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04日
-
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韩国河
原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10-17页
东汉自刘秀建国,到汉献帝禅位于曹魏,建造有十二座帝陵。根据文献记载,除汉献帝的禅陵位于河南焦作修武县外,其余十一座帝陵均在东汉都城洛阳附近。截至目前,关于东汉帝陵的系列调查报告没有公布过,只有几篇关于北邙帝陵的考据论文及个别的调查简报,因此,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和研究都迫在眉睫。其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弄清楚东汉帝陵的分布与结构,也在于通过东汉帝陵的研究,彻底梳理中国古代帝陵的建制及发展脉络(补上东汉陵寝制度这一缺环),从而揭示古代陵寝制度背后隐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宗教信仰的关系与实质。下面就目前的考古调查及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记载对洛阳东汉陵墓的分布、东汉陵寝的组成要素、与西汉陵寝的主要不同进行扼要的归纳和推论,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洛阳地区东汉陵墓的分布与地理环境
根据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及《续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引《古今注》中的记载,大体上区分出汉魏洛阳城的北兆域(孟津县境内)有五座陵,即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汉魏洛阳城的南兆域(偃师市境内)有六座陵,即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1]、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参照《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1971年版式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于2002年的夏季进行了实地踏查,并提出帝陵对应土冢的初步意见[2],2004年又对偃师高崖的一组土冢进行了钻探,并认为可能和汉质帝静陵有关系[3](图一)。
北邙之邙,古邑名,也作“亡”、“芒”,在今河南省洛阳市汉魏故城之北。北邙山连偃师、巩县、孟津3县地,绵亘400余里。“北芒”一词[4],始见于东汉,其上可以登高远眺,环顾风景,如《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从东汉之时开始,北邙一带陆续成为帝王乃至达官贵人的葬地,如《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建武)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阳王玺绶,愿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临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谥曰恭王,竟不之国,葬于洛阳北芒。”《后汉书·光武郭皇后纪》:“(建武)二十八年,后薨,葬于北芒。”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载:“(邓)晨疾病,天子手书慰问,中宫及宁平公主皆为垂泣。既薨,使谒者招新野主魂,备官属,合葬于北邙山,上与皇后亲临送葬,赏赐甚厚,谥曰惠侯。”这些是比光武帝更早入葬北邙的文献记载。至此以后,除帝王陵区外,北邙之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家族茔地。
如邓氏族茔:《后汉书·邓禹附邓骘传》:“众庶多为(邓)骘称枉,(汉安)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洛阳北芒旧茔,公卿皆会丧,莫不悲伤之。诏遣使者祠以中牢,诸从昆弟皆归京师。”
宋氏族茔:《后汉书·灵帝宋皇后纪》载:“光和元年,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并被诛。诸常侍、小黄门在省闼者,皆怜宋氏无辜,共合钱物,收葬废后及酆父子,归宋氏旧茔皋门亭。”
公孙氏族茔:《后汉书·公孙瓒传》载:“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
