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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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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汉代移民研究
——以新都东汉崖墓出土“石门关”题刻为视角
霍巍
原文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4-10+153页。
摘要:新都东汉崖墓中出土的“石门关”题刻是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有关四川汉代移民的重要文字材料,它与四川省博物馆内收藏的另一件汉代墓葬石刻可以相互对照,和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M3墓主人题记内容也有共同之处,反映出汉代中原北方地区向蜀地移民的一些具体情况,并且也补充了文献记载所未能体现的某些细节,是有关汉代交通史、移民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出土“石门关”石刻所反映的“聚族而葬”的丧葬习俗对汉代四川丧葬文化的影响深远;“石门关”题刻出土地新都位于中原通向蜀地主要的交通要道,反映了移民文化对成都周边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汉代交通;移民史;崖墓;迁徙;聚族而葬
2002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三河镇互助村抢救性地发掘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崖墓,其中的第三号墓是一座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侧室构成的多室墓,墓门为双层门框,以双扇石门封门,石门皆以整块青石凿成,每扇石门高1.91、宽1、厚0.145米,在右门的背面发现刻写的题铭,共计74字,上端刻有竖写的隶书“石门关”三字,下端刻出一长方形的框,框内竖刻隶书五行,共56字,经识读为:“惟自旧忯,段本东州。祖考倈西,乃徙于慈。因处广汉,造墓定基。魂零不宁,于斯革之。永建三年八月,段仲孟造此万岁之宅,刻勒石门,以示子孙”。在这段题铭的右侧方框外,还另刻有一竖行字:“段仲孟八十一以永和三年八月物故。”[1]考古资料正式公布之后,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学者对这一题铭的文字和内容进行过考释。[2]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秦汉时期的四川移民这个角度,对这座崖墓和墓门上所刻的这通文字再做一些讨论。
一、与新都出土“石门关”性质相类似的汉代题铭
首先有必要指出,新都三河镇互助村东汉崖墓出土的“石门关”题铭,在四川地区的考古史上并非孤例。与之性质相类似的汉代墓葬题铭,也曾在四川成都及其附近地区有过发现。1994年,四川大学考古系张勋燎教授撰文指出,他曾在四川省博物馆内发现其收藏的墓门门枋石刻两块,两石门枋高195、宽27、厚15厘米,两石侧面分别刻有青龙、白虎图像,右枋正面刻字三行,满行长98厘米,31字,共64字。左枋刻字三行,满行长67厘米,18至20字不等,共40字。经张勋燎教授释读,其右枋所刻文字为:“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作冢以劝后生。工匠杨顺,子孙”;左枋所刻文字为:“兄弟兴盛,进□□宫,拜爵二千石、令、长、丞。继建左师门立阙作冢,以劝后生者。工师杨顺,子孝,寿如金石。”他认为这两块门枋石上的刻文加有剥蚀缺泐,但大部沿清晰可识,文字中虽无纪年,“但从画像和字体风格观察,当属东汉遗物无疑”[3]。
很显然,四川省博物馆藏的这两块东汉石门枋(以下简称“省博石枋”)所刻文字和新都所出土的“石门关”铭文,都是刻写在东汉时期墓葬的墓门之上,属于建墓者有意为之,意在显示墓主祖先的生平并昭宣于后世,一来祈求死者的亡灵在地下安稳;二来祈求子孙后代兴盛多福,其性质是相同的。细读两墓石刻文字,从行文格式到主要的表述内容也多有相似之处。
例如,石门关首先追忆了墓主的生平来历“惟自旧忯,段本东州。祖考倈西,乃徙于慈”,其大意是说墓主人的祖先是来自“东州”的段氏,从西而行,最后来到汉代的广汉郡定居(汉代新都属于广汉郡)。省博石枋也是开篇便叙述其墓主人的祖先,是西汉高帝吕后(雉)的两个族侄——周吕侯吕禄和建成侯吕怠(台),因罪(“征过”)迁徙到蜀地的汶山。
