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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渠首出土石人相关问题探讨

刘文强　徐　军

原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01期，第133-142页。

【摘　要】都江堰渠首历年来共计发现5尊石人立像，均属东汉晚期。李冰石像为公元168年所造，持锸石人像可能和其年代相近，其余三尊无头石人像可能和建安四年碑的年代（公元199年）相距不远。李冰石像与持锸石人像较为写实，似有刻画蓝本，或为“三神石人”的一部分，其他三尊无人头像不需非要有特定的写实对象，更趋向一种态度的表达，当非“三神石人”。文章从五尊石人及其相关出土文物的整体视角对都江堰渠首出土石人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此五尊石像均与测量水位无关，应为地面建筑中的立人像。

【关键词】都江堰；渠首；石人像；三神石人；镇水；李冰【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9）1－0133－10

自1974 年发现李冰石像起至今，都江堰渠首位置先后4 次出土了共计5 尊石人造像，包括1974 年1 尊1、1975 年1 尊2、2005 年2 尊以及2014 年1 尊3。此5 尊石像，高约2 米上下，均出土于都江堰鱼嘴外侧的渠首外江区域（图一）。五尊石人造像大小相似，圆雕手法类同，出土位置相近，年代基本一致，对当时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河道位置、运作、祭祀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李冰石像还有明确的题铭，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建、维护、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鉴于此，本文特将历年渠首发现的石人造像综述如下，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既往研究

李冰石像发现之后，先后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分析。如王文才先生在1974 年李冰石像资料刊布之时就曾撰文对其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李冰石像的出土为秦时湔堰遗址的具体位置确定提供了实物资料，并认为李冰石像的功用可能和测水则有关。4之后唐光沛先生撰文对李冰石像题铭所刻陈壹的官职进行了探讨，并对三神石人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李冰石像可能为测水则之用的推测功用进行了质疑，并认为李冰石像当为石像题刻所述“三神石人”其中一尊，“三神石人”中的另两尊可能为夏禹和开明的石像。51991 年张剑先生曾从书法艺术以及人伦教化的角度对李冰石像进行了分析，认为石像题刻具有桓灵书风，石像造型端庄肃穆，面带笑容，在当时有着人伦教化的积极作用。6其后刘星辉先生综合分析了1974、1975 年先后出土的两尊石人像，认为两尊石人像或有主像从像之分（李冰石像为主像，持锸石人像为从像），此两尊石像或为“三神石人”的其中两尊，并认为《华阳国志》所载的“三石人”或为“三神石人”的讹传，因当时尚未发现其余几尊无头石人像，因此其研究未涉及其余几尊石像。7 2002 年周九香先生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李冰石像的题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释读，并认为此尊“三神石人”当为纪念、祭祀李冰的石像。8在2005 年新的2 尊石像出土后，李绍明先生综合梳理了此时陆续发现的几尊石人像，认为其中一尊为李冰像（即李冰石像），余三尊为神像，而这些石像的功用也是多方面的，李冰石像是纪念和祭祀李冰的，余三尊非白沙邮测水的“三石人”，但当和三石人有着功能方面的传承与引申，即有着付之于神性的镇水功能，另外三尊神像也可能和国人传统尚三，以三为吉祥数字有关。9综合而言，学界对都江堰渠首出土几尊石人像的认识一直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对于李冰题铭及其释读，虽然在官职部分依然有着细节方面的理解差异，但在题铭主体意思的释读上已大体一致；另一方面，于石人功用角度而言，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出土，也导致了在每一次出土新的石人后均会在功用推测方面有新的观点不断更新。例如在李冰石像出土之初，由于“三神石人”的题铭以及《华阳国志》有关“三石人”的记载，10有学者便自然的将二者联系起来，随着1975 年持锸石人像以及2005 年两尊无头石像的出土，在数量上超过三件的事实也让学界越来越辩证的看待此几尊石像是否测水之“三石人”这一问题。即便如此，目前学界依然有着几尊石像是“三石人”还是“三神石人”以及是否与测水则有关等方面的分歧。因此，随着近些年石人、石构件等新材料的不断出土，有必要从5 尊石人以及其相关出土文物的整体视角对渠首出土石人及其功用进行一次新的综合审视。

