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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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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
原文发表于《考古》2019年第9期,105-112页
关键词:山王村汉墓、陪葬坑、诸侯王墓、西汉
一、山王村陪葬坑概况
临淄山王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5.5公里。200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文物管理局在该村东北抢救性发掘1座汉墓陪葬坑,坑内出土大量陶楼房、陶车马、人物俑、陶塑动物等遗物。2017年发掘报告出版,详细报道了该陪葬坑(原报告称兵马俑坑)的形制、布局和出土遗物[1](图一;图二)。
据发掘报告,山王村陪葬坑由两个南北相通的长方形竖穴坑和中间的“甬道”组成,南坑长6.4、宽3.2、深5.2米,北坑长6.5、宽3.2、深5.4米,“甬道”长2.4米。所谓“甬道”,就是位于两坑之间,上部保留圆角平顶,下部南北相通的部分。实际上,南、北两坑是一个整体,“甬道”的存在并未影响陪葬坑的整体布局。整个陪葬坑东西宽3.2、南北总长15.3米。发掘时“甬道”顶部已坍塌,经过复原,判断其位于整个陪葬坑的中部,或许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割作用,其南或可视为宅院以外,其北或可视为宅院以内。
山王村陪葬坑四壁及顶部有木板,两侧及中部以立柱支撑,为巷道式结构。立柱均匀分布,东西三排,南北九组,排间距0.75-0.9、组间距0.9-1.1米。柱洞排列整齐,有的下面放置础石。
山王村陪葬坑内共发现建筑模型、人物俑、陶塑动物及其他模型明器516件(套),大致可分为门阙与车马出行、前院与步卒俑方阵、后院房屋建筑与车马、俑坑四周护卫方阵四个部分。
关于山王村陪葬坑的性质及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临淄墓群38-282号墓的陪葬坑,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中期,下限不晚于西汉晚期,墓主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的齐怀王刘闳;也可能是齐郡守、青州刺史或二千石以上达官显贵墓的陪葬坑。
二、山王村陪葬坑的布局
山王村陪葬坑最大的特点在于,不仅有车马人物俑,还有门阙、房屋建筑模型以及众多陶塑动物,三者仿照现实世界的空间布局摆放在一起。陪葬坑展示了当时贵族“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2]的生活画面。根据其空间位置关系,可以把整个陪葬坑内的器物划分为车马出行俑、步卒俑、居家生活场景及用品、仪卫俑四部分。车马出行俑及仪卫俑比较单一,另外两部分内容比较丰富,还可以细分为多个场景。本文与发掘报告的划分大致相同,但对各部分的定性稍有差异。
1.车马出行俑位于门阙前后,大部分在门阙之后。1号车为主车,后面4辆车为从车。主车左右两侧各有2名骑马护卫俑,骑马护卫俑之后左右又各有5名骑马护卫俑。每辆车上有3人,主车上有主乘者、驭手、铠甲护卫,其他四辆车各有1名驭手和2名铠甲护卫。车马出行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天子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3]。其他贵族官员出行,虽无法与皇帝相比,但亦车骑甚盛,如文献所记“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4]。山王村陪葬坑内的车马出行俑反映了墓主的权势与地位。
2.牛车及步卒俑位于前院,在大门至二门之间。大门内最前面有两辆东西并列的牛车,大体处于门厅后略偏右侧,两牛伏卧状,表明牛车处于闲置状态。牛车后有约300名手持盾牌的步卒俑组成方阵。方阵大体可分为左前部立俑、左后部坐俑、右部立俑三部分,还有指挥俑、建鼓、击鼓俑、斧钺刑具等。步卒方阵距前面的车马出行队伍有一定距离,并且部分士卒呈坐姿,由此判断这里表现的主题应是士卒训练或演习的场景。大考材官骑士有一定的仪式,大都穿绛衣戎服,设斧钺,建旗鼓,来演习骑射。凡属正卒不经过训练、技术不娴熟的,郡国不能征召[5]。陪葬坑前院的士卒有站有坐,设有建鼓及斧钺,符合训练士卒的要求。
3.后院居家生活场景生活场景内容较多,包括房屋建筑模型8座、马车4辆、猪圈2座,还有猪、羊、鸡、鸭、狗等陶塑动物。
8座建筑模型有寝房4座,殿堂、戏楼、粮仓、厨房各1座。宴饮歌舞是贵族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陪葬坑后院表现的多为宴饮歌舞场景。戏楼里有乐舞俑表演歌舞,有人在观看表演。殿堂及寝房中,有人在宴饮,有人在抚琴,有人在对弈,还有服侍他们的侍俑。厨房置有灶、案、盘、杯和水井模型,厨师正在准备饭菜。殿堂置于院落西边,粮仓与寝房则放在院落北边,正确的摆放方式应该是殿堂与粮仓对调位置。
殿堂、寝房、粮仓、厨房等建筑围成“凹”字形院落空间,院内有马车4辆,其中3辆为驷马安车,1辆为双辕轺车,各配有武士护卫俑和侍俑;部分侍俑为女性,应是为妇女出行准备的。
猪圈置于寝房后面,羊群位于厨房之后,都配有饲养员或管理者。
4.仪卫俑64件。身着紧袖铠甲,手持盾牌,分布在陪葬坑周围。大门和二门前还有守门的门吏。由此可见汉代贵族府第戒备森严。
三、山王村陪葬坑的性质
通常所说的“陶俑”实际上可以更加细致地划分为军阵性质的兵马俑、车马出行俑、乐舞俑、仪卫俑和侍俑等几大类[6]。山王村陪葬坑中的陶俑种类,除了军阵性质的兵马俑,其他几类都存在。没有兵马俑,可能与墓葬的年代和等级有关。
