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刘尊志：江苏徐州东沿村出土东汉祠堂画像石浅析

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101-112页。

摘要：徐州汉王东沿村两处墓葬出土画像石基本为汉代祠堂画像石的再利用，以祠堂左、右壁居多，另有后壁及顶板石。相关石材可配置9座单间平顶石祠堂，规模不大，以南向为主，少量北向。两处发现的祠堂画像石体现出相应的发展变化，反映出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墓外祠堂的推广普及和墓祭的发展完善。

关键词：东沿村；东汉；祠堂；

画像石20世纪80与90年代，江苏徐州铜山县汉王镇东沿村出土两批东汉画像石，均为墓葬用石，所属墓葬已被破坏，较多信息不详［1］。据已有研究，两处墓葬为画像石的再利用，是将东汉画像石原属遗存拆除后，以其石材重新修葺的墓葬，且石材基本为祠堂画像石，可能属于多个祠堂［2］，有学者还进行了相关配置［3］，笔者较赞同上述观点。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东沿村出土的两批祠堂画像石及其相关问题作浅显分析，不当之处，以求指正。

一、发现概况

东沿村位于徐州市西南约13公里处，西、南为安徽萧县，属山地丘陵地貌。

1986年，东沿村北山丘南侧发现1座画像石墓，埋藏较浅，已遭破坏，残存墓壁高1.8米。出土汉画像石10块，形体均不大，分别编号为第1-10石［4］。画像风格虽有不同，但普遍使用分栏，技法较成熟，内容也较丰富。从刻铭文字中的纪年等来看，石材及所属祠堂的时代为东汉早期偏晚阶段，具体为汉章帝前后。

1992年底，东距1986年发现地点约1公里处又发现1座墓葬，具体情况不详，共出土汉画像石6块，形体不大，分别编号为第1-6石。画像线条简练，画面疏朗，少量使用分栏。据刻铭中的纪年文字等分析，石材及所属祠堂的时代为东汉早期，具体为汉明帝时期。

二、石材分类、组合与用途

东沿村出土石材因相关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形成相应的组合，并具有相应的功能或作用。

（一）村北山丘南侧出土祠堂画像石

计10块，高70～80厘米，第9石画像部分宽近1米，其余9石的宽度在65～75厘米之间。根据石质及雕刻技法的差异可分为二型。

A型：2块，为第1、2石，竖长方形。石灰岩质，一侧宽面与一窄壁有画像，雕刻技法为平面剔地浅浮雕。画像刻有纹饰边框，微凸，框外四周有较窄空白。宽面画像分4栏，第1石由上至下为羽人与瑞兽、博弈、迎宾、乐舞，第2石由上至下为西王母与神兽、谒见、会宾、侍者。（图一）第1石宽面画像左侧窄壁刻画像，第2石右侧窄壁有画像，均分上中下3栏，上为1力士，中为2人对语，下是1马。二石为同一祠堂两侧壁。

B型：8块，为第3-10石。砂岩质，雕刻技法为弧面浅浮雕。第9石仅一侧宽面有画像，另7石皆一侧宽面与一侧窄壁有画像，窄壁皆刻有阙，阙上有鸟。根据画像是否有边框又可分为二亚型。

Ba型：2块，为第3、4石，竖长方形。四周无边框，但下部均有较窄浅的空白。第3石尤为明显，宽面画像分上下2栏，上为庖厨，下为乐舞杂技，右侧壁刻子母阙，二阙上各立1鹤，另有1鹤位于上方，空白处刻文字；第4石宽面画像分上中下3栏，由上至下分别为会宾、博弈与侍者，左侧壁为子母阙，阙上各立1鹤。（图二）二石高度与宽度基本相同，主画像内容可互补，侧壁画像较相似，如阙的组合、高矮、纹饰等，虽第3石阙上有3鸟，但可能与刻铭有关，二者当为一组，即同一祠堂的两侧壁。