二、历年出土石人

（一）1974 年出土石人

1974 年迁建安澜索桥，3 月3 日在开挖外江三号桥基时，于外江渠首区域出土大型石人造像一尊。其出土位置北距原安澜索桥（现外江水闸稍北）130 米，东距外金刚堤40 米（图一，1）。出土于距河床表面约4.5 米深的卵石层中，出土时伏卧砂石之中，面部朝下，头向西。

石像为灰白色砂岩雕琢而成，出土时除个别地方有些磕碰剥落，以及局部有冲蚀痕迹外，整体基本完整。通高290 厘米、肩宽96 厘米、厚46 厘米（图二，1）。底部有一圆弧榫，残长18厘米，当为安放之用。石像头上戴冠，冠侧有方向不同的弦纹交错构成的两组三角几何形纹饰，类似于平织斜布纹。冠沿可见三重，有冠带自两侧脸部系于颈下。石像脸部稍圆，双眉浮雕，双眼刻画生动，鼻部挺立自然，嘴较小，唇上及下巴部位均有须，上为两撇状，下为八字形，两耳稍残。面部整体带有笑容，笑容和蔼自然（图二，2）。石人身着衣饰三层，均为右衽，最外层为交领直裾深衣，腰间束带，两手交置胸前，广袂胡下，袖口有三重弦纹。深衣直裾于身前一侧，足部出露于三重衣外。

石像两袖和衣襟上有隶书题铭三行，出土时部分题铭内填朱色，中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右为“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水万世焉”（图二，3）。其中“李府君讳冰”当指李冰，“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为东汉灵帝在位的第一年，即公元168 年。三行题铭明确的指出了此件石人造像的雕刻年代及造型对象。也因此，此件石像亦多被称为李冰石像。11

（二）1975 年出土石人

1975 年1 月18 日，在都江堰外江闸下开挖护滩时，再次出土大型石刻人像一尊。其出土位置北距外江闸约84 米，东距金刚堤约40 米，东南距李冰石像出土地约37 米（图一，2）此件石像亦为灰白色砂石琢成，出土时，面部朝下伏卧于距河床深约3.5 米的砂石之中，头部向西。残肩缺头，背面大部被水冲蚀，石像宽衣垂袖，腰部束带，带系飘于身前。双手出露于袖外，右上左下持鍤而立，两足露于衣外，正面衣饰上有交错弦纹形成的平织斜布纹纹饰，与李冰石像的斜布纹雕刻技法一致。石像整体残高185 厘米、肩宽70 厘米。锸高28 厘米、宽25 厘米，鍤把长134 厘米，锸柄下部似有题铭痕迹，但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12底部有一安放用的方榫。因其造型，学者多称之为“持锸石人像”。

（三）2005 年出土石人

2005 年3 月4 － 6 日，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在加固安澜索桥外江1 号、2 号桥墩时，出土两尊石人造像及一些其他遗物。13此两尊石像出土位置较近，且邻近1974 年李冰石像的出土位置（图一，3）。其均为青石圆雕而成，头部残缺。衣饰与人物造型也基本一致，均为右衽直裾深衣，直裾于身前右侧，两手均交置胸前袖内，广袂胡下，袖口有弦纹刻划，身后有燕尾形衣饰刻划，腰间依稀有腰带，局部有交错弦纹表现的斜布纹刻划，两足出露于衣外。人像底部均有榫头。其中2005-1 石像残高209 厘米、肩宽82 厘米。下部榫头略呈梯形，最宽处28 厘米、高15 厘米（图四，1）。2005-2 石像残高194 厘米、肩宽82 厘米，底部宽103 厘米、厚55 厘米。下部榫头略呈梯形，最宽处29 厘米、高10 厘米（图四，2）。此外，石像2005-2 发现有已分离底座，呈长方形，座长150 厘米、宽100 厘米，底座凹坑和石像榫头刚好匹配。