汉代的兵马俑与车马出行俑是汉承秦制的结果,但两者后来的使用范围有了区别。西汉前期,兵马俑除用于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也可以使用,如杨家湾汉墓,墓主可能是文景时期的周勃或周亚夫。此时诸侯王陵使用兵马俑可能与诸侯王“同制京师”有关,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中的兵马俑则应来自于皇帝的褒赏。“七国之乱”以后,帝陵仍然有兵马俑,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则多随葬车马出行俑,除非皇帝特赐,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不再使用兵马俑,如汉宣帝时期的张安世墓。诸侯王只可拥有部分武装,用于看家护院,并以此彰显其身份。而车马出行俑,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都可使用,一直延续至西汉晚期。
从山王村汉墓陪葬坑的数量来看,其应属诸侯王墓。除了发掘报告报道的1个陪葬坑,据发掘者告知,本文讨论的陪葬坑附近约180米范围内还发现3个面积较小的坑,建筑方法及形制与该坑相同,坑内也有三排立柱,有的柱下有础石,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小型鎏金车马器及壶、盘、匜等青铜明器,但发掘报告未予报道(图三)。笔者以为这4个陪葬坑应同属一个墓葬,因周围被现代居民区占压,无法勘探发掘,不排除还有更多陪葬坑的可能。
西汉墓葬中,帝后陵陪葬坑最多。据学者统计,目前发现陪葬坑最少的为哀帝义陵,有17个;最多的为昭帝平陵,有1288个。从宣帝杜陵开始,陪葬坑有逐渐减少的趋势[7]。汉景帝阳陵共发现162个陪葬坑,其中帝陵陵园内有86个,后陵陵园内有28个,帝后陵园之外南侧和西北侧各发现24个兵马俑坑。这些陪葬坑是帝后宫廷生活及政府机构的缩影,兵马俑坑是帝后陵不可缺少的内容,可能是帝国南、北军的象征[8]。
诸侯王陵的陪葬坑在江苏、山东及河南等地多有发现。陪葬坑比帝后陵少,且因年代不同有很大变化。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墓主可能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陪葬坑较多,1984年发现6个,发掘了其中4个,均出土兵马俑;2004年又在北侧发掘3个,其中一个为仪卫俑和官吏俑坑[9]。
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的墓主为吕后时期的吕王吕台,发现陪葬坑36个[10]。临淄大武汉墓的墓主可能是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发现5个陪葬坑[11]。以上两座墓均未发现陶俑坑。章丘危山汉墓[12]和青州香山汉墓[13]年代为西汉早期,前者有3个陶俑坑,后者有1个陶俑坑,其内均放置车马出行俑。
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陵发现多处陪葬坑,如保安山二号墓及夫子山一、二号墓各发现1个车马坑。保安山二号墓的墓主为梁孝王后,年代为景帝时期,其陪葬坑出土鎏金车马器及兵器等,未见陶俑。夫子山一、二号墓的墓主为梁平王及其王后,年代为武帝时期,其中一号墓二号坑出土陶侍俑17件、鎏金车马器40件,为车马出行性质[14]。
以上所列西汉诸侯王墓至少有1个以上的陪葬坑,且早期陪葬坑较多,中期以后减少。山王村陪葬坑位于齐国故城以南,西距大武汉墓不远,加之至少有4个陪葬坑,其墓主为一代齐王当无疑问。
除了帝陵和诸侯王陵,一些列侯、公主及高级官员墓也有陪葬坑。这些墓葬一般集中于西汉都城地区,多属帝陵陪葬墓。如长陵附近的杨家湾汉墓,安陵附近的狼家沟汉墓、刘家沟汉墓,阳陵附近的M1、M2,茂陵附近的阳信公主墓,杜陵附近的凤栖原M8等。杨家湾汉墓有18个陪葬坑,其中墓南侧的11个为仓储坑、车马坑和兵马俑坑,墓主疑为周勃或周亚夫[15]。阳信公主墓有39个陪葬坑[16]。凤栖原M8墓主为张安世,有6个陪葬坑,出土彩绘陶甲士俑、木质甲士俑2000余件[17]。狼家沟汉墓有4个陪葬坑,刘家沟汉墓有1个陪葬坑。阳陵北区的M1有13个陪葬坑,M2有17个陪葬坑,东区的3座“甲”字形陪葬墓各带1座陪葬坑。上述陪葬墓的墓主人多数不明确,已知身份者有公主、列侯或其他高级官员。距帝陵较近者陪葬坑较多,较远者陪葬坑较少。陪葬坑最多的阳信公主墓有39个,最少者仅1个。目前,全国发掘的列侯墓大约20余座,其中有7座发现陪葬坑。
西汉都城地区以外发现带陪葬坑的列侯墓有江苏徐州宛朐侯刘勎墓、河北邢台南曲炀侯刘迁墓[18]、广西罗泊湾一号墓[19]、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均只有1个陪葬坑。陪葬坑中的物品,刘勎墓出土了男、女侍俑;刘迁墓发现了牛、猪遗骸,可能是祭祀坑;罗泊湾汉墓出土了铜车马器;刘贺墓出土了实用车马。而山王村陪葬坑所属墓葬是都城地区以外发现陪葬坑较多的汉墓,墓主应不是列侯一级。
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墓带陪葬坑者极为罕见。江苏徐州顾山汉墓墓园内发现1个较小的俑坑,坑内出土陶仓、灶各1件及陶俑60件。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偏晚,属于驮篮山汉墓的陪葬墓,墓主人可能是楚王身边较为亲近的贵族,或为二千石以上官员[20]。山王村陪葬坑所属墓葬也不属于这种情况。
四、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