接下来,石门关铭文讲叙段氏后裔的段仲孟于东汉永建三年(永建为东汉顺帝刘保年号,永建三年即公元128年)八月在此(广汉郡新都)“造墓定基”,以使死者飘浮不定的灵魂在此得到安宁(“魂零不宁,于斯革之”),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使其所营建的墓宅成为“万岁之宅”,以利子孙。而省博石枋也是紧接着描述吕氏之后裔在蜀之汶山“造墓藏丘冢”“立阙作冢”,其目的也是企求“以劝后生”,使其封官拜爵,官至“二千石、令、长、丞”,且“寿如金石”。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也和两墓石刻文字内容相关,那就是这两处墓葬都流行东汉时期死者亡灵可以佐护生人的这种思想观念,盛行“聚族而葬”丧葬习俗。出土“石门关”铭刻的新都三河镇互助村第3号东汉墓(编号M3)同时发掘出土的一共是四座墓(编号HM1~4),魏启鹏先生曾经推测,这处墓地“有可能就是包括了段氏在内的几个家族墓地”[4],但因在墓地其他几座墓中未发现段氏之外其他家族的铭文材料,这个推测还无法坐实。不过,仅就出土石门关的M3而言,从考古出土材料也可以肯定是一处段仲孟生前预建的墓宅,在永和三年(永和也为东汉顺帝年号,三年即公元138年)八月,也就是八十一岁的段仲孟在其生前预建了这处墓宅的十年之后,不仅他本人葬进了这座墓宅,在其先后葬入的,还不止他一个人。据考古发掘报告,这座墓葬是一座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侧室构成的多座墓,在墓的前室西南部放置有一具陶棺,中室西部也放置有一具陶棺,另在前室西侧东南部还放置有一具画像石棺,只是遗憾的是报告中没有提及人骨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这几具棺内是否葬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死者,所以也无法确定他们与段仲孟之间的关系。但是,发掘者根据“石门关”文字材料推测,墓中的画像石棺可能为段仲孟的葬具,而其他陶棺的存在,“说明此墓的使用时间较长”[5],我的理解,作者这句话的意思也可转译为“葬入的死者至少不止段仲孟一人”,结合墓中同时发掘出土多具棺材来看,表明M3也应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多人合葬墓。
省博石枋原来的墓葬因为缺乏考古出土背景材料,信息极少,但张勋燎教授从石枋刻文上有“立阙作冢”以及“工师杨顺,子孝”等情况推测:“第一,石刻所在的墓葬原来在地面还另有附属的石阙建筑,规模巨大,宏伟壮观。其次,此墓建筑工程是由当时政府工官机构负责人经办完成。”[6]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这处吕氏后人的墓葬地面建有石阙、规模很大,就很可能也是一处东汉时期以“家族合葬”为特征的多人合葬墓。
与上面两例刻写在石门和石门枋上的东汉崖墓题铭性质十分相近的考古出土资料,还可举出另一个例证,即四川中江县东汉塔梁子崖墓群中的第三号墓。中江塔梁子崖墓群共清理了九座崖墓,已先后公布发表了调查简报与正式的考古报告。[7]这九座崖墓中,编号为M3的一座崖墓规模最大,有前后多个主室和侧室,在墓内发现了壁画及榜题。根据墓葬形制、规模以及出土器物,可以判定其为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墓内第三室第一幅壁画上方,残存有墨书的榜题文字:“先祖南阳尉,□□土乡长里汉太鸿芦文君子宾、子宾子中黄门侍郎文君真坐与诏,外亲内亲相检厉见怨。□□诸上攽颠诸□□□□□□,绝肌则骨当□。□父即鸿芦,拥十万众,平羌有功,赦死西徙,处此州郡县乡卒”。有关M3内的壁画榜题,已有学者结合壁画内容、墓内画像等作过一些考释[8],很显然,这也是一处墓主人先祖从北方中原地区因获罪“赦死西徙”迁徙流放到此之后,由其后世所营建的东汉墓地。虽然这组文字所在的位置不是刻写在崖墓的石门和门枋上,而是采用墨书的方式题写在墓室之内的壁画上方,但文字内容也是追述墓主先主的生平,纪念和缅怀其功迹,和新都石门关以及省博石门枋上的刻文性质有相近之处。
综上所述,新都“石门关”题铭的出土,结合既往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四川汉代崖墓所出土的这些文字材料当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墓主的身世来历,以及相关的交通线路、丧葬习俗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墓葬题铭与汉代巴蜀地区的移民
“石门关”和上举其他两例四川汉代墓葬题铭材料当中,反映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墓主人的先祖都不是四川当地的土著,而是从东方或北方西迁至蜀的“异乡之客”,折射出历史上四川古代(尤其是秦汉以来)中原地区向巴蜀移民的一个宏大背景。
秦汉时代,随着巴蜀地区进入到中原政治版图之后,秦代中央王朝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大规模地向这块新开拓的疆土实行移民。早在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到咸阳,另一部分则迁徙到巴蜀地区,甚至将蜀西北方向的氐、羌族首领也移至蜀地。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郝王元年(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9]同书又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10]《太平御览》卷166引《蜀记》也载:“秦灭楚,徙楚严王之族于此,故谓之严道。”[11]《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吕凯条下引孙盛《蜀世谱》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12]
