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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藏汉代人像砖柱出土时间地点及功能探微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霍宏伟

原文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2期，66-83页

内容提要：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汉代人像空心画像砖柱，以往未见有人对其进行深入论述。该馆研究人员认为砖柱发现于河南郑州，今通过对河南地区出土空心画像砖纹饰资料较为系统的梳理，排除了人像柱发现于郑州的可能性，提出该柱应出自郑州以南的周口、许昌一带。此柱年代应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出土时间大致在清末、民国时期，最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流失英国。砖柱上的人像性质，应是存亡人之魂的“䫏头”。人像柱有两方面功能，不仅具有承托墙砖的实用性，而且还起着镇墓辟邪、保墓安宁等思想观念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大英博物馆、人像空心画像砖柱、出土时地、性质功能、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1942年，英国大英博物馆入藏一件中国汉代人像空心画像砖柱（以下简称“大英人像柱”），编号为“1942,1010.1”，传其发现于河南郑州，由约翰·斯帕克斯公司资助购于英国艺术基金会（The Art Fund）[1]。笔者尚未见到有学者对这件人像柱进行深入探讨。

2016－2018年，笔者在参与编撰《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大英博物馆卷》时，通过放大人像柱的高清晰图片，对砖柱细部做了认真观察。2018年，笔者又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展厅对这件人像柱进行了仔细观摩〔图一〕。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陆续收集到海内外17件与其相似的人像柱资料［表一］，另有一件兽形柱考古发掘资料。今结合考古发掘品、征集品及历史文献进行排比、分析，从而对大英人像柱的出土时间地点、性质及功能等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诠释。

一、大英博物馆人像柱的结构与纹饰

该柱为空心画像砖柱，属于墓室中的建筑构件，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为一陶塑人像，下部是一模印阳纹画像的长方体立柱。人像柱通高114厘米〔图二〕。

位于最上部的人像为全身像，但比例失调，形象较为夸张。其头部硕大，几乎与身体等大。头顶平整，中央有一椭圆形洞。人像面部纵长，额头方正，下颏略圆。前额上部阴刻一条横线，与贯通鼻梁的纵线垂直相交于前额中央。额头表面略有残损。五官塑造豪放，粗眉大眼，眼珠突出，鼻梁高挺。嘴部微张，嘴角两侧各刻划三条弧线，颏下阴刻较为密集的短直线与斜线，均象征胡须。这应该是戴着面具的一种表现形式。脸颊两侧各塑出突起的月牙形，并加以阴线刻，代表耳部。人像整体面目狰狞，相貌凶恶。局部可见白灰残迹，推测原本敷彩，惜大多不存。

巨大的头颅下接短小的身躯，使人像形成强烈的反差。雕刻者以塑造加阴线刻的形式来表现四肢，双手横置于胸前，臂下刻出数道纵横线纹，似象征羽翼；双腿蜷曲，骑坐于砖柱之上，其间正中模印一圆形飞鸟纹。

若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下部砖柱，将其看作仿木质的楹柱，则分为柱头、柱身及柱础三部分。柱头仿栌斗，正面为倒梯形，柱身为长方体，柱础略呈覆斗形。柱头正面模印的主体纹饰为双龙衔尾纹，俗称“双龙咬尾纹”或“二龙咬尾纹”，上、下各以四条凸起的弦纹与作为边饰的菱形乳丁纹相隔。边饰之外，再饰以两条弦纹。柱头侧面模印圆形飞鸟纹。

柱身正面以两列三龙衔尾纹作为主体纹饰，纵向展开。每一列纹饰包括一条回首龙、两条咬尾龙纹，两列之间以三条纵向弦纹相隔。正面两侧45度抹角，边饰为菱形乳丁纹。柱身侧面的主要纹饰是两列模印圆形飞鸟纹，边饰仍为菱形乳丁纹。下接柱础，柱础部分装饰与柱头正面纹饰相同，以双龙衔尾纹作为主体纹饰，以两行菱形乳丁纹为边饰，分列于双龙衔尾纹上、下〔图三〕。

二、大英博物馆人像柱的出土时间地点与年代判断

根据大英博物馆出版物的信息，标注人像柱“发现于河南郑州”。但因其为传世品，来源不明，究竟何时何地出土？仍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大英人像柱的出土地点与砖柱年代