发掘报告认为,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不早于西汉中期,所属墓葬的墓主可能是齐怀王刘闳。根据西汉齐国的历史,并参考对西汉模型明器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其年代有可能稍早,陪葬坑的所有者可能是“七国之乱”以后三位齐王中的某一位。
有学者认为,西汉初期已出现建筑模型明器[21],徐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大致印证了这种观点。徐州凤凰山汉墓M1年代可早至刘邦时期,出土了仓、灶、磨等模型明器[22]。徐州后楼山八号汉墓、九里山汉墓、东甸子汉墓、顾山一号汉墓等年代稍晚于凤凰山汉墓,约在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四铢半两之后至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废半两铸五铢之前,也出土了成套的模型明器。后楼山八号汉墓出土了仓、灶、井、磨等模型明器[23]。九里山汉墓出土了仓、灶、猪圈等模型明器[24];该墓所出陶仓呈长方形,庑殿顶,檐上涂朱,上下两层,彩绘斗拱,形制与山王村陪葬坑所出者相近。东甸子汉墓出土了仓、灶、井、磨等模型明器[25]。徐州顾山一号汉墓年代为景帝时期,墓内出土仓、灶、井、磨等模型明器;墓外还有1个陪葬坑,坑中发现乐舞俑、侍俑等60件[26]。此外,文景时期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也出土了陶灶、陶仓模型[27]。
山王村陪葬坑出土的头戴“风”字形头盔的甲胄俑与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同类陶俑相似。狮子山楚王陵墓主可能是第二代楚夷王刘郢客,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卒。徐州驮篮山汉墓年代在文帝发行四铢半两之后至武帝发行五铢之前。其中,M1南侧发现3座陪葬坑,分别埋有陶器、乐俑和兵俑,M2南侧发现1座马俑坑,兵俑坑中出土的甲胄俑[28]也与山王村陪葬坑所出甲胄俑相似。
西汉早期墓葬已出现建筑模型明器,而山王村陪葬坑中仓、灶、井、猪圈及门阙、房屋建筑模型俱全,数量较多,与以上早期墓葬相比,年代可能稍晚,但总体特征与文景时期徐州汉墓有很大的一致性。
有学者根据出土的铜钱、陶俑等把徐州西汉楚墓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西汉建立至文帝发行四铢半两(公元前175年)之前,个别墓葬出土陶俑,组合少,且类型不多,部分俑的制作粗糙。第二期为文景时期至武帝发行五铢(公元前118年)之前,陶俑组合渐趋丰富,在该期早段诸侯王墓葬大量使用兵马俑,该期后段兵马俑及兵俑均消失不见。第三期为武帝发行五铢至西汉末,出土陶俑的墓葬锐减,仅在个别等级高的墓葬中可见,陶俑组合的品种减少。第二期后段不见兵马俑,与中央集权加强,特别是“七国之乱”后相关政策对陪葬制度的影响有关[29]。
西汉时期的楚国临近齐国,两地墓葬、陶俑、建筑模型等有相当的一致性,徐州西汉楚墓分期及其发展演变情况对研究临淄西汉齐墓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山王村陪葬坑没有兵马俑,相似的建筑模型常见于徐州第二期西汉楚墓中,“风”字形头盔的甲胄俑与徐州第二期西汉楚墓所出的相似,笔者判断,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可能相当于徐州西汉楚墓第二期。
在“七国之乱”之前,“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30]。“七国之乱”后,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31]。诸侯王只能按朝廷定制,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特别是汉武帝推恩令、左官之律、附益之法等律令的实施,极大地削弱了诸侯国实力。对齐国而言,“七国之乱”之前,汉文帝为了削弱地方势力,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将齐国一分为七,齐国版图缩小,国势衰微。“七国之乱”中,齐孝王联合济南王、胶西王、菑川王谋叛,被发现后饮药自杀。孝王自杀后,汉景帝又“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立孝王太子刘寿为齐懿王。齐懿王刘寿封于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卒于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在位22年。齐厉王刘次景封于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卒于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位5年。刘次景因通于姊翁主,被主父偃所迫,饮药自杀,无后,国入于汉[32]。最后一位齐怀王刘闳为武帝之子,封于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卒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33]。因此,山王村陪葬坑的墓主除了刘闳,还可能是懿王刘寿或厉王刘次景。刘次景在位时间短,又是自杀身亡,可能性较小,最大的可能是齐懿王刘寿。
五、山王村陪葬坑的几个特点
山王村陪葬坑较之以往发现的汉墓陪葬坑,有一些突出的特点。
一是出土成组的建筑模型。以往发现的陪葬坑均未有陶俑与门阙、房屋建筑模型同处一坑者。山王村陪葬坑主要放置陶俑及成组的建筑模型,以不同的建筑模型界定出不同的功能空间,按照现实生活场景布局。