汉承秦制,也向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大举移民,实行“迁徙豪强”的政策,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两次,但最后是否成为真正成为事实不得而知。[13]上面举出的包括新都“石门关”在内三例东汉墓葬中的题铭文字,其重要意义和史料价值在于,这是以具体、可靠的考古材料,确证了汉代迁徙罪犯和“豪杰”于蜀地的事实,并且还提供给我们一些文献不载的细节。从总体上看,汉王朝向蜀地的移民至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带有流放、惩罚性质的移民,如省博石枋和中江塔梁子崖墓的先祖,都是因为犯罪而被强行迁徙;第二类,是非惩罚性质的移民,但往往也与“豪杰”“豪强”之类具有一定势力的大家族有关,或许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新都“石门关”崖墓的先祖大概就属此类。
第一类情况如省博石枋刻文中所见的墓主人先祖,即文中提到的“吕禄”“周吕侯”“建成侯”等,都是文献记载西汉吕后家族诸吕的姓名和封号,张勋燎教授对此已作过十分详细的论证,兹不赘叙。这是目前所见汉代因犯罪(“征过”)而被流放四川的汉代移民中地位品级最高的一例。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吕后(雉)因其父兄跟随汉高祖刘邦在创建汉王朝的过程中均有大功,故她本人成为高后,吕氏族人也皆受爵禄。在汉高祖去世之后,吕后曾专政一时,吕氏家族随之势力显赫,但很快被汉高祖旧臣联合汉军将领将其诛灭。如同张勋燎教授所言,在省博石枋刻石中所记吕禄兄弟和建成侯吕怠等“征过徙蜀汶山”之事在传世文献中并无记载,但“此石刻虽为东汉遗存,但却为吕怠和吕禄兄的子孙追叙先人世系、封爵、名字,所据乃家传族谱资料,且系汉刻原石,距史事发生之时未远,非若史书之为族外人叙记,又历经展转传录翻刻易成颠倒错乱者可比”[14]。因而此石所刻文字所记载的史实不仅可信,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群三号墓墓主的先祖,也属于因罪而流放、迁徙到蜀地的汉代高级官吏。墓内的墨书题铭中称其先祖曾做过“南阳尉”,后世还有人做过“汉太(大)鸿芦”“中黄门侍郎”等官吏,墓主人的父辈又继大鸿芦位,曾经“拥十万众,平羌有功”,看来是东汉时期平定所谓“羌乱”中带过兵的首领,后犯死罪但因功获免,被流放到西蜀,最后老死异乡,其后人被安葬于蜀地的“州郡县乡”。东汉时期的太(大)鸿芦一职,是主国内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其所犯何罪不得而知,但被免于一死之后,仍被流放到蜀地,这和文献中秦汉时代常常将犯罪的贵族、高官和所谓“豪强”之属流放蜀中的历史记载是吻合的。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晋宁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柯、越巂。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15]
新都出土“石门关”所在墓葬中死者的先祖,从石门上的刻文中未见其有因犯罪而被迁徙的记录,与前述两例墓葬死者的先祖情况有所不同,可能属于被迁徙的“豪强”或自发性移民一类。从石门关刻文中“惟自旧忯,段本东州。祖考倈西,乃徙于慈。”的这段文字来看,其先祖原籍“东州”,由西迁徙而来。这里所讲的“东州”,有学者引《后汉书·皇后纪上》:“东州饥荒”条下李贤注,认为是特指北方青州之北海国一带;又引《后汉书·郑太传》称“东州郑玄学该古今”条下李贤注云:“玄,北海人(郑玄古乡高密属北海国),故云东州”,因而主张“东州即指北海一带,乃战国时田齐疆土”[16]。笔者认为,此处的“东州”,显然是一个泛指,广义上是指位于川西平原以东的中原或所谓“河东”地区,不一定确指某个具体的地点。与之情况较为接近的是四川郫县出土的另一方东汉时期的碑刻《王孝渊碑》,这块碑刻上记载了王孝渊先祖的来历:“永初二年七月四日丁已,故县功曹椽□□孝渊卒。呜呼!□孝之先,元□关东,□秦□益,功烁纵横,汉徙豪杰,迁□□梁,建宅处业,汶山之阳。”[17]碑文中所言的“关东”,也是一个泛指,并非具体的地点,但显然是泛指中原之关东地区。两者之间唯有不同者,是段氏未见被称为“豪杰”,而王孝渊家世显为汉代之“豪杰”。秦汉时期迁蜀的“豪杰”或“豪强”,通常都是当地具有一定势力的富商大贾或者世家豪族,他们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往往都是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前文中我们曾分析了石门关所在的东汉墓葬中的“段氏”因为也具有这个丧葬习俗上的特点,所以笔者推测死者先祖“段氏”的身份地位大约也不是一般的平民,很有可能也是具有一定身份等级的大族之家,作为汉代迁徙“豪杰”或“豪强”的举措而被迁至新都定居的可能性很大。