1.人像柱出土地点辨析

目前，在中国境内未查到与大英人像柱上部人像完全相同的汉代砖柱资料，只能将搜寻重点放在与大英人像柱下部模印纹饰相同或近似的资料方面，通过纹饰比对来确定该砖柱的出土区域。综观大英砖柱下部装饰纹样，主要由双龙衔尾纹、菱形乳丁纹及圆形飞鸟纹三种纹饰构成。根据大英博物馆公布的基本信息，笔者检索了大量郑州地区汉代空心画像砖墓考古发掘资料及画像砖图录，却未曾见到该地区出土汉代空心画像砖有上述三类纹饰，随即将查寻范围从郑州地区向南扩展到河南中部的周口、许昌一带，由此找到了大英人像柱出土地点的突破口。现将三种纹饰的相关资料列出，分别进行详细比对。

（1）双龙衔尾纹 

双龙衔尾纹画像砖征集品出土时间不甚清楚，却有着较为明确的地域分布范围，分别见于周口地区西华、扶沟两县，以及许昌市的长葛县。主要包括以下资料。

其一，1985年5月，周口西华县文物普查队在位于该县城西4公里的东斧柯村北发现了数以千计、形制多样的画像砖，时代跨度较大，自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的画像砖均见。其中有空心画像砖柱，亦有饰以双龙衔尾纹的画像砖〔图四〕[2]。将西华县东斧柯村出土画像砖上的双龙衔尾纹拓本与大英博物馆人像柱下部主体纹饰进行比较，则完全相同。另外，河南博物院在东斧柯村征集到一批东汉画像砖。其中有一块长方形仙人戏凤画像砖，在主体纹饰中模印三行双龙衔尾纹，下部边饰则为一行变形菱形乳丁纹〔图五〕[3]。画像砖上的双龙衔尾纹与大英人像柱下部纹饰略有不同，前面一条龙的尾巴未衔于后面龙的嘴里，而是位于龙身内侧。同为阳纹模印，画像砖线条却印得较浅，立体感不强，反映了同一主题纹饰在不同时间段呈现出一定的细微差异。

其二，1985年5月，周口扶沟县博物馆在该县白潭乡西孙家村征集到汉代画像砖9块。据调查，这些砖出自一座画像砖墓，随葬铁剑、陶罐等器物。其中门阙画像砖两块，大小、形制相同。双重四阿式顶。阙体正面模印阳纹装饰，画面为横向展开，分别为一行骑马狩猎图、两行双龙衔尾纹〔图六〕。门楣砖一块，上为单面檐，下饰树纹与菱形乳丁纹〔图七〕[4]。需要说明的是，西孙家村所见画像砖上的双龙衔尾纹，后一条龙颈下饰一枚乳丁纹，与法国赛努奇博物馆藏两件人像柱下部纹饰相同。 

其三，许昌博物馆在该地区所辖长葛县征集到两件空心画像砖柱，柱上模印的主体纹饰为双龙衔尾纹，以菱形乳丁纹作为边饰〔图八，图九〕[5]。

（2）菱形乳丁纹

菱形乳丁纹画像砖的发现区域，主要分布于周口、许昌地区，零星资料见于开封尉氏县一带。考古发掘资料仅见一条，其他多为征集品，现将收集到汉代画像砖上的菱形乳丁纹资料略作梳理。

1.1984年1月，在周口扶沟县城西北15公里的吴桥村清理一座新莽时期画像砖墓。出土残陶罐4件，大泉五十铜钱9枚。在一块带有“亭长”榜题的画像砖右侧边缘，模印一列菱形乳丁纹〔图十〕[6]。

2.扶沟县出土一块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长方形执盾武士画像残砖，上部模印一行菱形乳丁纹〔图十一〕[7]。

3.许昌禹县出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山林狩猎画像砖，上、下各有一行菱形乳丁纹作为边饰，中间四行主体纹饰相同，均为山林狩猎画像〔图十二〕[8]。