二是以表现车马出行和居家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往发现的秦汉俑坑以表现军阵性质的兵马俑为多,如秦始皇陵、汉景帝阳陵、杨家湾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驮篮山汉墓等。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坑是秦王朝军队的形象写照[34]。汉阳陵帝陵中的南、北陪葬坑,有木车马和大量的彩绘武士俑及各种兵器,表现的是帝国南、北军。杨家湾汉墓的11个俑坑包括6个骑兵俑坑、4个步兵俑坑、1个战车坑。已知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6个俑坑包括4个步兵俑坑、1个骑兵俑坑、1个警卫仪仗俑坑。山王村陪葬坑以表现车马出行及居家生活为主,虽然也有士卒训练的场景,但规模不能与上述宏大的兵马俑相提并论。
三是众多场景集于一坑。根据秦始皇陵和汉代帝陵的考古成果,帝陵周围的陪葬坑内场景众多,不同的陪葬坑按照空间位置分层次展示。如秦始皇陵,学者把从地宫到外城之外的空间分为四个层次,从内到外,从宫寝至外围军队,是皇帝生活以及中央政府内政外交机构的象征[35]。汉景帝阳陵陪葬坑从墓室内至陵园外也分四个层次[36]。第一、二层次分别是墓室内和墓圹外、封土下的陪葬坑;第三层为封土以外、陵园之内的陪葬坑,已发掘的部分陪葬坑分别代表了西汉王朝的宗正和少府下属的导官、徒府、太官、宦者、东织室、永巷及卫尉等官署机构;陵园外的南、北陪葬坑代表了军队,属于第四层次。陵园布局模仿都城长安城,不同的陪葬坑象征不同的政府机构(包括军队),各种陶俑则是服务人员的代表。不同陪葬坑展示不同的内容,暗示了政府机构和服务人员与帝王的空间位置及亲疏关系。帝陵内部则是宫廷生活的缩影[37]。山王村陪葬坑把各个场景浓缩于一个坑中,模拟的是现实生活场景,展示了门阙附近的车马出行、前院的士卒演练、后院的戏楼乐舞、室内的宴饮和对弈、院内的家畜家禽饲养、住宅周围的武装警卫等。另外3个坑出土木质车马模型,也有一些青铜明器,展示内容与之不同。
四是山王村陪葬坑中的场景是汉代画像的早期蓝本之一。有关汉代画像考古资料主要包括墓葬壁画和画像石。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壁画及画像石墓为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梁王墓,年代在公元前136-118年,墓内壁画及画像石内容均比较简单,壁画有龙纹、朱雀、白虎及云气、灵芝等,画像石有常青树、小鸟、穿璧等,尚无车马出行等内容[38]。西汉后期是壁画墓和画像石墓发展的重要时期,如西安理工大学一号壁画墓,出现了狩猎、乐舞、斗鸡及车马出行等内容[39]。山王村陪葬坑以立体的雕塑符号展示的画面正是汉代壁画及画像石墓的重要内容。陪葬坑中车马出行等内容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也是汉代画像墓发展成熟以后常见的题材。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处于汉代画像墓从产生至成熟阶段之间,或可看作汉代画像的早期蓝本之一。当然,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看,墓葬画像的直接来源应是对建筑壁画的模仿。
六、结语
从陪葬坑的数量、出土陶俑与建筑模型的组合看,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可早至西汉中期以前,性质为诸侯王墓陪葬坑,墓主为“七国之乱”以后的三位齐王之一,最可能是齐懿王刘寿。
车马出行俑是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不可或缺的内容。山王村陪葬坑中所谓的“兵马俑”,并非秦汉帝陵、汉初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中具有军阵性质的兵马俑,而是“七国之乱”以后,体现齐王身份以及保卫其家庭安全的武装力量。
山王村陪葬坑是立体的画像,虽然它所展示的一些画面早已有之,但把各种题材集于一坑,尤其以车马人物俑、成组的建筑模型以及陶塑动物作为表现元素,共同组成一幅贵族生活场景,这在汉代墓葬中还是首次发现。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处于壁画墓及画像石墓早、晚发展阶段的中间环节,可视为西汉晚期以后壁画及画像石的早期来源之一。
注释: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文物管理局:《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文物出版社,2017年。为与军阵性质的兵马俑相区别,本文改称“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简称“山王村陪葬坑”。
[2]《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4页,中华书局,1959年。
[3]《后汉书·百官志》第3644-3649页,中华书局,1965年。
[4]《后汉书·百官志》第3606页,中华书局,1965年。
[5]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18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6]刘尊志:《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组合及相关问题》,《考古》2013年第8期。