Bb型：6块，为5-10石。画像刻有纹饰边框，与框外空白高差明显。第5-8、10石为竖长方形，边框外空白窄。第9石为横长方形，上下两端空白窄，左右两侧空白向外延伸较长，两端并不规整。

第5石宽面画像分上中下3栏，由上至下为会宾、博弈与侍者，左侧窄壁刻双层单阙，下部两柱略矮，内有1人持戟面左而立，阙顶之上为2鹭，脑后垂长冠，共衔1鱼对立；第6石宽面画像亦分3栏，由上至下为跽坐人物、乐舞杂技与庖厨，右侧窄壁画像与第5石相似，唯阙下人物持戟面右而立。（图三）二石高、宽基本相同，宽面画像内容互补，边框纹饰相同，侧壁画像相似，体现出一左一右的特点，当为一组，是同一祠堂的左右两壁。

第7、8石尺寸一样，宽面画像与边框纹饰大同小异，分3栏，上、中栏为庖厨，下栏为迎宾；均在右侧窄壁刻下部两柱较高的双层单阙，内有1人持戟面右而立，阙上立1鸟，形态不同。（图四）皆为祠堂侧壁石，窄壁画像位置的相同说明二者分属不同祠堂，但相似之处较多。第10石高71厘米，宽69厘米，无与之尺寸相近者。宽面画像分3栏，上、中栏为乐舞杂技，下栏为庖厨。右侧窄壁刻双层单阙，下部两柱略细矮，内有1门吏捧物面右跽坐，与其他石明显不同，阙顶上立双鹤，共衔1鱼，阙左侧外部上方有刻铭。（图五）

第9石仅1面有画像，为房屋、宴饮等，左右边框外空白较宽（图六），为祠堂后壁。其高度与第7、8石相近，边框饰水波和菱形纹，与第7、8石亦最接近。从细部看，第9石画像中房屋两柱粗壮，房顶上立1展翅仙鸟，第8石侧壁所刻阙的两柱粗壮，阙顶上亦为1羽翼张开的仙鸟，第7石相关画像则与之差别明显，尤其是阙上的仙鸟，推测第8、9石为一组，第7、10石各为单独一组。

（二）东侧出土祠堂画像石

计6块，高、宽不等，一侧宽面有画像，窄壁无画像，画像外有边框，宽窄不一，部分边框刻纹饰，部分无，有的边框有空白，宽度不等。根据雕刻技法的差异可分为二型。

A型：3块，为第4-6石，平面阴线刻，画像边框刻纹饰，框外有空白。第4、5石为竖长方形，宽度相同，第4石略高于第5石，画像边框外空白均较窄。画像中的楼宇装饰、物象轮廓深浅等虽有差异，但风格基本一致，且主体皆为二层楼阁。第4石楼阁上为会客，下为一马拉轺车，并有导从、驭者和随从，右下角1门吏持戟躬身向左而立。第5石楼阁上为拜谒，下为庖厨，左下角1门吏持戟躬身向右而立。第6石为横长方形，画像长90厘米，宽66厘米，上下两端空白窄，左右两侧空白略宽。画像主体亦为二层楼阁，下为乐伎和服务人员，上为2人宴饮及较多侍者。第4、5石体现出一左一右的特征，第6石为祠堂后壁，三者一组，为同一祠堂的左、后、右壁。（图七）

B型：3块，为第1-3石，均竖长方形，弧面浅浮雕，画像边框略宽。根据边框是否有纹饰及边框外有无空白可分为二亚型。

Ba型：1块，为第1石，高77厘米，宽73厘104米，边框刻纹饰，框外有空白，上下两端空白较窄，左右两侧空白稍宽且与边框略有高差。画像分2栏，上窄下宽，分别为宴饮和乐舞杂技。（图八）参照上文，该石应为祠堂的一侧壁。