4.许昌博物馆收藏一块长葛县出土武士执盾空心画像砖，其左边框凤纹下以菱形乳丁纹作为边饰[9]。

5.开封尉氏县出土一件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山林狩猎空心画像砖柱，下半部分残缺。柱身模印三列作为边饰的菱形乳丁纹〔图十三〕[10]。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一块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山林狩猎画像砖，据说出土于郑州，中间主体纹饰为四行模印山林狩猎纹，上、下两端各模印一行菱形乳丁纹作为边饰[11]。通过和许昌禹县出土山林狩猎画像砖拓本的认真比对，笔者认为这两幅画像砖拓本应是拓自同一块画像砖，出土地点仍是许昌禹县。

除了上述画像砖模印菱形乳丁纹之外，还发现有变形菱形乳丁纹资料。如河南博物院在东斧柯村征集到仙人戏凤画像砖，下部边饰为一行变形菱形乳丁纹。此外，还有一件山林狩猎画像砖柱，在柱头、柱身及柱础分别模印一至两行变形菱形乳丁纹〔图十四〕[12]。另有一对西华县石羊城出土的画像灰陶阙，阙身两侧边缘模印变形菱形乳丁纹[13]。在西华县征集到画像砖、砖柱上的变形菱形乳丁纹，其特点是每个菱形单元线条不是闭合的，位于中间圆圈加点的乳丁纹，已简化为一个实心小点。从其设计风格来看，应是与菱形乳丁纹一脉相承，年代有可能晚于前者。

（3）圆形飞鸟纹

大英砖柱人像肚脐部位模印一圆形飞鸟纹〔图十五〕，柱头、柱身两侧印有圆形飞鸟纹，此类纹饰亦见于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一对汉代画像砖墓门〔图十六：1〕。该墓门于1924年购自张静江开办的通运公司[14]，在墓门上部均模印一行五枚圆形飞鸟纹。馆方推测这对墓门来自河南郑州，今根据许昌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砖来看〔图十六：2〕，二者纹饰有诸多相似之处。流失海外的这一对墓门有可能出自许昌地区。

据已发表画像砖资料分析，双龙衔尾纹画像砖主要出土于河南周口西华、扶沟两县及许昌长葛县。菱形乳丁纹画像砖的分布区域，北到开封尉氏县，南至许昌市，西达禹州市，东至扶沟、西华两县，形成三角形区域〔图十七〕。从整体来看，大英博物馆人像柱的出土地点应该是在今河南郑州以南的周口、许昌一带，而非郑州。

2.大英人像柱的年代判断

大英博物馆研究人员认为，这件人像柱属于东汉时期。关于此柱断代研究的不利条件，是河南周口、许昌地区主动发掘的汉墓数量较少，缺乏公开发表的汉代空心画像砖墓考古发掘资料，缺少断代依据，只能根据数量相对较多的征集品材料，因此会影响到对大英人像柱年代更为细致的判断。通过将这件大英人像柱柱身三种纹饰与上述中国河南境内同类纹饰的比较，并综合考虑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西汉晚期十二字铭文瓦当、河南洛阳涧河西岸东汉早期墓M14兽形砖柱等间接材料（后详）[15]，可以大致判断该砖柱年代应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二）大英博物馆人像柱出土时间推测

大英人像柱入藏该馆时间为1942年，而有关人像柱的发现、流传经过及出土时间，均缺少直接的文字记载。笔者只能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略作推测。

大英人像柱出土及流失海外情况复杂，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外国工程师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收集包括人像柱等挖出来的文物，分批寄回国内。许昌、长葛均在京汉铁路线上，周口扶沟、西华两县则位于铁路线东侧附近。1897年下半年，卢汉铁路开始分段修筑，北段由卢沟桥至郑州黄河北岸，南段从黄河南岸至汉口。1905年9月，南北两段铁路相继完成。1906年4月1日，这条铁路全线通车，同时改称“京汉铁路”[16]。根据京汉铁路的修筑进度来推测大英人像柱的出土时间，约在1897－1905年之间。

在中国近代铁路线的修建过程中，遇到古墓并挖出器物的情况时有发生，也有墓中出土遗物被外国人收集、寄回国内的现象。1910－1925年，河南洛潼铁路修筑之际，英国工程师报告所得唐代明器，包括人物俑、动物俑及器物等共计57件，现藏大英博物馆[17]。1915年4月，罗振玉曾赴河南洛阳考察，陇海铁路工程局局长徐世章告诉他：“铁道总医官欧洲某国人所得古物甚多，得即寄归，不能知所得为何物也。”[18]柯昌泗亦云：“陇海铁路兴筑时，于开封沙镇得汉画一石，题字十六榜，有减谷东门等字，减谷

