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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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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卧牛山西汉楚王墓地墓主人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耿建军
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3期,64-72页
摘要:卧牛山墓地包括4座横穴式岩洞墓,属于西汉楚王(后)墓葬。其中二号墓和三号墓为中间有门道相通的夫妻同茔异穴合葬墓,形制上表现出从早期向后期过渡的特点。规模最大的二号墓为楚王墓,墓主人为第五代楚安王刘道,三号墓为其王后,一号墓则为后续王后的墓葬。另外,原认定的四号墓可能为第一个王后的暂厝墓,后用作明器车马陪葬坑。
关键词:卧牛山;西汉;楚王(后)墓;刘道;陪葬坑
卧牛山墓地位于徐州市区西部卧牛山北麓,共有4座墓葬(图一),均为横穴式岩洞墓,根据徐州地区汉墓形制的特点,墓主人应属于西汉楚王(后)。本文主要根据徐州地区西汉楚王陵墓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墓中出土陪葬品,对墓主身份做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其为西汉十二代同姓楚王中的哪一代,哪一座为楚王墓,其余3座墓主人与楚王的关系。对于所谓的四号墓重新认识,确定其性质。
一、墓地概况
卧牛山为一东西呈弧形的山丘,山体向南弧出,山北为两侧前伸、中间内凹的簸箕凹形。1980年2月,附近村民在卧牛山东部向北凸出的山坡上取土建房时发现一座规模比较大的墓葬,由徐州博物馆与铜山县图书馆联合进行了发掘。墓葬形制为横穴岩洞式,墓向340°。整个墓葬由墓道、前甬道、前厅(耳室)、后甬道、后室及东侧室组成[1]。(图二)由于当时卧牛山没有其他同时期墓葬发现,故将该墓定名为卧牛山汉墓,后陆续发现其他墓葬后,遂将其编为一号墓。
二、三号墓因2010年3月群众举报盗墓而被发现,由徐州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为“依山为藏”的横穴式岩洞结构,墓北向,两墓东西并列,中间有门道相通,属同茔异穴的夫妻合葬墓。两墓的形制类似,都是由墓道、甬道及墓室等部分组成。甬道总长度为50多米,分为前后两段,以上下两层塞石封堵,其中,M2(西墓)甬道内的上层塞石被盗墓者拉出。
两墓合计共16个墓室,每墓各有8个,均由前部墓室(位于前后甬道之间)及后部墓室(甬道后端)两部分组成,两墓的前后墓室之间均有门道相通。其中M2前部有2个墓室、后部有6个墓室,M3(东墓)前部有3个墓室、后部有5个墓室。两墓合计面积近600平方米(甬道口内)。(图三)
总体上说,二号墓建造气势较宏伟,墓室开凿得比较高大,其中最大的W7的面积近百平方米,顶部高近4.5米,中间还有两个气势宏伟的方柱。墓室内多建有木结构的瓦顶建筑,地面上铺木板。三号墓墓室相对为小,墓室建造得比较细致,表面平整;墓室墙壁上均描绘有装饰,并挂幔帐[2]。
另有所谓的“四号墓”,位于一号墓与二、三号墓之间,东距一号墓约300米,西距三号墓约150米。2015年有人举报墓葬被盗后由徐州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四号墓也是横穴岩洞结构,坐南朝北,方向8°,由墓道及墓室两部分组成。墓道总长20米,宽3米,平面呈长方形,平底。墓室为狭长型长方形洞室,长11米,宽3米,高2.3米,形制不规整。(图四)墓道及墓室石缝裂隙以夹杂砖块的土抹平。墓室及墓道底部有许多朽木痕迹及漆皮,器物主要是车马器、兵器,均为明器[3]。