（四）2014 年出土石人

2014 年4 月24 日，都江堰管理局在实施都江堰水利工程外江河道疏浚施工时，在水利工程渠首外江闸第7、8 孔下侧减力池内发现石刻圆雕人像一尊（图一，4）。此尊石像造型风格与2005 年所发现两尊石像基本一致，为灰白色砂石圆雕，呈站立状，头部残缺，残高238 厘米，肩宽65 厘米，厚46 厘米，像底宽76 厘米（图五）。体着右衽直裾深衣，垂袖，腰束带，两手袖于胸前，身后有燕尾形衣饰刻划，正面及背面衣饰上均有交错弦纹表现的平织斜布纹，双足外露。石像底部正中有一圆弧榫头，最宽处29 厘米，最厚处23 厘米，长17 厘米。14

三、石人形制分析

（一）整体形制

此五尊石像，均为圆雕石刻立人像，尽管造型及细节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别，但依然可见如下的共同点：

（1）形制基本一致，圆雕手法相同，均为石刻立人造像。

（2）尺寸大小相似，完整高度当均在2 米到3 米之间，高于常人。

（3）衣着一致，均为直裾深衣，均系腰带。

（4）底部都有类似榫头，安装方式一致。

（5）衣饰布纹等的刻画手法一致，均为用交错弦纹来表现布纹。此外，此五尊石像出土地点相近，其他伴出品年代也一致，可以初步推断，此五尊石人，当为同一时代的遗物。而从形制方面的差别来说，李冰石像及持锸石人像细节刻画相对更细致，造型有着针对性，属于有特定蓝本的写实性石人造像；其他三尊无头石像均为双手袖于胸前的拱手侍立的造型，不需非要有特定的写实对象，更趋向一种态度的表达。

（二）衣饰分析

汉代时期已经有了完备的舆服制度，史书记载的黄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计20 余种，然而记载虽祥，但与大量出土绘画、雕刻等之上人物的衣着比较，却不完全符合。15同样的，此五件石人的衣饰在文献资料上的相关记载也不能找到完全对应的描述。

首先，李冰石像的冠饰仅从头上局部来看，便有些冠巾难辨。从石像头顶来看，似为出露冠外的发髻，乍一看整体有点像现在道教的混元巾，然而仔细观察，其有系带自头顶一直下延系于颈部，因此，其头顶应该为小冠一类的冠饰，冠下头部一周应该为裹发的巾帻。也就是说，李冰石像的头部装饰，并非原来认为的单纯一种冠，而是古代颇为流行的覆帻戴冠。其冠或为小冠，也就是束髻冠一类，头部一周的巾帻，和成都天回山东汉晚期崖墓出土吹笛俑、说唱俑16头顶的头巾有些相似（图六，1、2），和资阳天台山东汉崖墓所出陶俑17头顶的平巾帻形制较为一致（图六，3）。

其次，五尊石像的衣着，总体视之，均为右衽交领长衣。且李冰石像外衣里面可见中衣及内衣，领部及袖缘一并显露于外，符合汉代流行的定型化套装。18而仔细比较，李冰石像的前襟似有单独的一片，颇似于秦代的袍服。其余四尊则衣襟开口于身前右侧，均为直裾深衣，且身后均有月牙形的刻划，或与周汛先生所述“汉代袍服的下摆有些会裁制成月牙弯曲之状”19有些关联，亦有可能是此种习俗影响之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月牙形制的后襟。

此外，李冰石像的脸部刻画和秦俑的脸部造型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其下巴部位的胡须形制和汉代陶俑、画像石等上的人物多山羊胡的特点出入较大。其八字须的形制倒和秦俑中若干陶俑（如T1G2 ：39）的八字须20较为相似。因此，此件李冰石像造型之时，或有一定的秦人风格，甚至有李冰画像一类的原始资料予以参照。

（三）所持工具

1975 年所出持锸石人像是此五尊石人中唯一手势不同且持有工具的。其所持工具下方位置似有凹形弦纹刻画，当为汉代套于木质内里上的铁锸。此种工具在汉代遗址及墓葬中亦有较多出土21，如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墓22、彭山牧马山汉墓23以及西昌东坪汉代遗址24中均有出土，但多仅存铁质部分（图七，1-3）。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有一件带有木柄的完整铁锸（图七，4）25，其形制和此尊石像所持基本一致。此外，四川地区亦出土有多件持锸石俑或陶俑，如郫县出土的东汉持锸石俑26，峨眉山双福乡出土的持锸俑（图七，5）27等，其持锸姿势及状态，均也和都江堰出土的此尊持锸石人俑大体相同。