即函谷，同音之假借。其石即时为西洋人马龙携至法京，闻今在美国。”[19]

上述文献记载所及现象还得到了出土资料的印证。1989年1月，在河南省郑州市陇海马路东段郑州铁路管理局招待所，发现空心画像砖、北魏减地平雕画像石各一块。其中空心砖画像为执戟门吏与铺首衔环图〔图十八〕。这两块画像砖石是该所在院内挖排水沟时发现的，没有其他遗物伴随出土。招待所分东、西两个院落，原为陇海和京汉两个铁路管理局所在地。1909年1月1日清政府虽从外国人手中赎回两条铁路的所有权，但仍为外国人管理。所以，发现的两块画像砖石应是从别处运来，因故滞留埋入地下的[20]。

大英博物馆人像柱发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大量汉墓遭到破坏，发现诸多作为建筑构件的画像砖。国内外的古董商人深入中原内地，收集这些画像砖，将其卖到海外。如上文提及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一对汉画像砖墓门即是如此。该博物馆文物库房里的其他一百余块墓砖，则是1925年购于日本山中商会[21]。中国古代明器流失海外之始，罗振玉认为源于清末：“光绪丁未冬，予在京师，始得古俑二于厂肆。……明年春，复挟诸明器来，则俑以外伎乐、田宅、车马、井灶、杵臼、鸡狗之物，悉备矣。亟予厚值酬之，此为古明器见于人间之始。是时，海内外好古之士尚无知之者。厂估既得厚赏，则大索之芒洛之间。于是，邱墓间物遂充斥都市。顾中朝士夫无留意者，海外人士乃争购之。”[22]“光绪丁未”，即1907年。1932年，燕京大学教授郑德坤对于古明器的发现与流失情况亦有记述：“近年来，中国内地铁道工程振兴，古坟的发掘处处遇到。一九〇五年以后几年，汴洛路开始建筑时，洛阳附近古迹被发掘者甚多，引起外人技师等的注意。西欧人士既多争搜集，中国市场上商估遂大事搜索以求售。其结果遂引起多方的注意，去专事发掘，而古明器之流出国外者日众。”[23]基于上述历史背景资料推测，大英博物馆藏人像柱至迟在20世纪40年代初流入英国境内。

大英博物馆的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其馆藏人像柱发现于河南郑州，可能是砖柱出土后被运到了郑州，再由此中转，寄往海外，海外人士根据所寄地址来确定发现地点。

三、大英博物馆人像柱的性质与功能

作为一件独立的砖柱，大英人像柱陈列于该馆中国馆汉代文物展柜的中央，凸显出该馆对其珍视的程度。遗憾的是，这件藏品已失去原始的出土信息，其所在墓葬中的位置及其性质、功能，均为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河南洛阳涧河西岸东汉早期墓M14兽形砖柱的剖析（以下简称“兽形柱”），以此来复原大英人像柱在墓葬中的位置，探究其作为墓室建筑构件所具有的性质与功能[24]。

（一）洛阳涧河西岸东汉墓M14兽形砖柱的性质与功能

1953年5月，在洛阳修建金矿公路的过程中，于涧河西岸发掘一座东汉早期墓M14〔图十九〕[25]。后将此墓搬迁、复原至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在其前堂与后室之间，用空心砖砌筑了一道隔墙，上部是两块略呈三角形的空心砖，砖上镂空加阴线刻出龙虎形象，施以彩绘。因年深日久，彩绘不存。支撑两块空心砖的下部是一件立兽形浮雕砖柱〔图二十〕。此砖柱上的立兽，左前肢上举，右前肢按一物〔图二十一〕。兽形柱通高120厘米(包括栌斗，斗高10厘米)，宽16.5厘米[26]。该砖柱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考古发掘品。