二、西汉第五代(刘姓)楚安王刘道墓地
西汉刘姓楚国共有12代楚王,其中前8代为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系,后4代为宣帝子孝王刘嚣系。目前,在徐州市(楚都彭城)周围已发现属于楚王陵墓区8处,其中楚王山墓群属于带墓道的石砌券顶洞室墓[4]。据史籍记载,楚王山为刘交墓,但根据墓葬的结构及盗洞中出土的陪葬品,时代明显为晚;或认为是孝王刘嚣的家族墓,或认为4座大型墓葬为刘嚣系的4代楚王。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其时代都属于西汉晚期。另7处时代为西汉早中期,属于刘交系的8代楚王,形制上都是横穴式岩洞墓,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岩洞墓的总体特点是墓道多斜坡形,甬道宽近2米,以双层双列每组4块塞石封堵,塞石较长,一般在3米左右。墓道及甬道边有较多的耳室,且耳室多对称分布。甬道后为前堂、后室。早期墓葬开凿得一般都比较规整,棱角分明,墓顶结构丰富,墓壁经过装饰,表面涂细泥及朱砂。墓室功能设施齐全,有庖厨间、沐浴间、钱库、武库、府库、厕间、粮仓、宴饮乐舞厅、棺椁室等。墓葬有比较完备的排水设施,包括墓上方的拦水沟、墓道及墓室的排水沟、积(渗)水坑(井)等。
后期岩洞墓总的特点是墓道为平底,甬道口部呈喇叭形;甬道呈长隧道形,宽度一般近1米,以上下双层单列塞石封堵,塞石的长度一般在2.3米左右。多在甬道边有一个耳室作为车马室,墓室基本上都集中在甬道后。主要墓室高大宽敞,有的中部有方形擎天柱,墓壁开凿相对粗糙,表面不平整,转角处多呈弧形,墓顶也主要为弧形顶或穹隆顶,多在墓室内搭建木结构瓦顶建筑。一般不再开凿排水设施,多将墓底开凿成内高外低的斜坡形进行自然排水。
而卧牛山汉墓则明显带有从前期向后期过渡的特点。三号墓墓内早期特点明显:墓室规整细致,墙面平整,经过细加工(使用剁斧),棱角分明;墓室进行了装饰,墙壁上多先涂抹一层细泥,有的还在细泥层上涂朱或绘以壁画,不少墓室还悬挂幔帐;墓顶结构有盝顶、四坡顶、四角攒尖顶及两面坡顶4种形式。但三号墓也有一些后期墓葬的特点:墓道因未进行发掘,结构不清,但从二号墓的情况看,应大致为喇叭形;甬道为宽不足1米的长隧道形(图五);墓室的总体布局为甬道边设置少量耳室,墓室主要在甬道后,不拘泥于两侧对称;墓室中出现了擎天柱,只不过是圆形。二号墓则基本上都是后期特点:喇叭形墓道,长隧道形甬道;墓室布局灵活,不对称;大部分墓室气势宏大,墓壁较为粗糙,墓内搭建瓦顶建筑(图六);大的墓室有方形擎天柱。但二号墓局部也残留有早期特征:前边2个耳室的形制规整细致,表面经过装饰,与三号墓相同;墓室基本上都是两面坡顶,没有弧形顶或穹隆顶。
在属于早期的3处墓葬中,以狮子山的时代最早[5](岩洞墓的初创阶段,不成熟),其次为驮蓝山[6](属于狮子山王后墓的羊鬼山形制与驮蓝山基本相同),北洞山(包括属于王后墓的“桓魋石室”)的时代相对为晚[7](墓中出现擎天柱)。属于后期的也是3处墓葬,其先后顺序为龟山[8]、南洞山[9]和东洞山[10]。卧牛山则是介于早期与晚期之间,具有过渡性质,但总体上接近后期。龟山汉墓出土了“刘注”龟钮银印,可确认墓主人为第六代楚襄王[11]。在刘注之前有5代王,4处墓葬。狮子山汉墓墓主人目前争议较大,主要有一代、二代、三代三种观点。第三代楚王刘戊为吴楚七国之乱的首犯之一,战败后自杀而国被除,不可能按诸侯王等级陪葬金缕玉衣等,可排除,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第一代元王刘交说的主要依据是羊鬼山(狮子山王后墓所在)陪葬坑出土的铜鼎中发现有“元园”铭文(刘交的陵园称元园),但铭文上有明显的铲除凿痕,说明其虽然本为元园之物,但后来被送与别人,故要把“元园”铭文凿掉,这也间接证明狮子山并非元园。