此种铁锸，自西汉时期便始出现，至东汉则更多，几乎贯穿了整个汉代。而此类持锸俑，在四川地区则多出土于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晚期墓葬。都江堰出土的持锸石人，大体也当属于这一年代范围。

四、伴出遗物分析

1975 年出土持锸石人像时，曾在石人旁边发现四块长方形的石块，长90-130 厘米不等、宽72-75 厘米左右、厚28 厘米。其中一方贴近石人像的石块一面边沿上有四个凹形榫槽，一面中部有直径8 厘米的圆形孔洞。这四块长方形石块与石像材质相同，均为灰白色的砂岩，因此当年的报告认为可能是与石像同时的建筑物或祠庙中神台一类的基石。28

2005 年3 月份出土两尊无头石人像时，曾于石人像附近出土石碑一通，石质构件几十个以及铁质卯件四个。石碑为东汉建安四年所刻，通高212 厘米、宽95-103 厘米、厚25 厘米。圆弧形碑额，上为浅浮雕朱雀图案，中有穿孔，孔径10 厘米。下部榫头宽25 厘米、高13 厘米、厚10 厘米。碑文竖排楷书15 行，414 字，可辨识者350 余字。为汉代隶书文字，记录了郭泽、赵汜二人受太守委派负责维修北江棚工程等事宜。29石构件多为长方体或立方体，构件上多有内大外小平面呈梯形的凹形榫槽（如图八），与1975 年所发现石构件形制一致。铁质卯件（腰铁）四个，长约20-30厘米上下，大小相似，均为亚腰形，当为石构件之间起连接固定作用的栓铁（参见图九）。此外，其中一个长方形石质底座构件，与其中一尊无人头像相近出土，其一面的中间有径30 厘米的方形孔洞，与无头石像底部榫头大小基本吻合，推测应为石人像的底座（图十）。30

2013-2014 年岁修时，虽在当时石像出土位置未有其他遗物发现，但却在鱼嘴至宝瓶口一段的内江河道中发现了大量的石质构件，其形制和以往所发现的石构件均基本一致。

建安四年碑和两尊无头石人像出土位置相近，出土深度一致，它的出土，为此两尊无头石人像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年代参照。建安四年为公元199 年，距离李冰石像的公元168 年仅31 年，而2005 年两尊无头石人像圆雕风格等亦和李冰石像一致，当和李冰石像年代相差不远，或可能和建安四年碑年代相近。同时也间接佐证了2014 年相同风格的无头石人像也应为东汉晚期的遗物。

石人底座的发现，则直接佐证了石人应当为立像的推测。

石人像周边所发现的石质构件，当与石人像年代相差不远。其石块四周凿榫槽以及用亚腰形栓铁左右连接固定、用圆柱形栓铁上下固定的做法同战国时期秦国修建灵渠的做法完全一致。31其作用也应当与之类似，当为置于水流中互相固定栓牢以发挥作用的阻水性堤坝或临水建筑基础类的石质构件。2013-2014 年内江段所发现的同类石质构件，或为与石人像周边发现的建筑构件同时期的遗物，或为同类工艺及做法的传承遗留。

五、石人题铭与文献分析

李冰石像的袖部及双手之下共有三行题铭。其中腹部的“故蜀郡李府君讳冰”指的便是郡守李冰，左右两袖的“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及“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水万世焉”当为一句，讲清楚了人物时间以及缘由和事件，即公元168 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二人为了水而造了三神石人。而此段题铭与石像本身密切相关的便是两点：一是“水”的含义，即是立石像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明确石像的作用。第二是“三神石人”的意思，可以搞清楚此尊石像本身的描述对象，同时亦对其他几尊无头石像的来历推测有一定帮助。

