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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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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襜褕”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王方
原文发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8期,80-87页
内容提要:“襜褕”是为数不多的见诸传世历史文献的汉代服饰名词,《说文》:“襜,衣蔽前,从衣,詹声。”《释名·释衣服》:“襜褕,言其襜襜宏裕也。”可见“襜褕”乃依据形制而命名的一种汉代服装,且根据史籍记载有“童容”“褣”“襜襦”等多种称谓。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不断增多及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汉代衣物疏中也屡见有关“襜褕”的记载,由此可见,“襜褕”在汉代已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服装。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传世与出土文献,并结合出土考古实物与图像资料,全面考察汉代襜褕的命名、形制、材质及色彩、穿着等级及场合等方面问题,系统梳理了这种汉代服装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汉代其他见诸文献的服装称谓探讨有关汉代服装的命名特点,就服饰名物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略作思考。
关键词:汉代、服饰、襜褕
在汉代的传世历史文献中,有关服装的专有名词为数不多,“襜褕”即是其中之一,乃“衣”之一种[1]。《急就篇》《方言》《小尔雅》《说文》《释名》等训诂辞书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史书对其均有涉及。后世学者依据历史文献对这种服装也有过诸多推测,且对其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基本停留在“直裾衣”这样简单的字面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江苏连云港为中心的苏鲁地区陆续出土了几批衣物疏简牍;20世纪30年代起,居延烽燧遗址也随着历次考古调查和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简册,其中不乏戍卒的衣物清单。在这些出土文献中屡见有关“襜褕”“□褕”、“袩褕”的记载[2]。之后,相关的释读和研究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考古发现的汉代图像资料也有相当数量的积累。这些出土文献、考古图像以及研究成果或可补漏一二,有助于对襜褕这种服装的全面认识,对深化汉代服装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一、襜褕的命名与形制
襜褕在历史文献中有诸多别称,如“童容”“□褣”“襜襦”等。在汉之荆州地区亦称“衣”、“布䙱”,短者还可称为“裋褕”,不一而足。如此多的名类除涉及方言外,与其形制特点不无相关。
襜褕在《小尔雅》中又作“童容”[3]。《后汉书·刘盆子传》李贤注:“襜,帷也,车上施帷以屏蔽者。”[4]“帷谓之襜,亦谓之童容,直裾衣谓之襜褕,亦谓之童容,其義一也。”[5]那么□褣又作何解呢?《方言》载:“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褣。”[6]其后《广雅》沿用此说:“□褣,襜褕也。”[7]《诗经·卫风·氓》曰:“渐车帷裳”,郑笺:“帷裳,□褣也。”[8]可知□褣乃先秦之巾车容盖,或称之为“裳帷”,形容其四角下垂、宏裕而幢幢然的样子。童容与□褣,两者实乃音义相近之词,均为襜褕之别称。
即使不转借“□褣”一词,“襜褕”本身亦有近似之义。《释名·释衣服》中就直接释“襜褕”为“襜襜宏裕也”[9]。而在同书《释床帐》篇中亦有对“襜”之专门的定义:“床前帷曰襜,言襜襜而垂也。”[10]《后汉书·来歙传》注引《东观汉记》云光武帝:“解所被襜襦以衣歙”[11]。据此清之钱绎认为“是凡言‘襜’者,皆障蔽之名也。”[12]《急就篇》颜注也直接注明“谓之襜褕者,取其襜襜而宽裕也”[13]。《玉篇》则形容其为“襜襜动摇貌”[14]。其后的《通雅》直接称“襜褕”为“敞衣”,“取其襜襜宽裕”[15]。无论是形容襜褕有“襜襜宏裕”貌,亦或者是释其为“敞衣”,均说明襜褕这种上衣的外部形态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上衣有宽大下垂的特点,“襜褕”之名直取其形。孙机先生结合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画像石推测,画像石中的人物服装或即是汉之襜褕[16]。在同时代的壁画、画像石资料中,类似形态的上衣十分常见。