Bb型：2块，为第2、3石，边框不刻纹饰，框外无空白。（图九）第2石高100厘米，宽83厘米，画像为伏羲女娲，不分栏，与第1石不同，属不同位置。据已有资料，安徽宿州褚兰宝光寺东汉祠堂顶板石内侧为伏羲女娲画像［5］，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祠堂顶板内侧有双龙交尾图案，龙下有2圆形图案，一侧龙首处为1鱼［6］，内涵与伏羲女娲图像接近。由此推测，第2石为顶板石，其较第1石宽出10余厘米，恰可封盖后壁石，二者当为一组。第3石高100厘米，图像为凤鸟、羽人、神树与瑞兽等，反映的也是天界内容，亦为顶板石。石宽42厘米，与第1石无法组合，与第2石并列又显较宽，推测为单独一组。

三、祠堂配置与砌建

东沿村出土两批再利用祠堂画像石的时代、雕刻技法与风格、图像内容等均有不同，自身特征突出。每一处出土祠堂画像石还有着不同组合，以此为参考，可对相应祠堂进行配置，并探讨其砌建等问题。

（一）东侧出土画像石所属祠堂

A型组合明确，编为东一号祠堂。第6石为后壁。第5石下层楼阁中有庖厨图，周边地区单间石祠堂中绝大多数出现于东壁，如复原的宋山一、二、四号祠堂［7］，褚兰M1、M2［8］宝光寺祠堂等，第5石为祠堂东壁的可能性极大，而第4石当为西壁。按所属方位摆放，执戟门吏皆位于北侧，身体亦向北，祠堂应为北向。类似朝向有所发现，宋山四号祠堂即如此，而嘉祥武氏诸祠均朝向北侧神道入口的双阙［9］。究其原因，可能与墓地环境有关，如嘉祥武氏墓地，南面不远为山脚，而西、北面为开阔平地。东沿村东南不远的班井M4墓道北向，祠堂位于墓道北，为石砌基础砖墙瓦顶结构［10］，墓南不远为山顶，墓北较开阔，祠堂很可能北向。墓位的安排也对之有所影响，相关墓地中的一些墓葬选择北向，祠堂建于墓前，北向的可能性较大。第4、5石宽度相同，左右摆放两端较整齐。作为后壁的第6石位于两壁的后侧，两侧边框外空白则与二壁后端相接，画像及左右边框当位于两侧壁内侧，画像可全部展现。据公布资料，第4石较第5石高10厘米，较第6石高14厘米，考虑到第6石上下边框外还有一定尺寸的空白，其整体高度应与第5石高度相当。推测底基石铺砌于第5、6石下，下部与第4石底平齐，但厚度仅有10厘米，似又不够，很大可能是底基石位于三侧壁石下，且西侧上部第4石下有深10厘米的∟形凹槽，用于扣嵌第4石，这样既使祠堂上部及内底较平，还增加了牢固性。祠堂应有顶板，以保护祠壁与祠内。祠堂内高与第6石高相当，内横宽与该石画像横宽（长）大体一致，约90厘米，进深与两壁宽度相近，为63厘米左右。（图十）

B型有3块画像石。第3石单独一组，为顶板，所属祠堂编为东二号祠堂。参考宝光寺石祠与复原的宋山四号祠堂，该石应为东西横置，而图像四周有边框，应为独立顶板。石长（高）100厘米，宽42厘米，因封盖在祠壁之上，祠堂内横宽当不足1米，进深则小于石宽。第1、2石一组，编为东三号祠堂。参考宿州褚兰M2祠堂，东壁有舞者，西壁不见，推测第1石为祠堂东壁，而正常情况下祠堂为南向。该石左右两侧框外空白略宽，且与边框略有高差，推测原后壁石的图像与边框微内嵌两侧壁石之间。祠堂进深略小于第1石宽，即略小于73厘米，内高与第1石高接近，约77厘米。第2石东西横置于两侧壁上，边框较宽，一侧边框封盖于后壁上部，推测祠堂内横宽与第2石画像（含边框）的高度相近，约1米。两座祠堂均应有底基石，祠壁置于其上。（图十一）