这件兽形砖柱与其上部空心砖阴刻镂空的龙虎图像组合在一起，想要表达什么寓意呢？洛阳地区出土汉墓壁画、空心砖及铜镜等也有相似图像组合。

1993年，洛阳市涧西区丽春西路202厂汉墓M92出土一面尚方四神博局镜，镜背外区装饰一周铭文带，其中有云：“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27]结合其他图像实例，可以看出龙虎图像组合，不仅能辟邪除凶，而且还能福荫后代子孙，其趋吉辟邪、保墓安宁的含义是明显的。从洛阳涧河西岸M14兽形柱所处墓室内的空间位置来看，它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是作为承托砖柱上部两块空心砖的重要支撑；另一个是与上部的龙虎形象构成新的组合，形成镇墓辟邪的寓意。

可与其相互印证的例子，见1973年山东省苍山县城前村北发掘的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其前堂与后室相接的北中立柱刻双结龙，画面高86厘米、宽21厘米。墓内题记云：“中直柱，只（双）结龙，主守中□霤辟邪央（殃）。”[28]柱上所刻双龙具有辟邪除殃的作用，前堂与后室相接处的中柱应是文献所记“中霤”。

“中霤”之“霤”，意为屋檐水，引申为屋檐，借指屋宇、房屋。《说文·雨部》:“霤，屋水流也，从雨，留声。[29]“中霤”，亦写作“中廇”、“中溜”，指室中央，见于先秦文献及后代学者的注疏中。《楚辞·刘向〈九叹·愍命〉》：“刜谗贼于中廇兮，选吕管于榛薄。”王逸注：“中廇，室中央也。廇，一作霤。”[30]《礼记·月令》所载“其祀中霤，祭先心”，源于《吕氏春秋·季夏纪》。郑玄注：

“中霤，犹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霤云。”孔颖达疏：“古者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霤。愚谓季夏祀中霤者，以其居室之中而配乎土也。”[31]《释名·释宫室》：“中央曰中霤，古□穴后室之霤，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处也。”[32]

“中霤”一词不仅指室中央，而且还代指土神。《吕氏春秋·季夏纪》“其祀中霤”，高诱注：“土王中央，故祀中霤。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33]《礼记·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孔颖达云：“中霤，谓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诸侯之国，主祭土神于社。……愚谓中霤者，宫内之土神也，一家之中以为主；社者，境内之土神也，一国之中以为主。主，谓家、国之所依以为主也。”[34]

从上述文献来看，“中霤”在古代居室空间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表示室内的中央位置，而且还代指土神。“中霤”这一空间概念，与刘庆柱先生提出我国古代都城遗址的“中和”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35]。两者分别从微观、宏观的角度，反映了古代先民对“中”的重视程度。深藏幽冥的地下墓葬建筑模仿阳间的建筑布局，阴宅仿阳宅，陵墓若都邑，这是探寻墓葬建筑特点及规律的一条有效途径，亦即《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所载：“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36]

洛阳涧河西岸东汉墓M14的兽形柱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特殊，既位于整个墓室的中轴线上，又处于前堂、后室之间的中心，亦即文献提及的“中霤”。独特的“居中”位置，决定了其在墓室内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有学者认为，柱上塑造的怪兽性质应是“镇墓兽”[37]。兽形柱的功能恰如山东苍山画像石墓题记所云“主守中霤辟邪央（殃）”，起着镇墓辟邪的作用。

（二）大英人像柱的性质与功能解析

通过以上对洛阳涧河西岸东汉墓M14兽形柱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此类砖柱所在的原始出土环境及其性质、功能，再来探讨大英人像柱的同类问题。两者高度近似，前者高120厘米，后者高114厘米。若将大英人像柱还原至墓室空间内的话，其位置也应该处于墓室的中心，即文献所云“中霤”。

1.大英人像柱的性质

结合大英人像柱的形制特征及历史文献记载，初步推断砖柱上的人像应是“䫏头”，亦称“魌头”、“倛头”、“旗头”。所见最早记述为《说文解字》。《说文·页部》：“䫏，丑也。从页，其声。今逐疫有䫏头。”[38]段玉裁注：“此举汉事以为证也。……按魌、䫏字同，头大，故从页也，亦作（亻䫏）。《灵光殿赋》‘仡䫏（犭思）以雕（目穴）’李注：䫏（犭思），大首也。今本作欺（犭思），盖误。”[39]《广雅·释诂》：“䫏，丑也。”王念孙疏证：“娸、欺、䫏、倛、魌，五字并同义。”[40]正字当作䫏。