关于襜褕的形制,《说文·衣部》有简明扼要的定义,“直裾谓之襜褕”[17],唐之颜师古在对《急就篇》和《汉书·隽不疑传》中“襜褕”一词作注时亦明确指出:“襜褕,直裾衣也。”后世之《广雅》《玉篇》等亦多沿用此说。但颜氏在对《汉书·何并传》作注时,又说:“襜褕,曲裾襌衣也。”[18]正是由于此注,后世注家和学者多以为襜褕当有“直裾”“曲裾”两种。任大椿在《深衣释例》中就曾提到:“盖深衣有钩边缀于裳之右旁,襜褕有曲裾亦缀于衣之右旁也,直裾曲裾各有所据也。”[19]《中国简牍集成》也采用了此说,即襜褕“有直裾和曲裾两种”[20]。既然涉及到衣之裾式,可知必为上下一体的交领式上衣。从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来看,入汉以来,交领衣式一直居于当时的主流。既然为交领衣式,则必然有内、外两襟。外襟绕身在身后固定,其形态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斜直向后上方拥掩,形成细长尖角形的“续衽钩边”,即“曲裾”,此乃深衣的基本特点之一;另一种则是边缘平齐、垂直于下摆的“直裾”。根据相关研究,汉代的这两种上衣的裾式存在着时代早晚的差别,曲裾主要流行于西汉早期以前,且形态多样;直裾虽然一直都存在,但在西汉中晚期之后更加流行[21]。这与文献所载“襜褕”的流行时间相符。此外,传世文献尤其是训诂类辞书在定义“襜褕”时均特别提出衣裾的形态,可见裾式形态是襜褕这种服装的最基本的特点。“曲裾”之说只有颜注一条,不足为证。关于这点,劳干在《汉代常服述略》中就已提出质疑:“‘直裾’和‘曲裾’是不同的……同出一人之手而所指不同,必有一误,不过《说文》为汉代人的著作,应当以《说文》为准,认为襜褕为直裾的衣,或者比较好些。”[22]因此,对于襜褕的裾式特点,直裾更加可信。此外,根据图像所见之襜褕,整体宽大有如垂幕且腰间没有内收,推测襜褕的剪裁方法很可能与深衣上下分裁、然后连属的做法不同,更可能为上下一体通裁。
我们还注意到,东汉人王逸在为《楚辞》作注时还提到襜褕的另外一个别名—“袛裯”。《楚辞·九辩》云:“被荷裯之晏晏兮”,王注云:“裯,袛裯也,若襜褕矣。”[23]那么,袛裯当作何解呢?《说文》曰:“袛裯,短衣也。”段注:“凡衣,或曰襜褕,或曰襜襦。”[24]既然称之为“襦”、“短衣”,这或可说明襜褕这种上衣的长度并不似深衣那般“被体深邃”、长可及地,所谓的短是相对深衣的长度而言。但较之传统的“襦”,襜褕显然又更长,因此又非真正意义上的襦,故以“襜襦”称之。在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中,有一种长至膝下的宽肥中长服,当为汉代襜褕之形象。
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非但襜褕这种上衣本身不会长度太长,汉时当还有长度更短的短襜褕。《方言》在阐释“襜褕”条时,补充说明“自关而西谓之襜褕,其短者谓之裋褕。以布而无缘,敝而之,谓之褴褛。自关而西谓之䘪䘿,其敝者谓之致。”[25]这条注释历代注家关注相对较少,大体是说襜褕有长短之分,短者称为裋褕。“裋”者,“竖”也,言其短。《荀子·大略篇》云“衣则竖褐不完”,杨倞注:“竖褐,僮竖之褐,亦短褐也。”[26]《史记·秦始皇纪》:“夫寒者利裋褐”,集解引徐广曰:“一作‘短’,小襦也。”[27]韦昭注《王命论》:“裋,谓短襦也”。钱绎据以上诸条提出:“襜褕之短小者亦谓之裋褕。”[28]《西郭宝墓衣物疏》中则直接有“短襜褕”“长襜褕”这样的表述[29]。不仅襜褕有短长之别,还有与褴褛及其相似的“䘪䘿”,其共同特点是“布而无缘”,即为无缘之衣。这种上衣特点与先秦至汉初以宽缘修饰的服装风格特点完全不同,而与考古发现的西汉晚期以后的图像所示上衣相契合。
凡此三点,可见“襜褕”乃就形而名之也,是依据上衣形制而命名的一种汉代服装,其基本特点就是宽大,直裾,长度适中、或及膝下。相对于自先秦至汉初流行的“深衣”,其形态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面貌。与深衣紧窄贴身的特点不同,襜褕宽大宏裕,只障体而不贴身;与深衣“续任钩边”的曲裾裾式不同,襜褕只有直裾;与深衣上下连属、被体深邃的特点不同,襜褕或为上下通裁,其长度仅至膝下、可见双足甚至裤脚;与深衣多四起施缘且衣缘宽厚、纹饰繁缛的特点不同,襜褕当为窄缘,有些简陋者甚至无缘。
二、襜褕的层次及质料
《急就篇》颜注:“襜褕,直裾衣也”,指明了“襜褕”这种服装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即“衣”。衣者,“言无里也”[30],可见能称为“襜褕”者,其层次和厚度也要符合一定标准,如《急就篇》颜注,襜褕为衣的一种。更有直接称“衣”为“襜褕”者,《释名·释衣服》云:“荆州谓衣曰布䙱,亦曰襜褕。”[31]从出土文献来看,传世记载所言不虚,目前所见衣物疏简牍中所记上衣类服装,根据衣之长短,大体有长之“衣”和短之“襦”两类。从文字表述来看,无论“衣”或“襦”均有“”“袷”“複”之分,即无里之衣、附衬里之衣、附衬里并有填充物之衣。如《西郭宝墓衣物疏》中有“流黄纨衣”、“□縠複襦”[32],《凌惠平墓衣物疏》中有“练襦”[33],《侍其繇墓衣物疏》中有“雪纨袷衣”、“纱縠複衣”[34],《尹湾二号墓衣物疏》中有“缥繖袷襦”[35]。