（二）西侧出土画像石

所属祠堂计6组，多两侧壁，个别仅一壁，尺寸相近，所属祠堂规格较相似。第一组为第1、2石，编为西一号祠堂。第1石第4栏有乐舞杂技图像，为东壁的可能性较大，第2石不见乐舞、庖厨图案，应为西壁，而上栏中有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上更说明其为西壁。将两石按东西位置摆放，窄壁画像均位于北侧，说明祠堂为北向。第1石画像的高、宽均为72厘米，石材高77厘米，宽74厘米［11］，第2石高78厘米，宽75厘米，与第1石基本接近，搭建时稍作调整或置垫即可。底基石与后壁不见，推测底基石铺放在壁石之下，而从第1、2石来看，边框以阴线刻界限，与框外空白高差极小，祠堂后壁画像与框外空白之间可能较平，而框外空白的尺寸相对略宽，可紧靠二石后侧窄壁立放，其后再封盖顶板。祠堂内高及横宽与二石尺寸接近，分别为77～78厘米、74～75厘米左右。（图十二）

第二组为第3、4石，编为西二号祠堂。第3石宽面画像有庖厨和乐舞杂技，为东壁，第4石宽面画像有会宾和侍者等，不见庖厨和乐舞杂技，为西壁。将二石按东西位置摆放，窄壁画像居南，祠堂为南向。二石无边框，祠堂后壁亦可能无边框，但左右应有界限将画像与其外空白分开。两石尺寸相近，差别仅1厘米，搭建情况与西一号祠堂基本相似。二石下部窄浅空白应是搭建时置于底基石上所凿较浅凹槽中，以求更稳固。祠堂进深与二石宽度接近，约74厘米左右，内高略小于78或79厘米。

第三至六组的石料均有边框，边框外有宽度不等的空白，与边框高差明显。第8、9石一组，编为西四号祠堂。第8石宽面有庖厨和迎宾图，为东壁，窄壁画像在南侧，祠堂南向。第9石高75厘米，宽135厘米，画像宽94厘米，高74厘米（含边框）；第8石高77厘米，宽69厘米，厚22厘米，画像高75厘米，宽65厘米［12］，东壁应与之基本接近。祠壁立放于底基石上，两侧壁平齐，后壁位于二侧壁后（北）侧，画像及边框内嵌于两侧壁之间，边框外空白紧贴两侧壁的北侧窄壁，之后再封顶板。由于第8石较第9石高2厘米，置垫后壁底部可使三壁上部平齐，更大的可能则是在底基石左右两侧凿深约2厘米的凹槽以置放两侧壁，这与后壁微内嵌相结合，使得祠堂更为牢固。据石料大小及凹槽尺寸，祠堂内高约75厘米，进深约67～68厘米，内横宽约94厘米。（图十三）第三组为第5、6石，编为西三号祠堂，第6石宽面有庖厨乐舞，为东壁，第5石有会宾、侍者，无乐舞庖厨，为西壁，二石摆放后窄壁画像在南，祠堂南向，进深与内高与两侧壁的宽高接近。第五组为第7石，第六组为第10石，分别编为西五、西六号祠堂，宽面画像均有庖厨乐舞，为东壁，窄壁画像朝南，祠堂南向。这三组石材所属祠堂的底基石、后壁、顶板及砌建方法等与西四号祠堂大体相似或接近。

四、相关问题

徐州东沿村两处墓葬出土的祠堂画像石数量多，雕刻技法及图像风格不尽相同，组合与用途亦有差别，配置祠堂可达9座。石材以祠堂两壁居多，规格和形制接近，所属祠堂均为小型单开间，形制与规模亦有较多相似之处。相同与差异之处又体现出与石材、祠堂等相关的诸多内容。