关于北邙之上东汉、西晋、北魏帝陵的分布范围,经过多年的调查及研究,已经知道天皇岭东南的几个山头分布有西晋的帝陵[5],瀍河两岸的邙山区主要分布的是北魏陵区[6],东汉陵区的北兆域就位于西晋与北魏陵区的中间地带。也就是说,如果黃河岸边孟津铁谢村的刘秀坟不是真正的光武帝“原陵”,那么,包括原陵在内的五座帝陵以及陪葬墓都应分布在海拔170至210米的邙山原上,大约位于西起西山头,东至天皇岭,南起平乐乡,北至屋銮沟,东西8、南北7公里的范围之内。
汉魏故城之南的地理形势,由伊洛河到万安山北麓,海拔高度逐渐升高,大约是120-250米。从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上看,高崖汉墓群(推测是汉质帝的静陵)和逯寨(汉桓帝宣陵)位于海拔120至150米的地域,其余四陵墓群位于海拔150至200米之内。东汉陵区南兆域的范围,北起伊河南岸,南至宁村,东至陶化店村,西至寇店乡,大约是东西9、南北9公里的范围之内。
从文献记载看,“万安山”之名不见于东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说:万安山一在山西沁县,一在安徽休宁县,皆与河南无关。但是,《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明确记载:“(长安)四年春正月,造兴泰宫于寿安县之万安山。”《新唐书·姚崇附姚勖传》也说:“自作寿藏于万安山南原崇茔之旁[7],署兆曰‘寂居穴’,坟曰‘复真堂’,中剟土为床曰‘化台’,而刻石告后世。”另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说:“(景初元年)冬,十月,丁未,月犯荧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悯陵。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魏书·孝文帝纪》载:北魏时期,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十有一月,行幸委粟山。议定圆丘。甲申,有事于圆丘。”王竹林、朱亮先生认为,委粟山是万安山的一个小山,即“牛心山”[8]。
从目前的考察材料分析,北兆域邙山原上大汉冢(恭陵?)、二汉冢(宪陵)、三汉冢(怀陵)南北纵列成“一”字状分布,它们之间的距离约为1000、500米,另外,大汉冢据北面的刘家井大冢(原陵?)约1500米,根据《帝王世纪》记载,这四座陵都是“去洛阳十五里”(按:汉晋时期的“里”,以下同),奇怪的是它们之间明显有南北的差距,不知为何被记述为等同的十五里?还有,护庄村西南的五代唐明宗陵曾经推测是汉灵帝的文陵,但是调查发现其封土的夯筑情况较差,不同于汉陵封土的一般夯筑规律,而且,1958年航片显示的封土形状为“方形”,不应当是东汉陵冢。调查当中,发现大汉冢的西侧2000米处有一座玉冢(圆形),1958年航片显示的大小基本同于二汉冢,如果按“去洛阳二十里”计算,距离也大致吻合,即具有文陵(?)的可能性。
南兆域帝陵的分布情况根据《帝王世纪》记载的里数,初步认为高崖墓区和质帝静陵有关,逯寨墓区和桓帝宣陵有关,宁村墓区和殇帝康陵有关。最大的问题是白草坡大冢(南北各一,北冢已被村民挖掉)、郭家岭西北大冢、郭家岭西南大冢、李家村大冢、西干村大冢这五个墓区的归属,虽然推断和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有关,但不易推论哪一座冢区对应哪一个皇帝。如果进行推测的话,可以把质帝静陵为基点,以距洛阳“三十里”为半径,在汉魏故城南域找到一个原点(大约是洛河北岸龙虎滩村北的一个点),再以这个点为基点,以显节陵“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为半径,可以找出郭家岭西北的大墓符合这个条件。验证之,以推测宁村墓区的殇帝康陵为基点,以“去洛阳四十八里”为半径,在汉魏故城南域寻找一个原点(大约是接近汉魏故城的中部),比上述的原点北移了许多,如果以这个点为基点,以显节陵“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为半径,可以找出白草坡的大冢更接近这个条件,这说明纯粹依靠《帝王世纪》提供的数据在地图上寻找对应,没有严密的可靠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提供了一种确认相对陵冢位置的途径。
还有一个不解的问题是,《帝王世纪》里北兆域的四座陵不管之间相距如何,与洛阳相距的里数全部被记述为十五里,为什么南兆域的帝陵与洛阳相距里数记述得如此清楚(显节陵“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章帝敬陵“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四十一里”、殇帝康陵“四十八里”)?
