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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反映的木构桥梁研究

刘杰、柴洋洋、刘小荷（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

原文发表于《文物》2019年第3期，65-75页。

汉代是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现有文献和考古材料看，至迟于东汉晚期梁桥、拱桥、索桥三大桥型[1]已形成，且大量为木结构桥。而汉画像（画像砖、石及墓室壁画）所提供的桥梁形象，更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反映了汉代桥梁的面貌。本文通过搜集汉画像中的木构桥梁形象，结合已出土实例和相关文献记载，试图探讨汉代木构桥梁的形式、结构及装饰问题。

—、汉画像中木构桥梁的形式及结构

已有桥梁史研究基本以桥梁结构形式进行分类，如《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就将桥梁分为梁桥、拱桥、索桥、浮桥等几大类，每类中又因主要结构材料的不同而进行了区分，如梁桥下包括木梁桥、石梁桥，木梁桥下包括木梁柱桥、木梁墩桥、木伸臂梁桥[2]。汉画像以浮雕或壁画形式表现历史故事及宗教主题，因此大多数实物只能被高度概括地表现，包括一座桥梁的真实结构和材料，较难准确绘出。鉴于此种情况，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桥梁形象基础上对其结构做合理推测，这也符合中国木构形式与结构相统一的特点。直观看，汉画像中木构桥梁的形式主要有5种：平桥、折边桥、弧桥、梯桥和廊桥。

1.平桥

平桥，或称平梁桥，即将无高差变化的平梁直接放在两端的桥堍或桥墩上，是形式最简单原始的木桥，结构上属于简支木梁桥。实例如山东邹城南落陵村出土的西汉“乐舞、断桥、楼阁”画像石（图一）[3]中段上所绘的“断桥”即为一座木平桥，桥为单跨且未设护栏。

2.折边桥

折边桥，在汉画像中出现最多，即中间为平梁两边为斜梁，斜梁一端斜撑平梁，一端支撑在桥堍上。其中，一类在平梁下设石制或木制的桥柱或桥墩支承，结构上属于多跨简支木梁桥，如山东苍山县（今兰陵县）出土的东汉“豫让刺赵襄子”画像石（图二）[4]、“胡汉战争”画像石（图三）[5]、“车骑过桥”画像石（图四）[6]中描绘的桥，有的在桥柱上设斗拱，并绘出桥板的圆形或半圆形端头；另一类在平梁下则无支承，如非工匠刻意省略，则结构上属于八字木撑架桥，如山东临沂吴白庄村出土的东汉“车骑过桥”画像石中描绘的桥（图五）[7]，其与战国至两汉时期砖室墓从梁式向拱券式发展过程中的三折边拱券结构相似（图六）[8]，现存此形式石桥在浙江绍兴、丽水、金华和台州等地亦不罕见，如浙江临海黄坦镇大善桥（图七）[9]。

属于前者多跨简支木梁桥的折边桥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即桥面下有桥柱数排，每排数根均被刻划出，如四川成都跳蹬河街道出土的东汉“车马过桥”画像砖（图八）[10]中描绘的桥，每排桥柱上置横枋，枋上顺桥身方向搭梁，再上铺桥板，桥板端头呈三角楔形[11]；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东汉墓室壁画描绘的“渭水桥”[12]（图九）[12]，其原型渭水三桥遗址在近年的考古研究中已被证实，均保留有桥柱遗存，其中西渭桥（马家寨渭河古桥）桥柱遗存呈32排、11列竖立在河床中[13]，可与壁画形象相参照。这种桥型的实例还可见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前的鱼沼飞梁，但为石构（图一〇）。

属于后者八字木撑架桥的折边桥，如前文提及的吴白庄村出土的“车骑过桥”画像石中的木桥与复道相结合，一层复道在河道处断开，车马通过木桥跨过河面抵达对岸，二层复道与桥面连通，步卒亦可来往于两岸（图一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桥跨越如此宽度的河流且与复道结合却无桥柱等支承，结构上并不合理，很可能是刻工为了表现桥下捕鱼图而省略了桥柱。

此外，平桥逐渐向折边桥过渡，从功能角度看，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桥梁中部可能作为礼仪性空间，为强调其重要性而将平面抬升；二是为桥梁下部河道通航所做的适应性改变。