（一）石材与祠堂砌建

同一祠堂石材的质地、雕刻技法、图像风格等基本相同，说明为同一批开采，并由同一组（个）工匠根据出资者的需求进行加工，体现出一致性原则，这在已发现的众多石祠堂如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13］与金乡朱鲔石室［14］、徐州白集东汉墓祠堂［15］与洪楼东汉墓祠堂［16］及上文所举诸例中均有体现。同批开采和加工十分有利于配置和搭建，为加强稳固性，加工时可及时做出凹槽及边框与框外空白的高差，便于扣嵌及相关操作。两处均发现不同祠堂使用相同的石材，且雕刻技法、画像内容或风格基本相同，西侧出土祠堂用石尤为明显。第3-10是为砂岩质，弧面浅浮雕，画像多分栏，人物与动物形象极为相似，应为同一批工匠在一段时间内开采、加工而成，而如第7、8石，分属2个祠堂，画像则完全出自同一画师之手（图十四），甚至这7块石材的画像皆可能为同一个或同一组画师的创作。不过，具体细节存在差别，以便于区分和搭建，第7石中栏的耳杯为3个，第8石则为4个，二者朝外窄壁所刻阙上立鸟也差异明显。

两批画像石均为祠堂石材的再利用，原祠堂位置与再利用墓葬的位置当相距不远。根据出土祠堂用石及配置祠堂数量，结合祠堂时代可以看出，东汉早期该地区墓葬外已较多使用石祠堂，换言之，具有墓祭功能的墓外石祠堂已被较多人接受，并得到推广普及，成为墓外设施的重要内容。两处出土画像石所属祠堂为多个墓葬所有，而结合祠堂规模、面积及石材画像的雕刻技法、内容等来看，较多祠堂是同一墓地中不同墓葬单独使用的墓外设施，不是同一家族墓地共用一座祠堂，而同一家族墓地中不同墓葬的祠堂朝向可能有南有北，既体现出不同，也反映出差异中的一致性，即位于墓前，便于祭祀。

两处均未发现祠堂的底基石，但从不同壁的尺寸、边框及边框外空白等来看，均应有底基石，可能因无画像及不便使用而被后世修墓者弃用。顶板也仅在东侧有发现，且皆有纹饰，这也证明了相关石材无画像而被弃用的推测。与底基石相似，两处亦未见如嘉祥宋山一号祠堂、宿州宝光寺祠堂等所使用刻有脊、垄、瓦当的石顶盖，推测亦可能与弃用有关。但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这些祠堂原本就未使用上述石顶盖。其他地区画像石再利用墓葬如嘉祥宋山M2，对祠堂顶盖房檐石等有所使用［17］，东沿村东、西两座墓葬均未发现。两处出土石材所属祠堂的时代为东汉早期，规模不大，结构简单，也可能是不用屋顶形盖的原因之一。为保护祠堂顶部，很可能会在顶板上覆瓦，既便于操作也节省开支，并可达到仿现实房屋的目的。使用石顶板而非屋顶形盖的小型单间石祠堂在附近地区也多有发现，时代贯穿东汉一代，如与东沿村一带相邻的安徽萧县、淮北［18］及徐州南部地区［19］，均发现有抱鼓形石壁单间小祠堂，上盖平石板，有的内侧还刻有日月图案。东沿村这批小型单间石祠堂顶部平盖石板，与抱鼓形石壁单间祠堂在时代上有同步性，但祠壁有明显不同，而其也与一些使用屋顶形盖的石祠堂存在差异，如两侧壁上部较平，不见尖顶圭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具有自身时代与形制特点的石祠堂类型，即小型单间平顶石祠堂。

东沿村出土画像石所属祠堂构造简单、面积不大，时代较早可能是因素之一，同时也与祠主身份地位有关，即多为低级官吏或中小地主的墓前祠堂。西侧第10石刻铭中有类似“侯世子豪（高）”等字，简报认为祠主可能为楚王刘英后裔中的封侯者，笔者有不同看法。就汉代而言，诸侯王与列侯之子无“世子”这一称呼，而通读刻铭，相关文字断句为“……示大人，子侯世、子豪（高），行三年如礼……”或“……示大人，子侯世、子豪（高）行，三年如礼……”可能更为恰当。侯世与豪（高）（行）应为祠主的两个儿子，亦即出资修墓建祠者，祠主及其家庭成员也不外乎一般官吏或中小地主。