至于孟津铁谢村黄河南岸的“刘秀坟”为什么不是光武帝“原陵”的理由有五:第一,铁谢村距汉魏故城的里数远远超过了《帝王世纪》记述的十五里。第二,原陵在“临平亭之南”,临平亭应在邙山原的送庄乡一带。第三,《三国志·魏书》里记载朱超石曾经游历邙原,见光武坟上杏树所结杏甚是美味。第四,铁谢村的自然地理环境,因为海拔较低,不符合帝王择陵的条件。第五,北魏太和十八年,“(帝)行幸河阴,规建方泽之所。”宋代将此处的“方泽坛”开始误认为“刘秀坟”,目前,真正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有二,一是在邙山原上找出确认的“原陵”,另一个是对所谓的“刘秀坟”进行钻探,如果没有墓道,就可以排除为冢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阐述,虽然每一座东汉帝陵的归属(对应的土冢)还有疑问和争议,但是东汉帝陵分布的大致范围、地望以及是否为东汉土冢的性质已经得到初步确认。
二、东汉陵寝的组成要素
1.封土
根据《古今注》记载的陵冢尺寸,按照1步=6尺,1尺(晋尺)=0’243米的计算方式,可知原陵、显节陵、敬陵、慎陵、恭陵、宪陵、宣陵、文陵的直径(边长)都接近或超过100米,大约是95-138米,高度为16-36米,其中,最大者是慎陵138米,最高者是恭陵36米;康陵、怀陵、静陵的直径(边长)为50-76米,高为11-13米[10]。实际踏查中发现除个别有出入外(如偃师高崖村南的汉冢破坏较大),许多封土的大小情况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但是,从高度方面看实际踏查的数据与记载出入较大,测高为10-17米,和大多数坟冢高度为16-36米数据不符,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以前最大的疑问是东汉帝陵封土的形状问题。文献记载除康陵和恭陵为“山周”的记述外,余均为“山方”,根据西汉陵覆斗形封土的情况,一般认为东汉封土也应该为覆斗形。但是,无论是踏查的情况或是观测早期航片(1958年)的图像,都是圆形。为了验证这个疑问,2004年7月,经河南省文物局同意(2003年度国家文物局课题《两汉帝陵研究》),对偃师高崖村南破坏较大的汉冢进行了钻探,发现耕土下残留的封土带不成直角而为弧状的椭圆形[11]。至此,可以确认东汉陵的封土为圆形,这应当是汉代葬制的重大变化之一,具体原因另文考证。
与封土相关的还有台阶问题。根据调查,一些大冢都有多层的台阶环绕,有些台阶明显是后世耕种田地所致,但有些台阶过于狭窄,不像是为垦田所用。如白草坡南大冢6级台阶、郭家岭西北大冢3级台阶、郭家岭西南大冢5级台阶、李家村大冢3级台阶、三十里铺大汉冢12级台阶、二汉冢7级台阶、三汉冢5级台阶。考古已经发掘的洛阳机车厂C5M346是一座出土鎏金铜缕玉衣的东汉大墓,其封土为三节(阶梯)的圆台状。
关于汉献帝禅陵,《帝王世记》曾经记载:“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但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说:“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命司徒、司空持节吊察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丧葬所供群官之费,皆仰大司农。立其后嗣为山阳公,以通三统,永为魏宾。”“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葬之日,帝制锡衰弁绖,哭之恸。”后者文献明确指出禅陵有封土,而且根据调查现在位于修武县古汉村南的禅陵保存有圆形的封土。因此,《帝王世纪》里“不起坟”的记述应为误记。
2.地宫
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勘探情况可知,东汉帝陵可能改四条墓道为单一墓道,同时,竖穴土圹木椁墓可能改为砖石结构的洞室墓(多室),这也是汉制的重大改变之一。与此相对应,西汉时的黄肠题凑改为东汉石凑,也可能有石椁存在,《东观汉记》卷二载:“明帝自制石椁,广丈二尺,长二丈五。”另外,洛阳地区清理的许多东汉大墓出土了玉衣,表明帝王使用的是金缕玉衣之制。
《后汉书·礼仪志下》明确记载了东汉时期皇帝死后的一系列丧葬礼制,涉及到墓圹、棺椁、随葬品的物质文化内容有:“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饭含珠玉如礼。”“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
“三公升自阼阶,安梓宫内珪璋诸物,近臣佐如故事。”
“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