襜褕作为一种重要的上衣种类,亦当有“”、“袷”、“複”之分。但从目前出土文献来看,多作“複襜褕”和“袷襜褕”,如《尹湾六号墓衣物疏》(《君兄衣物疏》)中有“皂複襜褕”[36]、《海曲130号汉墓衣物疏》中有“桂丸複襜褕”[37]、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土的简册EPT56:86《吏卒被服薄》中记录有“早複襜褕”[38],《武汉大学藏衣物疏》中有“□纨袷襜褕”等[39]。“襌襜褕”连用的表述方式相对较少,目前只见于《海曲130号汉墓衣物疏》[40]和《武汉大学藏衣物疏》[41]。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襜褕本身即为衣,因此无需在词前重复冠以“襌”字;二是襜褕的使用比较灵活,可附衬里,亦可填絮其中。
就襜褕的质料特点而言,既然是衣,所以只有一层面料。从文献记载来看,襜褕最常见的衣料为“布”“冰”“纨”“縠”,也见“缣”“罗”“绮”,偶见“帛”“絣”。如《武汉大学藏衣物疏》中有“栗帛複襜褕”[42],《海曲130号汉墓衣物疏》中有“絣襌襜褕”[43]。
根据以上记载,襜褕虽各异其质,但不外乎布属和缯属两个大类。前者有“布”和“絣”,“布”前多见“皂”字,可见以黑色布襜褕居多。乃布之特殊品种,《说文·糸部》:“絣,氐人殊缕布也。”[44]
缯属又可笼统称为“帛”,可分为两个大类:一是以“冰”“纨”“绮”“罗”为代表的一类丝织物。纨,《说文》释其为“素也”,段注:“言其滑易也”[45]。《释名·释采帛》:“纨,焕也,细泽有光,焕焕然也。”[46]言其为单色且质地细滑的丝织品。冰乃是形容丝织物之纹理有如冰凌纹,文献中常以“冰纨”连用,概为汉代之“绫”,《释名·释采帛》:“绫,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47]可见冰、绫同义。“冰”相较于“纨”更加致密精细,为丝织品中之上乘者。绮,“敧也,其文敧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48],明言绮为平纹组织,即所谓的“素色提花织物”。罗,《释名·释采帛》注引诸书“言文理罗罗而疏也”[49],在现代纺织工艺中,罗为罗纱组织,即所谓的“纠经提花”。绮和罗虽然与冰纨的组织结构不同,但纹饰效果较为相似。文献还有一种“缣”或“缣纨”的丝织品,根据《释名·释采帛》:“缣,兼也,其丝细致,数兼于绢”,又名“并丝缯”[50],可见为平纹织物,也具有致密丝滑的特点。
另一类是以“縠”为代表的丝织物。縠,“粟也,其形戚戚,视之如粟也,又谓之沙,亦取其戚戚如沙也”[51]。《汉书·江充传》颜注:“纱縠,纺丝而织之也,轻者为纱,皱者为縠”[52],可见较之于前一类,以此类织物制作的襜褕必然轻薄透气。
由上观之,襜褕的质料取材广泛,不仅有布、丝之属,还有细密与疏朗之别。但无论取材如何,襜褕之质料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基本全部为纯色,而不似织锦那样色彩斑驳。即使有纹理或纹饰,也都是以本色织就的暗纹花色。但即便如此,类似“冰纨”这样的致密织物毕竟是汉代织物之精品,以其成衣必定素雅而不失华丽大气。此外,像“冰纨”、“方空縠”这样的织物还是齐三服官之主要产出,可见这类织物在当时流行之盛。《汉书·元帝纪》李斐注“齐三服官”云:“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53]。由此推测冰、纨类的襜褕可能多为春夏冬之服,縠类的襜褕当为夏服。
三、襜褕的形成与发展及相关问题
关于“襜褕”的形成时间,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或可为我们提供最直接的线索。有关汉代的衣物疏简牍,年代较早者当属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从墓葬出土的衣物简册来看,“衣”类服装全部为“衣”“袷衣”“複衣”,而不见“襜褕”。结合当时的大量着衣人物形象,所着外衣均为紧窄贴身、长可及地的款式,而不见上述呈襜襜宏裕之貌的宽大外服。出土记载有“襜褕”的衣物疏简牍的墓葬,如江苏连云港侍其繇墓、西郭宝墓、凌惠平墓、尹湾六号墓等,其墓葬年代均在西汉中晚期。江苏盐城三羊墩一号墓、山东日照海曲汉墓的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传世史书有关“襜褕”的记载最早当属《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54]、《汉书·外戚恩泽侯表》[55]所记之武安侯田蚡衣襜褕入宫,被视为不敬之事。这件事发生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由此三点可见“襜褕”以一种外服出现至迟不晚于西汉中期。