《风俗通义》载：“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32《华阳国志·蜀志》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33李冰石像“故蜀郡李府君讳冰”的题铭，是对上述文献记载的最好佐证。“”就是现在的“珍”字，此处应该假借为“镇”字，因此其应为镇水之石人像，也便同“三神石人”的“神”相呼应了。用“三神石人”来镇水，可见其应与水利或水患发生过关系。而《华阳国志》曾曰：“冰乃壅江做堋，穿郫江、检江”34，《水经注·江水》曰：“李冰做大堰于此，壅江做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检江以行舟”35等，述说的均是李冰于岷江筑堰做堋的事迹。在这一点上，文献记载与将治水英雄李冰刻成三神石人之一以镇水的石像题铭是暗合的。

而关于石人，《华阳国志》中也有过这样的记载：“乃自渝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36述说的是李冰曾做“三石人”立于水中以测量河道水位的变化，即测水则。而据《舆地纪胜》卷151 成都府路永康军云：“白沙水在导江县西三十余里”37，民国《灌县志·舆地书》说：“导江废县在治东二十里，即汉都安县故址，唐置盘龙县，寻改导江，宋仍之，元至元间废，今为导江铺。”38据此故导江县当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镇境内，导江以西之白沙河与渠首距离较远，白沙邮作三石人便不会是今出土于都江堰渠首的李冰石像题铭所刻之“三神石人”。

《蜀中广记》卷六引《古今集记》载：“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湔江”39，虽则二郎所做三石人与东汉李冰石像在年代上有着差距，但“以镇湔江”的功用却与李冰石像题铭所载“造三神石人水万世焉”意思不谋而和。可见历史上或许曾经有过李冰做石人以测水则的往事，然而做（神）石人以镇水同样是秦汉以降颇为流行的做法。而《太平寰宇记》青城县下引《蜀志》所说三石人在县北水中的记载，40则不知此处述说的是测水则的三石人，还是彼时已落入水中的原地面上用来镇水的三（神）石人了。

六、功用推测

（一）“三神石人”并非测水则之用的“三石人”

1．“三神石人”之一的李冰石像通高290 厘米，从足至肩部210 厘米左右，而鱼嘴之下内江水位变幅为400 厘米，“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210 厘米变幅满足不了内江水位的变化量。

2．根据此五尊石人像的底部榫头观察，其榫头尺寸仅高10-20 厘米左右，似乎只能满足石像立于石上，应该无法提供足够的固定能力可使石人像应对强大的水流冲击而不倒。

3．2005 年发现的石像基座四周毫无榫槽，而位于河流中间的石构件表面多有凹槽以供腰

铁互相连接固定。石像基座没有榫槽无需固定，应当不是河流中的构件，当为地面建筑的一部分。4．李冰立三石人测水是分立于不同位置，而此五尊石像几乎发现于一处，出土地点方面亦与《华阳国志》的记载不吻合。因此，此五尊石人应与《华阳国志》所载的以作测水则之用的“三石人”无关。

（二）此五尊石像应为地面建筑中的立人像

根据词面理解，“三神石人”中三是量词，此处应该是具体的三个而非模糊的通指多个。“石”是材质，无需更多解释。“神”和“人”一个呼应了镇水，一个指向了人而非与水相关的神兽一类，合起来便应是与治水有关的古代先贤，这和李冰石像腹部题铭“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亦是吻合的。也因此，笔者认为三神石人应该是与治水有关特别是和都江堰有渊源的三位古代先贤的神像。李冰石像是其中一个，持锸石人像锸柄部位似有题铭，虽已不辨，但仍有可能是“三神石人”其中的一尊。其余的“三神石人”，以后或还会发现。三个无头石人像曾有可能和“三神石人”同立一祠，但从形态举止观察，应非“三神石人”，或可能是“三神石人”身旁的侍者一类。此五尊石人像应均与测水无关，当为东汉晚年对古代治水先贤特别是与都江堰相关的治水英雄的祭祀类地面建筑中的神像。对其中的“三神石人”祭祀的同时，也包含了当地人民乞求治水英雄镇水保安宁的祈愿。