三、从石门关石刻看四川汉代移民的分布与迁徙路线
石门关石刻的考古发现,还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这些来自异土它乡的移民进入四川盆地之后,其分布情况如何?是否可以从中大体窥见其迁徙的路线?
罗二虎教授认为,秦代的移民因为秦在川西平原上依秦制建立有成都、郫、临邛等三座城邑,因此推测当时的秦移民应主要居住在这个三角地带及其周围地区,南边可能还延伸至今四川乐山市和峨眉山市一带。进入西汉,移民的分布范围已经扩大到川中地区和川南、川东的长江沿岸地区。东汉以后,其分布已遍及四川盆地和汉水谷地。[18]如按这一规律,似乎这些中原的移民是首先进入到蜀地的中心区域,然后再向四方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但是,从上述东汉墓葬中所出土的题铭文字来看,不排除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即这些中原移民首先是被安置于远离成都的边远地区,然后经历数代人的发展之后,才逐步进入到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
从碑铭文字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被迁徙到蜀地的中原罪犯和“豪强”之家,最初似多被安置在距离成都较为偏远之地,笔者推测,这一来可能是为了保证首府成都的政治安宁与稳定,二来也是汉代地方政权有意识地加强对这些“中原来客”的控制,消解其势力和影响之举。如前述省博石枋门上所刻文字表明,吕氏家族最初是“徙蜀汶山”,按照张勋燎先生对此的解释,这个“汶山”,即可能指的是汶山郡,也可能如《王孝渊碑》碑文中所说的“汶山之阳”之类的概念,指的是靠近汶山之某地。[19]而这两个概念无论何者,都是位于成都平原北面今茂县、汶川一带。中江塔梁子崖墓第三号墓墓主的先祖,也是定居在中江一带。前文中所引的楚严王之族被迁徙到“严道”,则在今四川雅安荥经。秦灭六国之后从山东和赵国徙蜀的程氏、郑氏和卓氏,后来以冶铁致富,最初也是被迁徙到蜀之临邛[20],即今四川邛崃县境,这些地点均距离蜀郡的政治中心成都相对较为偏远。
据考古和历史学界诸多学人的研究,从商代晚期至汉初,秦举巴蜀和统一六国以后向蜀地的移民,主要还是依靠从陕西关中地区到川西平原之间的“五尺道”“金牛道”(也称为“石牛道”)、“褒斜道”等道路。如宋治民教授所言:“从商代晚期至汉初,自关中地区翻越秦岭到达蜀地这条路线是一条便捷的通道,大约在战国时经大力开通,已成为一条交通大道了。”[21]这条路线的走向从现陕西汉中出发,南至四川广元,在此可分为两路:一路沿嘉陵江向西南,在昭化脱离嘉陵江河谷进入剑门关,经剑阁、梓潼、绵阳、德阳、广汉、新都诸县市,最后进入成都;另一路出广元东南,在阆中转盐亭、三台、中江、金堂、新都,然后抵达成都。而无论从广元至成都的两条支线中的任何一条,都最终要汇合于新都,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新都堪称成都的“北大门”,也是这条南北交通路线上的重要门户。前述中江塔梁子崖墓和新都石门关崖墓都是位于这条路线上,暗示出这些来自中原北方地区的墓主人可能也是沿此大道进入蜀地。
而新都段氏,则是在目前所知的有明确记载的东汉碑铭石刻文字中,最为接近蜀地秦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府成都的一例移民资料。从新都石门关石刻发现地三河镇互助村的东汉段氏墓刻文中“因处广汉,造墓定基。魂零不宁,于斯革之”这句话可知,在经历了辗转迁徙之后,段氏在广汉郡之新都定居下来,并在此“造墓定基”,使死者灵魂从此得到安宁,为子子孙孙死后合葬于此定下“千秋宅基”,表明其家族已经于此永久性地扎下根来。段氏先祖从北方迁徙到四川之后,能够最终进入到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定居,和前文所论的吕氏家族后人、中江塔梁子崖墓墓主的先祖、王孝渊碑所载王氏先祖等在蜀地定居的地域相比较,显然情况各异,至于是否与段氏先祖的身世、家境、职业、迁徙原因等具体因素有关,囿于材料有限,就不便多作推测了。
结语
综上所述,新都东汉崖墓中“石门关”石刻文字的出土,其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又一例关于汉代向蜀地迁徙移民的考古实物资料,既与过去在四川省博物馆内收藏的另一件汉代墓葬石刻可以相互对照,也和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墓主人题记内容具有共同之处,反映出汉代中原北方地区向蜀地移民的一些具体情况,并且补充了文献记载所未能体现的某些细节,是有关汉代交通史、移民史的珍贵考古实物资料。
第二,从出土“石门关”石刻的墓地和墓葬情况来看,体现出东汉时期大家豪族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习俗,这一习俗对于汉代四川丧葬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迄今为止在四川地区发现的东汉崖墓中,多见这一习俗的流行,其源头应当来自中原北方地区,由这些迁徙而来的汉代移民带到西蜀。