西汉中期以后,无论是江苏连云港地区出土的衣物疏简牍、居延地区出土的戍卒被服清单,还是像《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汉代史书,都频繁记载“襜褕”以及相关事。西汉晚期以后的出土壁画或画像石资料亦频见身着宽肥宏裕之衣的人物形象,可见“襜褕”在当时尤其是东汉时期的流行之盛况。《汉书·何并传》载:“并自从吏兵追林卿,行数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车从童骑”[56]。文中所记之王林卿为西汉哀帝时的侍中,又为当时邛成太后之族人。《东观汉记·耿纯传》载:“耿纯,字伯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皆衣缣襜褕、绛巾,奉迎上于费”[57]。耿纯为光武帝时人,官至东郡太守。《东观汉记·鲍永传》载:“(鲍永)将兵安集河东。永好文德,虽行将军,常衣皂襜褕”[58]。鲍永为更始政权下的仆射,行将军事。甘肃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吏卒被服薄》EPT56:69记有“布襜褕一领”,EPT56:86则记有“皂複襜褕┳阁”[59]。诸多记载表明襜褕这种上衣在汉代广泛流行,上至公卿下至戍卒均可身着襜褕。
虽然皇族贵胄均可穿襜褕,但在某些正式场合还是有所限制。上文所述西汉中期武安侯田蚡衣襜褕入宫,被视作不敬,甚至招致国除之祸。这件事充分说明,在当时襜褕已然出现,但尚未成为上流社会重要场合的服装,黄以周《礼书通故》中就以为襜褕非汉初上服[60]。蔡邕《独断》云:“公卿尚书衣皂而朝者曰朝臣”[61];《汉书·萧望之传》:“敞备皂衣二十余年”如淳注曰:“虽有五时服,至朝皆著皂衣”[62];《续汉书·舆服志》:“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皂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63]。由是可见,汉之朝服仍存先秦上衣下裳之余绪,并且为皂色上服,襜褕显然与之不合。因此虽然普遍流行,但襜褕在当时仍应为常服之属。需要说明的是,即便为常服,襜褕仍是日常穿搭中最核心的部分,即装饰性较强的外服。关于这点,劳干先生早有论断:“汉世襜褕虽非礼服,然在常服中尚为华贵者。”[64]
就穿着襜褕的性别而言,从目前材料所见,笔者认为存在一个从仅为男性常服遍及到全民均可穿着的逐渐发展的过程。除了上述所列举文献中穿着襜褕的人物均为男性,出土文献毫无例外也存在类似情况。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江苏连云港地区出土有记载“襜褕”的衣物疏简牍的墓葬,其墓主均为男性。比较典型的如凌惠平墓,墓葬中实际发现4具棺木,除了2号棺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衣物疏即出土于2号棺,可知为男性墓主所有。这座墓葬的年代在西汉中晚期。尹湾汉墓出土有衣物疏的两座墓葬二号墓和六号墓,年代分别在汉成帝元延三年和新莽东汉初。记有“襜褕”的衣物疏出土于六号墓,为墓中男主东海郡功曹史师饶所有。二号墓主为女性,虽然衣物疏内容丰富详实,却未见“襜褕”。可见女性着襜褕的风气在东汉初年还没有普及开来。但到东汉晚期,身着宽大襜褕的女性随处可见,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甬道石刻画像(图一)、打虎亭二号汉墓中室壁画上的多数女性形象[65](图二)、洛阳东北郊朱村二号汉墓墓室北壁西部的侍女形象[66](图三)、洛阳西工汉墓[67]、辽宁辽阳三道壕窑业第四现场汉墓等出土的壁画中的女性形象[68]。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襜褕这种服装在东汉日益普及的发展态势。
在这种态势下,襜褕的质料也呈现出多样而华丽的发展趋势。据《东观汉记·王阜传》记载:“大将军窦宪贵盛,以绛罽襜褕与阜”[69]。同书《段颎传》则载段颎因灭羌有功被“诏赐钱十万,七尺绛襜褕一具”,又“赤帻大冠一具”[70]。东汉张衡《四愁诗》云:“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71]这几条文献表明襜褕在东汉中期以后又出现诸如罽这样的厚重而多彩的质料,还有的以貂尾续缘,材质奢华。色彩风格更加鲜亮华丽,装饰效果更加强烈。与赤帻大冠配套作为赏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常服中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
四、余论
襜褕,只是诸多汉代服装名词的一种,在对其全面释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整个汉代服装命名的一些特点。汉代的服装基本可以分为衣、襦、裙、绔、鞋、袜六个大类。作为上服的衣和襦作为整个服装中最主要的部分,可以最直观地反映出整个时代的服装面貌。出土文献表明,西汉早期,衣和襦一般依据服装的厚薄进行命名和区分,即“衣”“袷衣”“複衣”“襦”“袷襦”“複襦”。“襜褕”出现的时代,虽然也可见像衣、複襦这样的上服名词,但还频繁地见到像“直领”“诸于”“袍”“中单”“半衣”等其他的上衣名词,并且这些服饰词汇多是根据服饰的形态、款式特点或穿着方式来命名。这一现象暗示自西汉中期以后,可能出现过一次比较明显的服饰变革,作为服装核心的上衣变化最为明显,呈现多元化发展的面貌格局。