另外,狮子山未完工,反映出墓主人在位时间短,刘交在位23年,在前8代楚王中,在位时间仅次于第八代刘延寿(公元32年)。再则,因羊鬼山王后墓形制同于驮蓝山汉墓,故驮蓝山应为与狮子山相关联的下一代楚王,如果狮子山是一代,驮蓝山只能是二代,而驮蓝山汉墓不仅规模大,且制作非常精致,二代在位仅4年,不可能完成。而驮蓝山汉墓出土陪葬品也表现出降格的迹象(没有包括玉衣在内的玉器)。如此狮子山只能是第二代楚夷王刘郢,大多数学者也持此观点。按照前述墓葬排序,驮蓝山为第三代、北洞山为第四代,卧牛山只能是第五代楚安王刘道。事实上,龟山汉墓与卧牛山汉墓在形制与布局上是极为相近的,特别是刘注墓甬道边的3个耳室,在墓室大小及排列位置上与卧牛山三号墓完全相同(图七),而刘注墓墓室主要都是两面坡顶,没有弧形顶和穹隆顶,这与卧牛山二号墓也是一致的。因此龟山汉墓与卧牛山汉墓之间具有明显的承袭关系。
刘道为第四代楚文王刘礼之子,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继位,卒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在位22年。第六代楚襄王刘注为其子。
三、楚王墓与王后墓
在卧牛山墓地的墓葬中,以二号墓和三号墓的规模最大,结构完整,封闭严密,其位置属于卧牛山的主峰,主墓室(棺室)基本上是在主峰下山体的中心。因此,楚王的墓葬肯定是在这两座墓葬中,而两墓并列相通的形制也明显反映出二者属于夫妻关系。按照常规,王墓开凿得时间要早于王后墓,规模也较王后墓大。
从墓葬的形制特点看,卧牛山三号墓建造明显早于二号墓。前文已提及,三号墓墓室开凿得规整精致,具有较为典型的早期墓葬特征(图八);而二号墓墓室高大,加工相对较为粗糙,墓内搭建瓦顶建筑(图九),这又是典型的晚期墓葬特征,二者的差异明显。特别是两墓之间相通的门道,都是在三号墓先凿出门形,再从二号墓根据原设计好或测算出的对应位置向三号墓的方向开凿,与三号墓留出的门形对接。(图一〇)但因测算误差等原因,对应的位置出现了偏差,故出现了挪动位置的现象。此现象在龟山汉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营建刘注墓时预先开凿出壸门的形状,后从王后墓对应的位置开凿与壸门对接,因出现较大误差,王后墓开凿的位置多次向东移动。
通常情况下,诸侯王在继位后不久即开始营建陵墓,先建王的陵墓,待王墓建造基本完工,腾出人手以后再建王后墓。如山东巨野的“金山大洞”(岩洞墓)是刘贺做昌邑王时为自己建造的墓葬,已基本完成,而旁边的王后墓仅做出墓道的雏形;徐州龟山楚襄王刘注墓为正常完工(有10个墓室),北边的王后墓仅完成了5个墓室,有2个墓室才刚开始做出门道,还未来得及开凿。
就卧牛山二、三号墓室的布局来看,三号墓的主要墓室都是分布在两墓之间,这与龟山刘注墓墓室的分布情况完全一致。这一布局应该与方便从王后墓一侧开凿相连通道有着密切关系,相距如此近两边对接都会出现偏差,如果距离远误差会更大。
如此看来,似乎二号墓为王墓、三号为王后墓。两墓虽然都各是8个墓室,但三号墓墓室相对较小,其中有3个面积仅6.5平方米的小墓室,总面积在230平方米左右;二号墓墓室相对较大,最大的接近100平方米,面积6.5平方米的小墓室仅1个,总面积达到近330平方米,比三号墓多出100平方米。二号墓的墓室多较为高大,容积较三号墓更是大得多。
兵器是反映墓主性别的重要依据。卧牛山二、三号墓因多次被盗,遗留器物多残碎且扰动严重,但基本的放置情况还是比较清楚。二号墓的W6出土有大量的铜箭镞,多偏于东部,位置相对集中。由于墓室中还出土有“半两”钱币、小的铜质鎏金饰品等,并非单纯的“武库”,但将其定性为府库应该是准确的。三号墓的E7也出土有铜箭镞,但基本上都发现于西端靠近两墓间的通道处,数量不多、分布零散,有可能是从二号墓扰动过去的。
因此,二号墓应该才是真正的王墓。但问题是,按照原来的规划,三号墓为王墓,为何放弃而改葬到二号墓中呢?