近年，在四川渠县发现一尊东汉无头石人像，残高197 厘米、肩宽62 厘米。此尊石像无论是身高、肩宽、衣饰风格、双手拱于胸前的姿势以及双足露于袍外的造型等均与都江堰渠首所出土石人基本一致（图十一）。此尊石人原是立于古驿道旁，报造认为其可能是无铭阙神道或汉墓神道上的石像生之一（图十一）41。此例也从侧面证明了都江堰渠首的五尊石人像当为地面建筑中的立人像，而从渠县石人像的形制以及其所处地域也可以看出，此类造型风格的石人像在东汉时期四川一带可能较为流行，分布区域也较广。小结总体来说，都江堰渠首历年来发现的共计5 尊石人像均属汉代晚期。李冰石像为公元168年所造，持锸石人像可能和其年代相近，其余三尊无头石人像可能和建安四年碑的年代（公元199 年）相距不远。李冰石像与持锸石人像较为写实，似有刻画蓝本，且似均有题记，或为“三神石人”的一部分，其他三尊无人头像当非“三神石人”。此五尊石像均与测水则无关，当为地面建筑中的立人像。

1四川省灌县文教局：《都江堰出土东汉李冰石像》，《文物》1974年第7期，第27-28页。

2四川省博物馆、灌县工农兵文化站：《都江堰又出土一躯汉代石像》，《文物》1975年第8期，第89-90页。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都江堰渠首2005、2014年的发掘与调查》，《四川文物》2018年第6期，第5-12页。

4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文物》1974年第7期，第29-32页。

5唐光沛：《关于李冰石像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第35-38页。

6张剑：《从东汉李冰石像谈起》，《文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43、48页。

7刘星辉：《有关都江堰出土石像的几个问题》，《四川水利》1997年第6期，第54-56页。

8周九香：《都江堰李冰石像题铭浅释》，《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第51-52页。

9李绍明：《都江堰渠首出土汉石刻人像探讨》，《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第60-61页。

10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11四川省灌县文教局：《都江堰出土东汉李冰石像》，《文物》1974年第7期，第27-28页。

12四川省博物馆、灌县工农兵文化站：《都江堰又出土一躯汉代石像》，《文物》1975年第8期，第89-90页。

13何江涛：《都江堰渠首出土的汉碑、石像》，《成都文物》2010年第3期，第33-34页，第39-40页。

1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都江堰渠首2005、2014年的发掘与调查》，《四川文物》2018年第6期，第5-12页。

15沈从文、王㐨：《中国服饰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16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87-103页，第161-172页；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全集·秦汉卷》，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5月，第178页。

17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全集·秦汉卷》，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5月，第184页。

18沈从文、王㐨：《中国服饰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62页。

19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52页。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4-147页。

21魏崴：《四川汉代农具“锸”“镰”小议》，《农业考古》2017年第3期，第147-150页。

2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0期，第13-29页。

23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第419-429页。

24刘世旭、张正宁：《四川西昌市东坪村汉代炼铜遗址的调查》，《考古》1990年第12期，第1069-1075页；四川大学历史系考

古专业、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东坪汉代冶铸遗址的发掘》，《文物》1994年第9期，第29-40页。

25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26于豪亮：《汉代的生产工具——臿》，《考古》1959年第8期，第440-441页。

27邱学军：《四川峨眉山市东汉墓》，《考古》1994年第6期，第567-568页；四川博物院展品照片。

28四川省博物馆、灌县工农兵文化站：《都江堰又出土一躯汉代石像》，《文物》1975年第8期，第89-90页。

29参见林向：《都江堰渠首外江新出土汉碑的初步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5-8页；宋治民：《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汉碑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第47-51页；罗开玉：《关于〈建安四年北江塴碑〉的几点认识》，《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第56-60页；冯广宏：《〈监北江堋守史碑〉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22-25页。

30何江涛：《都江堰渠首出土的汉碑、石像》，《成都文物》2010年第3期，第33-34页，第39-40页。

31黄增庆：《广西兴安县灵渠陡隄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2期，第28-30页；彭鹏程：《灵渠：现存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第55-59页。32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48页。

33、34、35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第103页，第103页。

36郦道元撰，陈桥驿译注，王东补注：《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第267页。

37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第9册卷129-15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16页。

38叶大锵等：《灌县志·舆地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铅印本，第5-12页。

39曹学佺撰：《蜀中广记3》卷六，古籍影印版自《四库全书史部》，第66-67页。

40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文物》1974年第7期，第29-32页。

41肖仁杰：《四川渠县新发现的汉晋墓阙构件和石像生》，《四川文物》2013年第2期，第66-71页及图版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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