3.弧桥

弧桥，古代也称“曲桥”，即桥板面在纵向截面上呈现弯曲的弧形木桥。不少汉画像研究者将弧桥笼统地归为拱桥，从结构意义上讲并不准确。汉画像上的弧桥结构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桥面下有桥柱或桥墩支承的梁桥，可被划分为多跨简支木梁桥的结构类型，至迟于宋代有“骆驼虹桥”之称[14]，如河南新野樊集乡出土的东汉“泗水捞鼎”画像砖（图一二）[15]、四川成都新农乡出土的东汉“车马过桥”画像砖（图一三）[16]中描绘的桥，前者桥下施两根带斗拱的柱支承，后者桥下施两排立柱支承。这类桥型后世一直都有出现，如甘肃敦煌莫高窟盛唐第148窟壁画所绘弧桥（图一四）[17]、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代木桥（图一五）[18]、宋画《金明池争标图》所绘弧桥（图一六）以及始建于元代的木梁石柱的上海金泽镇迎祥桥（图一七）等，均属此类。

第二类是桥面下无桥柱、桥墩，但有撑架，结构上是介于梁桥和拱桥之间的撑架木拱桥，如四川彭州义和乡搜集的东汉“车马过桥”画像砖（图一八）[19]中描绘的桥，桥下无立柱，而以直线和圆点隔出两个倒梯形格，格内分别浮雕龙、虎，笔者倾向认为此格表现的是人字撑。后世山西临汾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中元代壁画中描绘的木桥（图一九）[20]也属此类，不同的是此类桥用人字撑的同时，还设梁、柱支撑。

第三类桥侧面表现出X形或称“义”形纹，形似弧形木桁架桥，其中有单跨桥，如河南新野樊集乡出土的东汉“泗水捞鼎”画像砖（图二〇）[21]、“平索戏车”画像砖（图二一）[22]中描绘的桥；也有下有桥柱的多跨桥，如河南新野樊集乡出土的东汉“双索戏车”画像砖（图二二）[23]中描绘的桥。唐寰澄曾对“平索戏车”图中的桥作过解读：“粗看此桥与柏拉第奥系统的e式（图二三）[24]很相似，所以有人猜想是一座交叉腹杆的木拱桥。我们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但是和其他同时代的浮雕相比较，它极可能是一座拱形桥面的多孔木梁桥。桥下柱因被其他画面相挤而被省略，桥边图案是木梁桥防雨的木或砖挡水板上的装饰。”[25]关于中国早期是否出现过木桁架结构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刘叙杰曾就秦咸阳宫二号建筑遗址F4室内跨度达到近20米的现象指出“很可能当时采用了由两榀梁架组合的复合梁架，来解决这一大跨度问题”[26]。笔者认为就当时的建筑技术而言，普通的组合梁架很难达到如此跨度，故推测所谓复合梁架很可能就是木制桁架。至北朝时期，在敦煌莫髙窟壁画中常可寻见建筑檐下有桁架式构件（图二四）[27]，只是目前尚未见到弧形桁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画像中此类桥整体在人物脚下，排除了其上弦杆、腹杆为栏杆的可能，与柏拉第奥e式不同，后者实例可见18世纪巴黎附近的蓬乃勒（Bonnelle）花园中的桁架木拱桥（图二五）[28]。

4.梯桥

梯桥，即单边或两边层叠出挑，形如阶梯的木桥。木梯桥采用圆木或方木纵横相隔叠构，由岸边或桥墩层叠向河床中心挑出，结构上属于伸臂木梁桥。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在中国，伸臂梁桥的结构技术可以追溯到汉画像石上所表达的梯桥[29]，如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的东汉“梯桥”画像石（图二六）[30]中描绘的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段国《沙洲记》载：“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相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31]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伸臂木梁桥记载。

5.廊桥

廊桥，即在桥上架设廊屋形成，桥体结构可采用简支木梁、伸臂木梁、木拱、木撑架等形式，现存明代以来的木廊桥多为伸臂木梁桥上架设廊屋。汉画像上的木廊桥如山东微山沟南村出土的西汉晚期“泗水捞鼎”画像石（图二七）[32]，以中间桥面分为上、下两层，桥面以上为廊屋，右侧有楼梯可通地面，桥面以下中间设两排桥柱支承，桥柱两侧有斜撑，斜撑上站人分别从两侧牵绳，以将桥柱之间的鼎从水面拉起；相似者还见山东邹城卧虎山出土的东汉“泗水捞鼎”画像石（图二八）[33]，但未绘出通到桥面的楼梯，且桥柱未深人水底，或可能省略，或可能为伸臂木梁桥结构。近年考古发现的四川成都金沙村汉代廊桥遗址，桥柱呈10排6列，桥廊形制虽不能明确，但从遗留的建筑材料看，墙体为竹编的木骨泥墙，屋面覆板瓦和筒瓦，进一步证实了汉代木廊桥的存在[34]。与之结构相同的还有成都市区盐市口汉代木廊桥遗址所出者。