祠堂面积小，所用石材形体不大，很容易被拆开和搬运，由于形体较规整且有图像，很多被后人运至今发现地点重新砌建墓葬，并形成多个祠堂的石材被用于同一墓葬的情况，而同一家族墓地中的多个单间小型石祠堂又为其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石料来源。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相关研究指出：“从配置复原起来的宋山小祠堂形制和规模可知，这种汉代墓地上的小祠堂构造较简单，在地面上很容易破坏，几个人一齐动手就可以把它拆掉。所以，它很难长期保存下来。推想是人为的破坏，一遇战乱或改朝换代，后人就拆用这种小祠堂画像石作为造墓的石材”［20］。1978年与1979年在宋山发现的画像石墓均是拆毁相关石祠堂后用其石材砌建的墓葬［21］。

（二）画像内容

祠堂石材基本都有画像，内容丰富。修祠者将相关内容刻在祠壁之上，既可以装饰，又能够达到长久祭祀的需求，还起到显示相关人员重孝等目的。

东沿村这批石祠堂的朝向与多数东汉祠堂相同，为南向，但也有北向者。无论南向或是北向，祠堂画像安排均遵循一定原则，反映出与墓祭有关的内容。门吏居外，迎宾送客，西侧出土左右两壁石的窄壁刻有阙与力士，阙下多为1门吏，体现出祭祀时墓地入口处的内容。祠堂东壁为祭祀前活动，包括庖厨、迎宾、乐舞等，后壁为祠主享祭，以宴饮为主，西壁为会宾或祭祀结束后祭祀者离开等内容，反映出完整的墓祭程序和过程，体现出不同石材画像内容的相似性或一致性。考察一些可复原或石材位置相对明确的东汉石祠堂，如孝堂山石祠、嘉祥武氏诸祠、宋山复原四祠及安徽宿州褚兰M1、M2石祠与宝光寺石祠等，东壁均见庖厨画像，有的与乐舞并存，西壁多见西王母，还有会宾（含博弈）或宾客乘车马离开等，这为一些散存或再利用汉代石祠壁石的东西位置、祠堂朝向等的确定提供了参考或标准。有的小型单间石祠堂也存在特殊性，如徐州贾汪白集汉墓祠堂，位于墓南，南向，据发掘简报，西壁上有东王公，下有乐舞、庖厨、迎宾和前来祭祀的客人，东壁上为西王母，下有会宾、送行及祭祀客人离开的画面。画像内容与两壁位置明显颠倒，可能是搭建时的失误，抑或是其他原因，体现出相应的特殊性。

东侧第4-6石所属祠堂年代为永平四年（公元61年）前后，作为左、右壁的第4、5石，朝外窄壁无画像，执戟门吏与主要内容处于同一画像中，位于二层楼阁下层一侧。西侧发现的画像石所属祠堂时代大致在元和三年（公元86年）前后，左右壁朝外一侧窄壁有画像，皆刻阙，阙上有鸟，多数阙下有门吏，执戟者居多。东侧出土作为东壁的第5石，有庖厨画像，不见乐舞图，作为后壁的第6石有舞者图像，而西侧出土东壁石则多是庖厨与乐舞图像并存。相互对比，可反映出相应的时代特点和发展变化，与雕刻技法、画像风格等相结合，为相关祠堂画像石材的时代判断及其分期断代等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三）刻铭文字

一些祠堂画像石有刻铭文字，分题榜和题记两类。题榜见于西侧第2石，可辨有“力士”“主簿”“乐老君”“诸离忌”“门下车”等，主要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就题记来讲，主要有西侧第3、10石朝外窄面的一侧及东侧第6石的右边框，字数不等，涉及修建祠堂的时间、出资人、修建者及开支等。