在这一变革中,襜褕这种服饰又具有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知道,战国至汉初的三百余年间,深衣系统的上服一直占据主体,尤其是其被体深邃的特点成为当时最典型的服装风格。襜褕,作为当时最主要的服装类别之一,也作为整套服装穿搭的核心,它的出现和普及一改往昔紧窄深邃的服装面貌,开始向宏裕宽大的服装风格转变,并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与此同时,其他类的上衣也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直到最终形成褒衣博带式的魏晋风格。可以说自西汉中期到魏晋时期,是汉魏衣冠的重要形成期,襜褕的出现拉开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服制变革的巨幕。
注释:
[1]汉代有衣、裳之分,衣者,“依也”,“凡服上曰衣”。参见(清)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
[2]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可见“襜褕”及相关词汇的衣物疏简牍发现凡7例,分别是《侍其繇墓衣物疏》《西郭宝墓衣物疏》《凌惠平墓衣物疏》《君兄衣物疏》《三羊墩M1衣物疏》《海曲汉墓衣物疏》《武汉大学藏衣物疏》。其中,《侍其繇墓衣物疏》有学者释其为“□褕”,读为“襜褕”(参见李均明、何双全:《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4-95页)。有学者考证“□褕”即“襜褕”(参见孙欣:《汉服“□褕”“襜褕”论》,《江汉考古》2012年第4期);《中国简牍集成》直接释为“襜褕”(参见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第19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850页);但也有一种认识以为该衣物疏中当释为“䙈褕”(见窦磊:《汉晋衣物疏集校及相关问题考察》,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页)。本文从前两说。“袩褕”见于《海曲汉墓衣物疏》(见刘绍刚、郑同修:《日照海曲汉墓出土遣册概述》,《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中西书局,2013年,第2020页)。此外,历次发掘的居延地区汉简中也散见“襜褕”一词。
[3]《小尔雅》:“襜褕谓之童容”。参见迟铎:《小尔雅集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267页。
[4]《后汉书》卷一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481页
[5][6][12][25][28](汉)扬雄撰、(清)钱绎撰集《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第140-141页。
[7](清)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0页。
[8](汉)毛亨撰、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685页。
[9]同[1],第253页。
[10]同[1],第292页。
[11]同[4]卷一五,第586页。
[13](宋)王应麟:《急就篇补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14]胡吉宣:《玉篇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548页。
[15](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六,清光绪刻本,第1525页。
[16]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79页。
[17][2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89-392页。
[18][56]《汉书》卷七七,中华书局,1962年,第3267页。
[19](清)任大椿:《深衣释例》,《清经解续编》卷三四,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964页。
[20]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第19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010页。