按徐州地区西汉墓葬的形制特点,列侯等级及其以下,均为竖穴墓,如宛朐侯刘埶墓[12]、“君侯”刘颀墓[13],陪葬有银缕玉衣的宗室刘墓[14]、刘和墓[15]等,所有的横穴式岩洞墓都属于楚王或王后等级,且每个王(后)都是单独的陵园区。不包括所谓的四号墓,卧牛山墓地共发现有3座岩洞墓,作为一个独立的陵园区,只能埋葬一个楚王,显然,楚王刘道不止一个王后。一王二后的情况在徐州东洞室楚王墓地也有发现。(图一一)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楚王不可能同时有多个王后。卧牛山应该是王后较楚王先去世,但当时王后的陵墓还在建设中,不便入葬,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就将王后葬到
了为楚王准备的墓中。按照徐州地区楚王与王后墓的情况,王后墓的规模要小于楚王墓,因此,原来的规划设计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就需要对二号墓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前文论及,二号墓前边耳室部分形制规整细致,表面经过装饰,与三号墓相同;后边的墓室高大宽敞,墓内有木结构瓦顶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从现场痕迹看,二号墓确实进行了改扩建,在W6北壁及东壁北部留下了明显的向外(西、南方向)、向上的扩建痕迹。(图一二)从现场痕迹判断,扩建之前的原墓室已经完成了墙面细加工的步骤。二号墓采取的“整改”方案是前部的耳室部分保持原状不变,对后部的主要墓室部分进行了改扩建,增大增高了墓室,但墓室总的数量与原来的三号墓相同。
四、后续王后墓
在卧牛山一号墓发现之初,因墓内发现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新莽时期的钱币,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西汉第12代楚王(同姓)刘纡的墓葬。前文提及,曾经一直被认为是刘交墓的楚王山汉墓基本可确认是西汉后期刘嚣系楚王的墓葬,其在结构上与西汉早中期的岩洞式楚王墓差异明显,即横穴式岩洞墓与刘嚣系楚王无关,卧牛山一号墓也不是刘纡的墓葬。
卧牛山墓地的墓葬都是居于卧牛山的北麓,墓向一致,墓葬之间的距离也不是太远,一号墓在结构上也与二、三号墓基本一致:甬道为宽1米左右的窄甬道,甬道边上有耳室;墓室相对较为高大,顶部基本都是两面坡,墓内搭建木结构瓦顶建筑;地面上有密集的排水道。因此,就墓葬结构来说,卧牛山墓地的墓葬为同一个时期、同属一个陵园区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一号墓中出土的“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王莽时期钱币应该是盗墓时带入,反映出墓葬的被盗是在新莽时期。虽然墓中出土的钱币数量较多(“大泉五十”124枚、“大布黄千”1枚),但因墓葬规模相对较大,应有多人参与盗墓,盗墓者带较多的钱也是可以解释通的。
一号墓中出土有玉觽。根据徐州地区的汉墓发掘资料,玉觽、玉舞人等同为玉组佩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通常见于高等级的女性墓葬中,如楚王后(东洞山二号赵姬墓)、楚王宠妃(骆驼山段翘墓[16]、狮子山甬道东耳室陪葬人)、刘氏宗室女(韩山刘墓)等。根据发掘资料,卧牛山一号墓中仅葬有一人,因此可确定其是一座高等级的女性墓葬(这也是一号墓并非刘纡墓的又一要证),因只有楚王和王后才能使用岩洞墓,故卧牛山一号为王后墓无疑。但一号墓偏于最东端,规模较小,仅有3个墓室,墓内面积只有约80平方米,主墓室并不在山峰下,而是在山坡上,墓道窄,甬道短,与二、三号墓相比,大幅缩水,仅可称作是“微缩版”。
就一号墓的具体营建时间来说,因墓内搭建有木结构瓦顶建筑,地面开凿有密集的排水沟,明显晚于三号墓,与二号墓更接近。前文论及,卧牛山的楚王后早于楚王去世,而后宫中不可无主,因此,一号墓应该是刘道后续的王后。虽然也是王后,但并非“正宗”的王后(嫡长子为王位继承人),故墓葬规模小。
五、王后暂厝墓与明器车马陪葬坑
所谓的“四号墓”位于一号墓与二、三号墓之间。卧牛山墓地作为一个独立的陵园区,只能埋葬一个楚王,一王三后虽非不可能,但难免让人产生疑问。的确,“四号墓”无论在墓葬形制上还是出土陪葬器物上都是非常特殊的。