笔者认为，廊桥、阁道或复道，都是干栏建筑的一个类型或一种形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燕乐纹椭杯上的高台建筑形象类似廊桥（图二九）[35]，究其实质都是阁道的营造技术[36]。另朱永春与笔者合撰文章对东汉《开通褒斜道碑》中记载的“桥阁”亦有过考论，认为“桥阁”即今日所称“廊桥”[37]。

二、汉画像中木构桥梁的建筑艺术

汉画像中的简支木梁桥少数以桥墩，多数以桥柱支承，后者又分为简单的桥柱和柱头加斗拱的桥柱两类。

汉画像中木构桥梁的栏杆已基本发展完备，具有寻杖、望柱、栏板、地袱等构件（图三〇）。可能出于描摹的方便，汉画像所见栏杆多为简单的“直栏横槛”式，也有个別斜撑式栏杆。前者有的为通长寻杖，下承以蜀柱；有的则为望柱之间连接寻杖，寻杖下再以蜀柱承之。

汉画像中还反映出在重要桥梁之桥头两端常常设置华表（图三一）。华表上端形状呈桃形和斗形两种，有的还在斗形物或柱端立凤鸟，后世《清明上河图》里木拱桥两端也设有华表，至于其是装饰还是候风鸟，学界尚有不同意见[38]；不过，宋代及其以后桥梁两端设置华表的形制当可追溯至此。

三、结语

汉画像石、画像砖上所反映的木构桥梁，从形象看，可以分为平桥、折边桥、弧桥、梯桥及廊桥，经过进一步分析，可初步判断这些桥的结构形式包括简支木梁桥、多跨简支木梁桥、八字木撑架桥、撑架木拱桥、弧形木桁架桥、伸臂木梁桥几种，其中桁架桥还有待更多证据考证。此外，桥柱、栏杆、华表等部分的做法与形式，也体现了汉代桥梁在建筑艺术层面的水平。

注释：

[1]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第10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

[2]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33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両像石全集2·山东汉画像石》，图七八，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4]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汉画像石》，图一一五，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5]同[4]，图一一三。

[6]同[4]，图一〇三。

[7]同[4]，图一二。

[8]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69页，图46，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

[9]夏祖照《古桥神韵》，第49页，图9，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图五，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

[11]唐寰澄曾对楔形木块做出推测性解释，文中提及“作者过去曾理解为‘桥面木料每隔一块作成楔形，可能是用以增加桥面的弹性。’现在认为这一理解并不合于桥梁结构。应该是密排的横板面板端部所钉上的通长防雨和装饰板，板上所刻的图案”。同[2]，第42页。

[12]傅熹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第171页，图4-49，科学出版社，2008年。

[13]梁云等《汉渭河三桥的新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4期。

[14]“骆驼虹桥”之称可见于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楣，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

[15]《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砖全集·河南画像砖》，图一〇六，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

[16]同[10]，图七。

[17]同[1]，第28页，图2-9。

[18]同[1]，第29页，图2-11。

[19]同[10]，图六。

[20]唐寰澄《中国木拱桥》，第15页，图2-4，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21]李合群《中国古代桥梁文献精选》，第20页，图2-10，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

[22]同[15]，图一二三。

[23]张道一《画像石鉴赏》，第189页，图138，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24]同[20]，第6页，图1-7。

[25]同[20]，第19页。

[26]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第36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27]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第18页，图5，商务印书馆，2001年。

[28]陈志华《外国造园艺术》，第301页，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

[29]刘杰《李约瑟中国古代木构桥梁研究的评述》，《2015建筑历史研究与城乡建筑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30]同[3]，图四四。

[3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42页，中华书局，2007年。

[32]同[3]，图五七。

[33]朱存明《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第63页，图3-13，商务印书馆，2017年。

[3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汉代廊桥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09年。

[35]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第86页，图四，文物出版社，1998年。

[36]刘杰《江南木构》，第131-135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37]朱永春、刘杰《汉代阁道与廊桥考述》，《建筑学报》2011年S2期。

[38]王冬松《对〈清明上河图〉中“木杆立鸟”装置的解读》，《装饰》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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