“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瓮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黍饴。载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载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镫一。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笾八,形方酒壶八。槃匜一具。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埙一,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挽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相对应达官贵人的棺椁葬制要低一个层次:“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诸侯王、贵人、公主、公、将军、特进皆则赐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丧,穿作,柏椁,百官会送,如故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
对照以上的文献记载,结合洛阳地区东汉大墓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可以相互印证。如“方石治黄肠题凑”:1968年邙山原上的送庄发现了一座黄肠石墓,并出土了铜缕玉衣[13]。根据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叙述,邙山原东汉陵区多出土黄肠石。
截至目前,东汉时期的“金缕玉衣”还没有正式发现[14],据统计,考古发掘的东汉诸侯王列侯墓出土了7套银缕玉衣,5套鎏金铜缕玉衣,15套铜缕玉衣,1套铜银合缕玉衣[15]。说明东汉时期的金缕玉衣之制比起西汉时期更加规范和严格,可能仅限于皇帝或皇后使用。
上述文献记载的随葬品中,关于瓦器的记述明显是东汉时期的随葬特征,这些器物在一般的中小型墓中也有出土,不再赘言举例,东汉大范围流行这些瓦器随葬,也可能受到了当时这种政令教化的影响。至于这些随葬品是否一定都放置于墓室之内,涉及到了外藏系统。
关于东汉帝陵的墓葬形制,南兆域高崖村大墓(静陵)经过钻探,可以确认是一座带一条南向墓道的砖(石)室墓。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洛阳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大墓都是一条墓道的砖室或砖石混合墓。帝王陵使用一条墓道的洞室墓是东汉时期的重大改制,其原因一方面是砖石工程技术不需要四条斜出墓道的形制,另一方面它也顺应了夫妇合葬一室的要求及祭祀空间的扩大,当然从商周秦西汉时期一直尊崇的四条墓道变成单一墓道也有丧葬认识观方面的改变。
文献证明,东汉时期帝陵的南墓道极为重要,许多下葬时的葬仪都是围绕南墓道展开的。如《后汉书·礼仪志》载:“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陵南羡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宾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羡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羡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车少前,太祝进醴献如礼。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掌故在后,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司徒跪曰‘请就下位’,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
这样,东汉时期陵寝“坐北朝南”埋葬礼俗的确认,无疑是对秦至西汉时期的“坐西朝东”葬俗的根本性变革,对其后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南向”为主流的葬俗产生了深远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生活中南向地上建筑的模仿,另一方面可能也和东汉洛阳的南北宫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3.外藏系统