[21]王方:《东周秦汉女性服饰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15页。
[22]劳干:《汉代常服述略》,《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4本,转引自马智全《居延新简集释》(四),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393页。
[23](汉)王逸注、(宋)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81页。
[26](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九,《诸子集
成》第2册,中华书局,1954年,第337页。
[27]《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84页。
[29][32]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陶湾村黄石崖西汉西郭宝墓》,《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同[20],第1874-1880页。
[30][31]同[1],第252页。
[33]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3期。
[34]南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3期;同[20],第1849-1850页。
[35][36]连云港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74、第151-155页。
[37][40][43]刘绍刚、郑同修:《日照海曲汉墓出土遣册概述》,《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中西
书局,2013年,第2020页;何德亮、郑同修、崔圣宽:《日照海曲汉代墓地考古的主要
收获》,《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
[38][59]马智全:《居延新简集释》(四),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399页。
[39][41][42]李静:《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藏衣物疏试释》,《简帛》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1-216页。
[44]同[17],第662页。
[45]同[17],第648页。
[46][47][48][49][50][51]同[1],第224-228页。
[52]同[18]卷四五,第2176页。
[53]同[18]卷九,第286页。
[54]同[27]卷一〇七,第2854页。
[55]同[18]卷一八,第685页。
[57](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2页。
[58]同[57]卷一四,第552页。
[60](清)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中华书局,2007年。
[61](汉)蔡邕:《独断》,清抱经堂丛书本,第17页。
[62]同[18]卷七八,第3277页。
[63](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续汉书》志第三〇,中华书局,1965年,第3665页。
[64]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6年,第65页。
[6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彩版三〇、图版一二。
[66]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2期;《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编委会:《中国出土壁画全集》5,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67]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68]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69]同[57]卷一三,第501页。
[70]同[57]卷一七,第753页。
[71](汉)张衡:《四愁诗》,《文选》卷第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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