《说文》所说的“䫏”与“丑”意同，即凶恶、邪恶之意。《说文》云“逐疫”，是指古人在腊月禳祭、驱逐疫鬼的活动。《续汉书·礼仪志中》：“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刘昭注引《汉旧仪》：“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虐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庾），善惊人小儿。”[41]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归纳“䫏头”特点：一是头大，二是丑恶，三是指古时打鬼驱疫时扮神者所戴一种相貌丑恶的面具，可以存亡人魂气。《北堂书钞》引汉应劭《风俗通》：“俗说人死魂气飞扬，故作旗头以存之，言头体魌盛大也。”[42]《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与其略有不同：“俗说亡人魂气浮扬，故作魌头以存之，言头体魌魌然盛大也。或谓魌头为触圹，殊方语也。”[43]大英砖柱上的人像特点，与这些文献所载基本吻合。一是头部硕大，身形矮小；二是面部丑恶，狰狞可憎；三是脸庞方正，头戴面具，所以将其性质定为具有驱逐疫鬼、存亡人魂气功能的“䫏头”。

人像柱在墓室中所处位置，有可能位于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下，即山东苍山东汉画像石墓题记所云“主守中霤辟邪央（殃）”。后室为逝者躯体与灵魂的寄居之所，隔墙下砖柱与后室相邻，柱上人像所处位置便于存亡人魂气。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亦称“檀香山艺术博物馆”）收藏两件人像柱，其中一件人像柱上有四字阴刻篆书铭文“天下康宁”〔图二十二〕，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汉代人在墓室内树立人像砖柱的真实意图，是希望普天下民众甚至包括亡人魂魄，皆能够康乐、安宁。与其铭文部分相同的瓦当，有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的8件西汉晚期十二字铭文瓦当〔图二十三〕[44]。这些考古发掘品亦为传世人像柱的年代上限提供了旁证材料。

2.大英人像柱的双重功能

从物质层面来说，作为墓室内的建筑构件，大英人像柱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它可以承托位于其上部的砖墙，如同洛阳涧河西岸东汉墓M14隔墙下部兽形柱所起的作用。从今天河南地区出土的汉代建筑模型明器资料来看，在当时的一些建筑上也有采用人像柱的做法。1954年，淮阳县九女冢村采集到一座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上面两层四角立有两两并立的祼体人形柱[45]。1968年，淅川县李官桥东堂村出土一座东汉中晚期四层绿釉陶百戏楼。在第二层楼体正面台口两侧各有一扁柱，柱子下部塑出五官夸张、清晰的兽面纹，其上部塑出男童形象，半蹲半跪，双手上托斗拱承四阿顶[46]。1977年，项城县老城邮电所院清理一座东汉中晚期砖室墓。出土三座三层绿釉陶楼。其中，两座陶楼以装饰有兽面的扁柱承托斗拱、抬梁，另有一座百戏楼底层镂窗上部饰有两个凸鼻大眼的兽面纹，下部塑出一个同样面目奇特的兽面纹[47]。西平县寺后张东南出土一座与淅川陶楼形制、结构类似的百戏楼，也有两根上为男童、下为兽面纹的扁柱〔图二十四〕[48]。西平县属于漯河地区，距离周口地区的西华、项城两县较近，两汉时期应该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由此推测无论地面建筑，还是地下墓室，皆有使用人像柱的做法。

就精神层面而言，人像柱具有镇墓降鬼、趋吉辟邪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大英人像柱上模印的双龙衔尾纹、飞鸟纹可能蕴含着一定含义。该柱下部画像砖上双龙衔尾纹，或许有希冀子孙后代繁衍不断、绵延不息之意。龙尾不仅指龙的尾巴，而且也是星宿名，即作为二十八宿之一的箕宿，因位于东方苍龙七宿之末，故称“龙尾”。《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司马贞《索隐》引宋均云：“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箕四星，为后宫之场也。”张守节正义：“尾，箕。……尾九星为后宫，亦为九子。星近心第一星为后，次三星妃，次三星嫔，末二星妾。占：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叙而多子。”[49]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封禅》：“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50]由此可知，不论是龙尾，还是狐尾，均有后宫繁衍子嗣、后代昌盛的象征意义。