“外藏椁”之名始于西汉,见《汉书·霍光传》,但考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由于洞室墓的兴起,西汉时期诸侯王墓的“婢妾之藏”、“厨厩之属”之“外藏”内容逐渐转移到侧室、耳室埋葬。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西汉元帝渭陵以前的陵冢内外都有大量的陪葬遗物坑,主要是放置各类“事死如生”的随葬品,这些坑我们可以统称为“外藏系统”。大约是西汉晚期以后,这种在墓坑(主室)之外的外藏随葬模式趋于衰退。
到了东汉时期,一般大中型墓的墓穴之外不再使用陪葬坑,东汉的帝陵或后陵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没有发现与地宫分离的外藏系统。换而言之,西汉外藏系统的功能到了东汉时期由于洞室墓的流行,大多被耳室、前室等所取代。
4.陵寝建筑
按照《古今注》的记述,除光武帝原陵及桓帝宣陵、灵帝文陵外,其余的陵园建筑的组合方位可以分成三组:
一组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安帝恭陵,无“寝殿、园省在东”)。
二组是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寝殿、钟虡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园寺吏舍在殿北。
三组是顺帝宪陵,石殿、钟虡在司马门内,寝殿、园寺吏舍在殿东;冲帝怀陵,为寝殿行马,四出门,园寺吏舍在殿东。
另外,《东观汉记》卷二:“十四年,(明)帝作寿陵,陵东北作庑,长三丈,五步出外为小厨,财足祠祀。明帝自制石椁,广丈二尺,长二丈五。”
从以上文献分析,石殿、钟虡、寝殿、园寺吏舍等应该在封土的东半部。如果石殿是在封土的南部,似于“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的记述方位相违背。
根据目前调查及钻探的结果,东汉的陵寝建筑位于封土的东侧或南侧。理由有四:一是在调查当中发现北兆域二汉冢的东部地表有大量的河卵石存在,应该是散水的用料;二是大汉冢的东部崖面断层上有碎石层和大面积的夯土存在;三是白马寺清理的东汉墓园建筑也在坟丘的东部;四是2004年夏天钻探的高崖大冢M1在其东部发现了夯土建筑遗迹,表明这里应当是陵园的陵寝建制及园寺吏舍。
5.“行马”与垣墙
文献记载,光武原陵“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质帝静陵均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的记述,桓帝宣陵、灵帝文陵没有用“行马”的记述。既然,光武帝原陵没有使用“行马”,而使用了“垣墙”,这应当是寻找和确认原陵所在地的一个重要线索。
从明帝的显节陵到质帝的静陵都使用了“行马”,但桓帝宣陵及灵帝文陵没有同样的记述,也就不排除东汉晚期的“行马”发生变化的可能。我们知道,白马寺附近曾清理的一座桓帝至献帝时期的“皇女”冢四周有夯筑土垣(东西190×南北135米)。《水经注·洧水篇》也说:“绥水东南流迳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茔域四周,垒石为垣。”《后汉书·孝献帝纪》载:“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
这是否说明东汉的晚期“行马”之制发生过变化,改用了垣墙?另外,根据文献各陵都有司马门的记载,但司马门的遗迹截至目前还没有找到。
6.帝王帝后“同穴合葬”的创制
西汉时期盛行帝王帝后同茔不同陵,大多是“帝西后东”之制,东汉时期明确记载,“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虽然东汉帝陵没有发掘一座,但根据文献和已经发掘的东汉王侯级别的墓葬推测,东汉时期可能盛行帝王帝后合葬一室的礼俗。如光烈阴皇后合葬原陵,明德马皇后合葬显节陵,章德窦皇后合葬敬陵,和熹邓皇后合葬顺(慎)陵,安思阎皇后合葬恭陵,顺烈梁皇后合葬宪陵,桓思窦皇后合葬宣陵。《后汉书·献穆曹皇后纪》也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
也有一些“同茔不同陵”的“合葬形式。”如司马彪《续汉书》卷一载:孝灵灵怀王皇后,“陵曰文昭陵,起坟文陵园北。”
在调查当中发现,北兆域的几座大冢均是单独的陵冢,附近没有发现象西汉皇后陵那样可以匹配的大冢,也反证出一些东汉皇帝、皇后可能合葬一墓的礼俗。
7.石刻象生制度
现洛阳象庄村南有一石象,有人认为它是东汉帝陵的神道石刻,存疑。《水经注》里记载了不少东汉达官贵人的墓前有石刻(石人、石兽),河南、四川、山东等地的东汉墓地确实也发现过许多石阙、石祠、石人、石羊、石辟邪等,皆表明了东汉时期是石刻象生制度的发生与发展的重要时期。
洛阳发现的东汉石象生,除上述的大象外,洛阳博物馆及关林陈列室各有石辟邪一件,毋庸置疑它们应当是东汉墓前的石刻,但尚不能肯定与东汉帝陵有关。
8.陪葬制度