第三,“石门关”石刻所在的东汉墓葬出土于四川成都市近郊的新都,是汉代移民中有翔实文字记载的最靠近蜀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一例,它位于周、秦、汉以来中原通向蜀地主要的交通要道上的交汇之所、最后门户和心腹之地,对于认识成都和新都地方史上的“移民文化”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是颇有价值的。随着今后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历史大轮廓之下的若干细节也会更为丰富。
注释:
[1]有关考古发掘情况可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互助村、凉水村崖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6-358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9期,第36-56页。
[2]魏启鹏:《新都廖家坡东汉崖墓〈石门关〉铭刻考释》,《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第70-71页;连劭名:《成都新都东汉墓〈石门关〉铭刻考释》,《文博》2004年第1期,第34页。
[3]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125页。
[4]魏启鹏:《新都廖家坡东汉崖墓〈石门关〉铭刻考释》,《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第70-71页。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9期,第36-56页。
[6]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07-125页。
[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第4-33页;考古报告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中江塔梁子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8]可参见王子今、高大伦:《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考论》,《文物》2004年第9期,第64-73页;宋治民:《四川中江塔梁子M3部分壁画考释》,《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第53-55页;谢崇安:《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第34-39页;霍巍:《襄人与羌胡——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榜题补释》,《文物》2009年第6期,第67-72页等文。
[9][10]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94页,第225页。
[11]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809页。
[12]陈寿:《三国志·蜀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63页。
[13]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22页。
[14]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17页。
[15]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393-394页。
[16]魏启鹏:《新都廖家坡东汉崖墓〈石门关〉铭刻考释》,《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第70-71页。
[17]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第67-71页。
[18]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75-76页。
[19]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22页。
[20]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25页,刘琳注[三]。
[21]宋治民:《试论周秦汉时期中国西南交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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