].文物出版社，2017：42.

[5]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象石墓[J].考古，1975(2)；杨爱国。山东苍山城前村画像石墓二题[J].华夏考古，2004(1)。

[6]王思礼，赖非，丁冲，万良.山东微山县汉代画像石调查报告[J].考古，1989(8).

[7]王新良.山东临淄出土一件汉代人物圆雕石像[J].文物，2005（7）.

[8]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J].艺术史研究，1999（1）.

[9]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C].画为心声.中华书局，2011：197～314.

[10]朱浒.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年(1).

[11]徐龙国.山东发现的汉代大型胡人石雕像再研究[J].美术研究，2017(3).

[12]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金日磾传[M].中华书局，1962.

[13]班固.汉书卷四五江充传[M].中华书局，1962.

[1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三秦出版社，1998：168.

[15]林梅村认为“东汉石狮的艺术源头可能也在关中地区。”《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63页。

[16]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 (修订本) [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10.

[17]金爱民，王树栋.兰陵汉画像石[M].山东美术出版社，2017：66～69.原书称前者为“天禄镇墓石兽石柱”、后者为“辟邪镇墓石兽石柱”。

[18]济南市考古研究所，长清区文物管理所.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2004（8）：图版柒-2.

[19]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再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入山与出塞[C].文物出版社，2004：87～135、136～144.

[20]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M].济南出版社，1993：21，图9.

[21]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山东平阴孟庄东汉画像石墓[J].文物，2002（2）：图一.

[22]泰安市文物局程继林.泰安大汶口汉画像石墓[J].文物，1989年（1）.

[23]党浩，李胜利，李勇.山东长清大街村发现汉代画像石墓[J].中国文物报,2006-1-18-1.

[24]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祺.孝堂山石祠[M].文物出版社，2017：24.

[25]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M].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5.插图7.

[26]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M].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6～7.插图12.

[27]苏兆庆，张安礼.山东莒县沈刘庄汉画像石墓[J].考古，1988（9）.

[28]管恩洁，霍启明，尹世娟.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J].东南文化，1999(6).

[29]2017年5月18日下午，滕州市文物局张桑，滕州汉画像石馆李慧、燕燕燕、朱绍鸿等陪同现场考察，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30]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上) [M].文物出版社，2008：50、51.图三二；图版一九.

[31](美)罗伊·C·克雷文著.印度艺术简史[M].王镛，方广羊，陈聿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8～39；39，图27；42～44；44，图31.

[32]杨爱国.东汉时期佛教参与丧葬礼俗的图像证据[J].齐鲁文物,2012(1).

[33](英)约翰·B·沃德—帕金斯.世界建筑史丛书·罗马建筑[M].吴葱，张威，庄岳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12，图12.

[34](美)H·W·詹森著，戴维斯等修订.詹森艺术史[M].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3：40～41；41，图2.28.

[35]常青.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61.

[36]由于缺少相关证据，目前尚不能定论。

[37]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M].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16～18.

[38]原报告认为是童子，王趁意细观其有须。参见王趁意.沂南汉画像石墓“童子佛像”辨[J].大众考古,2014(8).

[39]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M].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26～27.

[40]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祺.孝堂山石祠[M].文物出版社，2017：32.

[41]《邺中记》为4世纪晋人陆翙所作，该书已失传，其文字为它书所引。《太平御览》引梁元帝《攥要》也提到它：“又有百戏，起于秦汉。有鱼龙曼延、高絙、安息五案”。

[42]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M].文物出版社，2012：48.

[43]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15.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