从墓葬形制来看,其虽然可称作是岩洞墓,仅有墓道和与墓道等宽的一个狭长洞室,没有甬道,狭长的洞室仅可看作是墓道的延伸,没有像其他岩洞墓的功能区分;没有正式的封门;墓葬开凿得非常粗糙,但墓内没有瓦顶木结构建筑,地面上也没有排水沟槽;墓壁上的石裂隙不是用石材镶补,而是用瓦片、石块或红烧土块等塞平即可,较随意草率。
从出土器物来说,最主要的是类别及出土位置。出土器物基本只有兵器、车马器及与之相关的漆木器痕迹。兵器与车马器形制都很小,属于明器。兵器主要是铜质,也有铁质的,器形有弩机、箭镞、戟等;车马器均为铜质,器形有盖弓帽、衔镳、环、轙等;漆木器痕迹主要是腐朽的车模型及兵器柄杆,表面多有红色彩绘,未见木棺痕迹。遗迹、遗物遍布在洞室及墓道底部,内容完全相同。据了解,“四号墓”早在2007年就因村民建房而被发现,其位置是在2015年发掘墓道的外端,也曾在底部发现有模型兵器。
“四号墓”曾被盗掘,洞室口部有两次明显的盗掘痕迹,盗洞的面积都比较小,在人能够进入洞室的位置终止,并未到达墓道底部,除此之外,墓道中并未见有明显的扰动痕迹。盗墓者都是以直接进入墓葬的核心为目的,会尽可能降低工程量,除特殊情况外,不会将墓道的填土全部清出。卧牛山二号墓墓道填土被清理出很长的一段,但其目的是为了放置从甬道中拉出的塞石,“四号墓”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四号墓”墓道底部的陪葬器物是原来就有的,并非盗墓所为。
从出土器物的类型及分布特点推断,其为陪葬坑最为合理。时代比较早的西汉诸侯王陵墓都有陵园,陵园内有各种形制及内容的陪葬坑。陪葬坑的形状主要是长条形及长方形,有的在坑内搭建椁室,有的在坑壁上开凿洞室。陪葬坑的内容丰富,有车马坑、俑坑、兵器坑、乐器坑、沐浴器坑、动物坑等。
车马坑在陪葬坑中是最为常见的,一般的陵园区中都有车马陪葬坑,而单纯的兵器坑并不多见。车马坑中有真车、真马,也有明器车马。大云山江都王陵K7为明器车马陪葬坑,位于M1、M2东南,与墓葬西南的车马坑(K2)相对。坑口平面呈“甲”字形,坑内置木椁,平面呈梯形,分为若干个椁室,推测椁室内陪葬明器车马50余辆。椁室内还出土了大量铁戟、铁剑等明器兵器及木俑[17]。除了没有木椁及木俑,卧牛山“四号墓”与大云山K7完全相同,性质也应该相同。
其实,在已发现的早于卧牛山汉墓的楚王陵墓中,都未发现有车马室,而车马是诸侯王陵墓中不可或缺的,其都应该是在墓室外,即陪葬坑中,目前,狮子山、驮篮山等楚王陵墓都发现有车马陪葬坑。卧牛山二号墓甬道中间的2个墓室中,均发现有车马器,应为车马室,三号墓未见车马室,而车马陪葬坑也偏于三号墓一侧,应与其有关。如此,则卧牛山汉墓处于车马陪葬坑向墓内车马室的过渡时期,从此以后,地上的车马陪葬坑消失,甬道中间的车马室则成为楚王(后)岩洞墓的“标配”。
不过,卧牛山“四号墓”具有岩洞墓的基本形制,但结构又不完整,使用了楚王(后)的墓葬形制,但似乎又达不到楚王(后)的等级,给人以仓促、临时之感。卧牛山汉墓所属的楚王及王后中,王后是先去世的,按照汉代的丧葬制度,先修建王墓,待王墓接近完工的时候再修建王后墓。由于王后突然死亡,其墓葬还没有建好或者还没有施工,那么就需要有一个临时放置王后灵柩之处。这个“四号墓”应该就是暂厝王后灵柩所在,在王后棺椁移葬到正式的墓室以后,遂被利用为陪葬坑。
由于在洞室中发现有人骨,其是如何葬入其中的?究竟是与暂厝、盗墓有关还是与陪葬坑有关?这还需要待发掘报告出版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里有一个问题:王后既然已经有了灵柩的暂厝之处,为何不等到墓葬建好,移葬到原设计的自己的墓葬中,而要葬到楚王的墓葬中呢?这恐怕应该是楚王夺占了王后的墓葬,王后不得不葬到楚王的墓葬中,究其原因,应该都是渗水惹的祸。
早期岩洞墓墓室内的排水设施较为简单,就是在墓室四周做排水沟槽,然后通过石裂隙排到地下,卧牛山三号墓及二号墓的前边耳室也是如此,是一脉相承的。但卧牛山的山体渗水特别严重,其实在开凿三号墓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故把三号墓棺室的地面进行了抬高,便于渗水流到前边的墓室,并在棺室内凿出“王”字形沟槽,其内还放上鹅卵石。