根据文献记载,光武帝原陵、明帝显节陵都有达官贵戚陪葬。从目前残存的封土冢情况看,陪葬墓多位于陵区的东部、西部、南部。现存的陪葬冢形状大多是圆形,但不知是否都为汉冢。从排列情况看,也见“一字形(东西或南北向)”的族葬形式。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这就是说陪陵之制源于公墓制度。
东汉文献中,记载陪陵的人物与西汉时期相比不是很多,这可能和东汉时期的家族墓地的发达以及归葬礼俗兴盛有内在的关系。司马彪《续汉书》卷一载:“孝和阴皇后,吴房侯纲之女也。后为人聪惠,有才能。永元四年,撰入掖庭为贵人。以托先后近属,故有异宠,立为皇后。自和熹邓后入宫后,阴后宠衰,怨恨。后外母邓朱数出入后所,有言后与朱共挟蛊,赐后策,迁於桐宫,以忧死,葬临平亭部。”该冢因为靠近临平亭,虽然不一定是陪葬光武帝原陵,却是寻找原陵的一条重要线索。
另外,陪葬“原陵”还有灵帝时期的胡广。《后汉书·胡广传》:“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这就是说,陪葬帝陵的达官贵人不一定就是同时期的人物,那么,在陪葬茔域内出土晚期的东西,不足为怪。
文献明确记载陪葬显节陵的有三人,伏恭、牟融和刘盘妻。《后汉书·伏恭传》载:“元和元年卒,赐葬显节陵下。”《后汉书·牟融传》载:“建初四年薨,车驾亲临其丧。时融长子麟归乡里,帝以其余子幼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仪进止,赠赗恩宠笃密焉。又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除麟为郎。”《后汉书·刘般传》:“肃宗即位,以为长乐少府。建初二年,迁宗正。般妻卒,厚加赗赠,及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
还有一些陪葬帝陵不明确的达官,如《后汉书·召驯传》载:“章和二年,代任隗为光禄勋,卒于官,赐冢茔陪园陵。”《后汉书·杨秉传》载:“赐茔陪陵。”
值得指出的是个别皇帝的生母、祖母,先葬于它地,后礼葬于先帝陵的附近,可视为一种特殊的陪陵形式。
如《后汉书·祭祀志下》载:“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贵人曰敬隐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寝祭,太常领如西陵。”《后汉书·顺帝纪》载:“夏六月乙酉,追尊谥皇妣李氏为恭愍皇后,葬于恭北陵。”
9.东汉上陵制度的确立
《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汉明帝时:“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西都旧有上陵。”“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东观汉记》卷二:“世祖崩,皇太子即位。帝即祚。长思远慕,至踰年,乃率诸王侯、公主、外戚、郡国计吏上陵,如会殿前礼。正月,上谒原陵,梦先帝、太后如平生,亲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积於树,百官取以荐。”众所周知,汉明帝的永平朝是东汉社会政治意识的定型时期,汉明帝推行“上陵之礼”,一方面是宣传“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光武皇帝的顶礼膜拜达到巩固刘氏天下的目的。
《后汉书·礼仪志上》还记载了上陵之礼的程式:“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文始》、《五行》之舞。”
与此相对应,汉明帝“临终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以后的章帝、顺帝都遗诏无起寝庙,扫地露祭。《后汉书·祭祀志下》说:“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由此可知东汉时期的庙寝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确立了“同堂异室”的“合庙”制度,形成了“陵崇庙杀”的格局。
三、两汉陵寝制度比较
从位置与排列情况看,二者都分布于当时京都城的北部和南部,划分为两大陵域。但是,西汉的陵域距都城较远,且南兆域只有两座帝陵陵园,个性色彩较浓。东汉的南兆域比北兆域多出一座帝王陵园,但自然地理条件不如北芒。东西汉陵排列的最大不同是东汉时期突出了南北“一”字状的家族聚葬形式,传统意义的左昭右穆制度没有体现。
从陵园的构成要素看,东汉帝陵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金缕玉衣”以及陵寝建筑、园寺吏舍等葬制继续得以继承,但其形状、质地、位置、组合与西汉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东汉与西汉相比较,陵园最大的不同是改垣墙为“行马”、改覆斗形封土为圆形、改四条羡道为一条(南向)、改竖穴木椁为砖(石)室,改“同茔不同陵”为和合葬一室等等,这些都是“汉制”的重大变化,一定隐藏了复杂的思想内涵。另外,东汉陵园没有设“陵邑”,也没有单独的“庙园”,更没有“以山为陵”的玄宫。