[7]段清波:《外藏系统的兴衰与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文物》2016年第8期。
[8]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年-1998年)》,《文博》1999年第6期。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2年。c.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d.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e.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6年第7期。
[9]a.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b.耿建军:《徐州市羊鬼山西汉墓陪葬坑》,见《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第170-171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10]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
[11]贾振国:《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12]a.王守功、崔圣宽:《章丘市危山汉代陪葬坑》,见《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文物出版社,2004年。b.王守功:《危山汉墓》,《文物天地》2004年第2期。
[13]崔圣宽、郝导华:《青州市香山汉墓陪葬坑》,见《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
[14]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298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15]a.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b.杨秉礼等:《西汉三千彩绘兵马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16]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
[17]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b.张仲立等:《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物遗产》2011年第6期。
[18]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
[19]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
[20]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顾山西汉墓》,《考古》2005年第12期。
[21]周学鹰:《汉代建筑明器探源》,《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
[22]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4期。
[23]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后楼山八号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4期。
[24]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九里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2期。
[25]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26]同[20]。
[27]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28]a.邱永生、徐旭:《徐州驮篮山汉墓》,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b.李琳、甘晓妹:《驮篮山汉墓惊现神秘陪葬坑》,《彭城晚报》2004年4月9日。
[29]同[6]。
[30]《汉书·诸侯王表》第394页,中华书局,1962年。
[31]《史记·景帝纪》第445页,中华书局,1959年。
[32]《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第2005-2008页,中华书局,1959年。
[33]《史记·三王世家》第2111页,中华书局,1959年。
[3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第30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5]同[7]。
[36]同[8]e。
[37]焦南峰:《宫廷的缩影》,《收藏》2010年第6期。
[38]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3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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