开凿王后墓的时候,不仅王后墓渗水,楚王墓的渗水也依旧严重,而且排水不畅。更为严重的是,王墓棺室北壁东部石质很差,呈黄色粉状,不仅渗水严重,而且有倒塌之虞(发掘时局部已倒塌)。在这种情况下,楚王遂放弃了原来的墓葬,将正在建设中的王后墓进行改扩建(原来的王墓不适宜或不方便扩建),作为自己新的墓葬。从二号墓改扩建的情况看,不仅向外扩大面积,而且向上扩大高度,在墓内搭建木结构瓦顶建筑,有的还铺设地板;地面上开凿密集的排水沟槽,将周围墓室地面抬高,将水集中排到第4室和第7室北部。显然,这一切措施都与防水有关。
总之,卧牛山为西汉刘姓楚国第五代楚安王刘道的墓地,包括4座横穴式岩洞墓。原设计三号为刘道的墓,因渗水等原因,遂将二号墓进行了改扩建作为自己新的墓穴,三号墓遂变成了王后的墓葬。因王后较楚王先去世,其墓葬还未建成,遂开凿四号墓作为其暂厝之处,后又再利用作为车马陪葬坑。一号墓则是后续王后的墓葬。
注释:
[1][4][6][10]梁勇.西汉楚王与楚王墓[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6:199-201,97-103,130-143,197-198.
[2]耿建军,刘超.徐州市泉山区西卧牛山汉墓发掘[M]//江苏省文物局主编.江苏考古(2010—2011).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87-91.
[3]刘超.徐州市卧牛山四号墓发掘[M]//江苏省文物局主编.江苏考古(2014-2015).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101-103.
[5]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J].文物,1998(8);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J].考古,1998(8).
[7]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6-29.
[8]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J].考古学报,1985(1);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J].考古,1997(2).
[9]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J].文物,1984(11);孟强.徐州东洞室三号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室汉墓的再认识[J].东南文化,2003(7).
[11]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J].考古学报,1985(3).
[12]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J].文物,1997(2).
[13]徐州博物馆.徐州市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1993(1).
[14]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J].文物,1997(2).
[15][16]资料存徐州博物馆。
[17]李存信.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七号陪葬坑实验室考古清理[J].考古,2017(8).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史研究室(https://www.hist.pku.edu.cn/bxjj/245439.htm)目前分三个方向进行艺术史的研究,即中国古代艺术、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下挂“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编辑”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和《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和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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