基于以上的情况分析,东汉陵寝与西汉陵寝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论是形制或是陵寝建筑都有明显的差异。
总体上看,东汉陵寝的规模要远远小于西汉时期,一方面是经济投入不够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上层统治者提倡“薄葬”的结果,同时也受到了“盗墓”风潮的制约。不过应特别注意到在东汉陵寝制度中,虽然“葬制”走向简约,但丧制、祭制的内涵有所扩展,关键是葬制发生了巨变,这是否可以视为东汉与西汉陵寝文化的“异质”,值得进一步探索。
注释:
[1]司马彪《续汉书》卷一载:“灵帝即皇帝位,追尊父长为孝仁皇帝,陵曰慎陵。董太夫人曰慎园贵人。”《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说“合葬顺陵。”《东观汉记》卷二记载:“元兴元年十二月,(和)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时年二十七,葬顺陵,庙曰穆宗。”按理讲,和帝陵如果是“慎陵”,后来的陵称不宜再叫做“慎陵”。那么,不排除和帝陵称原为“顺陵”的可能性。
[2]韩国河:《东汉陵墓踏查记》,《考古与文物》2005年3期。
[3][11]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偃师市高崖村东汉墓(陵)冢钻探、试掘简报》,《中原文物》2006年3期。
[4]陈长安在《邙山北魏墓志中的洛阳地名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中认为:“邙山”之名不是东汉已有,而是北魏孝明帝时才有“邙”字出现。其实,晋司马彪《后汉书》、吴武陵太守谢承撰写的《后汉书》均写作“北邙”。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12期。
[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9期;洛阳市文物工作二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报告》2005年7期。
[7]《河南省文物地图集》载姚崇墓在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
[8]王竹林、朱亮:《东汉安乡侯张禹墓碑研究》,待刊稿。
[9]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3期。
[10]原陵山方323步(323步×6尺×0.243米A4=117.73米),高6丈6尺(16.038米),显节陵山方300步(109.35),高8丈(19.44),敬陵山方300步(109.35),高6丈2尺(15.066),慎陵山方380步(138.51),高10丈(24.3),康陵山周208步(75.816),高5丈5尺(13.365),恭陵山周260步(94.77),高15丈(36.45),宪陵山方300步(109.35),高8丈4尺(20.412),怀陵山方183步(66.7),高4丈6尺(11.178),静陵山方136步(49.572),高5丈5尺(13.365),宣陵山方300步(109.35),高12丈(29.16),文陵山方300步(109.35),高12丈(29.16)。
[1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现的四座东汉玉衣墓》,《考古与文物》1999年1期。
[13]郭建邦:《河南孟津送庄黄肠石墓》,《文物资料丛刊》4期(1981年)。
[14]李南可在《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中原文物》1985年3期)一文中说,1984年在刘家井大墓的冢顶捡到过金缕和银缕玉衣残片。
[15]石荣传:《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初探》,《中原文物》2003年5期。
[16]《后汉书》记载,恭陵东阙火、原陵长寿门火、恭北陵东阙火。
[17]韩国河:《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99年10期。
标签:
除非注明,文章均为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原创,转载请注明本文地址:http://www.han-art.net/view.asp?id=297
- 评论:(0)
- 隐藏评论
【评论很精彩,有内幕、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