与上述记载相反的一个例证，是东汉永和六年（141）日蚀于龙尾，被认为是子嗣不兴盛的征兆。《续汉书·五行志六》：永和“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后宫，继嗣之宫也。以为继嗣不兴之象”[51]。

在大英砖柱人像肚脐眼处，基本位于整个人像柱的中心位置上，模印一圆形飞鸟纹，在人像柱两侧印有两列飞鸟纹。与其相似的纹饰，见于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河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墓门上[52]。河南新郑出土汉代画像砖方形外框内，亦饰以飞鸟纹〔图二十五〕[53]。此类飞鸟纹应该是传说中具有降妖伏魅功能的重明鸟，《拾遗记·唐尧》载[54]：

尧在位七十年。……有秖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 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贻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洒扫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象也。

这种神鸟形状如鸡，双睛突出于外。虽然羽毛脱落，但仍能以肉翼飞翔。其神异之处在于“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所以，人们用不同材质“为此鸟之状”，以退却魑魅丑类，驱魔降妖的功能由此可见。大英人像柱上模印的阳纹飞鸟，呈现出的就是一只鸟展翅飞翔的形象。鸟首略呈桃形，头部两侧各饰以两条十字交叉的短直线。身体两侧各用三条直线或弧线代表羽翼，它所刻划的正是文献中“肉翮而飞”的状态。

四、结语

本文想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人像柱的年代。以往说法为东汉，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参照考古发掘品、征集品资料，提出人像柱年代应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二是人像柱的出土时间地点。对于其出土时间的推测，一种可能为1897至1905年修筑京汉铁路时期；另一种可能是出土时间不可详考，但被古董商人收集，销往海外，至迟于20世纪40年代初流失英国。旧说这件人像柱发现于河南郑州，今经细致考证，应该是出土于河南中部的周口、许昌一带。三是大英人像柱的性质、功能。人像部分应该是文献记述中的“䫏头”，砖柱则具有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山东、江苏等地发掘的汉画像石墓中，发现一些仿木石柱[55]，尤其是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中轴线上的三件石质人像瑞兽柱雕刻精美，人物、瑞兽形象众多[56]，颇具代表性。曾有建筑史学者提出：“目前已见较完整的汉代楹柱都是石质的，此类仿木构件，大多见于石墓或崖墓。”[57]通过对大英人像柱及其他汉代画像砖柱资料的梳理，弥补了前人认识的不足，即汉墓中除了石柱之外，还有一些空心砖柱，它们在画像砖墓室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均发挥着一定作用，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内陈列的汉代文物，是向全世界宣传我国汉代物质文化的一个窗口。作为“明星”展品，这件人像柱在该馆展出的汉代文物中处于极其醒目的位置，它不仅是馆内展出汉代文物中体量最大的一件，而且也是大英博物馆研究人员认为重要的汉代展品之一。对于该砖柱出土时地、性质及功能等基本问题的探讨，深入发掘人像柱的历史价值，将为大英博物馆展览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撑，也许这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所在。

附记：承蒙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徐婵菲女士、李波先生，河南博物院牛爱红、李宏女士，中国国家博物馆丁鹏勃、王方、王洪敏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杨志强先生、浙江农林大学杨絮飞先生、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教授、美国纽约瓦萨学院助理教授徐津博士、夏威夷大学Kate Lingley博士的帮助，提供海内外的相关图像及参考资料，谨致谢忱。

2019年8月15日，笔者参加“第六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此文。巫鸿、郑岩、刘冠、陈亮及练春海等先生不吝赐教，或在研究思路方面给予启发，或补充相关资料信息，深表谢意。

注释：

[1]Jessica Harrison-Hall, China: A History in Object, p.71,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2017；王春法主编：《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大英博物馆卷》页456－457，图206，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年。

[2]张志华、王富安：《西华东斧柯村发现汉代画像砖》，《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3]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201，图三，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4]韩维龙、秦永军、贺万章：《河南扶沟发现汉代画像砖》，《考古》1988年第5期。

[5]黄留春：《许昌汉砖石画像》页26－27，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

[6]郝万章：《扶沟吴桥村发现汉代画像砖》，《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7]前揭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197，图二一。

[8]周到、吕品、汤文兴编：《河南汉代画像砖》图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9]前揭黄留春《许昌汉砖石画像》，页22－23。

[10]前揭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194，图一八。

[11]《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砖全集·2·河南画像砖》页25，图二四，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

[12]前揭周到、王景荃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画像砖》，页298，图二四。

[13]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页127，图版一一三，大象出版社，2002年。

[14]据徐津博士告知。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页64－65，图版四○：1、2，文物出版社，2005年；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30.14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16]苏生文：《中国早期的交通近代化研究（1840－1927）》页186－187，学林出版社， 2014年。

[17]转引自郑德坤、沈维钧：《中国明器》页59－60，燕京学报专号之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Hobson, R. L.,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London, pp.26-27, 1925.