东侧第6石为祠堂后壁，刻铭文字相对隐蔽，但观者亦可看到，而且不影响整个祠堂画像。类似或接近位置、内容的刻铭题记在其他祠堂画像石中也有发现，如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永和元年、二年与四年（136年、137年、139年）祠堂画像［22］，时代较该石“永平四年”的纪年要晚，说明这一做法在东汉时并不少见。西侧第3、10石的刻铭题记位置居外，较明显，便于观看。类似的祠堂题记亦较多见，徐州大庙晋墓前石室为祠堂石材再利用，左右壁石朝外窄壁均刻有文字［23］。有些题记还明确提到“观者”，如山东东阿芗他君祠堂石柱题记［24］、嘉祥宋山许安国祠堂题记［25］等。观者通过刻铭题记，对所立祠堂及立祠者的孝行等会有更深了解，可达到保护祠堂及宣扬立祠者重孝等目的。

3处祠堂刻铭题记均记有修建开支，东第6石有“石室直五千泉”，西第3、10石分别有“室直万□」七千”“石室直□万五千”。（图十五）从所属祠堂用石、配置、砌建及规模等来看，似乎不可能达到题记所称的巨额开支，所记内容有夸大之嫌。这在当时似乎已成风气，目前发现东汉石祠堂刻铭中，耗资上万或数万者皆有，但祠堂的实际面积或规模较小，砌建亦不复杂，反映出立祠者借此宣扬自身重孝的目的和想法。这与当时社会宣传孝义，很多人盲目追求孝名等有着密切关系，也致使诸多不合实际的做法及不符实情的展示内容普遍存在。

综上所述，徐州汉王东沿村两处墓葬出土画像石基本为汉代祠堂画像石的再利用。画像石规格不大，可配置9座小型单间平顶石祠堂，基本由底（基）石、左右及后壁、顶板等组合砌建而成，规模不大，面积相似，以南向为主，少量北向。东沿村发现的两处祠堂画像石年代不同，在祠堂砌建、图像设置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发展变化，反映的祠堂数量、画像内容、刻铭文字等亦较丰富，体现出汉代祠堂的推广普及，折射出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墓外祭祀的发展，对研究汉代墓外祭祀活动及相关内容提供了重要参考。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原丰、陈钊、李长勇三位先生帮助拍摄相关照片，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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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笔者在整理该处出土祠堂画像石时发现，正文关于第4-7石的序号与文中用图关于四石的序号描述不甚统一，笔者以正文序号为准。文中图八第6石为正文第4石，图九第7石为正文第5石，图六第4石为正文第6石，图七第5石为正文第7石，特作说明。

［5］王化民.宿县宝光寺汉墓石祠画像石［C］//文物研究（第8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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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J］.考古学报，1993（4）.

［9］蒋英炬，吴文琪.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2，3，119-127.

［10］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班井四号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09（3）.

［11］资料公布该石高、宽为72厘米，为画像尺寸，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陈列该石的说明为高77厘米，宽74厘米，本文以此为准。

［12］资料公布二石高、宽为画像尺寸，《徐州汉画像石》一书对相关画像石具体尺寸有描述。徐毅英.徐州汉画像石［M］.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87.

［13］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琪.孝堂山祠堂［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14］山东省石刻艺术馆，蒋英炬，杨爱国，蒋群.朱鲔石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5］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J］.考古，1981（2）.

［16］王德庆.江苏铜山东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通讯，1957（4）；王德庆.江苏发现的一批汉代画像石［J］.文物参考资料，1958（4）；徐建国.徐州汉画像石室祠建筑［J］.中原文物，1993（2）.

［18］朱永德.皖北“抱鼓石”形汉代画像石祠堂［C］//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85-490.

［19］郝利荣.徐州新发现的汉代石祠画像和墓室画像［J］.四川文物，2008（2）.

［21］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J］.文物，1979（9）；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J］.文物，1982（5）.

［22］马汉国.微山汉画像石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0-31，36-39.

［23］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大庙晋汉画像石墓［J］.文物，2003（4）.

［24］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J］.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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