[18]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页1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9]（清）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二，页102，中华书局，2005年。

[20]陈立信：《郑州发现北魏石刻》，《华夏考古》1990年第4期。后有学者认为，这件北魏石刻是近代伪作，参见张雪芬：《对郑州发现北魏石刻的再认识》页89－93，《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21]徐津博士提供资料。

[22]罗振玉：《古明器图录》序言，上虞罗氏景印，1916年。

[23]前揭郑德坤、沈维钧《中国明器》，页10。

[24]2017年5月9日，大英博物馆研究员辛文元给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写信，希望馆方提供M14浮雕立柱与透雕门楣的正面图片，将作为改陈后大英博物馆中国馆人像柱的背景展板。这一陈列构思与笔者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后因图片未能反映该墓原貌而未采用。据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徐婵菲女士提供的信息。

[25]前揭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30.14号汉墓发掘简报》。

[26]2018年11月6日，徐婵菲女士对位于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的M14前、后室之间隔墙下兽形柱进行了测量，并将尺寸告知笔者。

[27]禇卫红、朱郑慧：《洛阳发现的汉代博局镜》，《文物》2008年第9期。

[28]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象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方鹏钧、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象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80年第3期。

[29]（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第十一下《雨部》，页241，中华书局，1985年。

[30]（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刘向〈九叹·愍命〉》页302－303，中华书局，1983年。

[31]（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一六《月令第六之二》，页463，中华书局，2007年。

[32]（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释宫室》页181，中华书局，2008年。

[33]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季夏纪》，页134，中华书局，2009年。

[34]前揭《礼记集解》卷二五《郊特牲第十一之一》，页686。

[35]刘庆柱：《我国古代都城遗址的“中和”理念》，《光明日报》2019年8月17日第10版。

[36]前揭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〇《孟冬纪·安死》，页224。

[37]洛阳古墓博物馆编：《洛阳古墓博物馆》页27，朝华出版社，1987年。

[38]（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九上，页184，中华书局，1985年。

[39]（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九篇上《页部》，页4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40]（清）王念孙撰：《广雅疏证》卷二下《释诂》，页2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1]《续汉书》志五《礼仪志中》，页3127－3128，中华书局，1965年。

[42]（唐）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卷九二《礼仪部一三·葬三二》，页348，中国书店，1989年。

[4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五二《礼仪部三一·方相》，页2501，中华书局，1963年。

[44]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页64－65，图版四○：1、2。“维天降灵”十二字瓦当，边轮内饰凸弦纹一周，当面纵向排列三行阳文篆书，合读为：“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

[45] 前揭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页63，图版四二；张勇：《人形柱陶楼定名与年代问题讨论》，《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46]前揭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页69，图版四六；张西焕、王玉娥：《淅川县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陶戏楼》，《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47]前揭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页60－61、72－75，图版四○、四八、四九；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项城老城汉墓出土陶楼》，《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48]前揭《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页70－71，图版四七。

[49]《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298，中华书局，1975年。

[50]（汉）班固撰：《白虎通义》卷下《德论下·封禅》，收入《白虎通义（外十三种）》页3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1]《续汉书》志一八《五行志六》，页3367。

[52]据徐津博士提供的图片资料。

[53]薛文灿、刘松根编：《河南新郑汉代画像砖》页119，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54]（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一“唐尧”条，页24，中华书局，1981年。

[55]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化管理局，1956年；泰安地区文物局：《泰安县大汶口发现一座汉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第6期；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 

[56]殷汝章：《山东安邱牟山水库发现大型石刻汉墓》，《文物》1960年第5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安丘汉画象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4期；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年。

[57]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页53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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