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总录·邹城卷》编辑笔记—胡新立：图文并茂、缜密严谨的图像志之作

《汉画总录·邹城卷》自2015年4月启动，至2017年11月出版发行，共历时两年半。在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朱青生教授带领下，邹城市文物局与北大汉画研究所师生密切协作、艰苦努力，圆满完成了邹城卷从资料调查整理、拍摄拓印、文字描述、资料汇集到审校等工作，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精心编辑、精美装帧出版，使山东地区首部汉代图像志得以完美地呈现给学术界。邹城卷由3卷组成，文字45万字，图版600余幅，在《汉画总录》的编目中分列31、32、33卷。作为主编之一，笔者参与了资料采集和编辑工作的全过程，工作中对邹城卷的整理编辑方法、该卷出版对当地文物石刻建档的意义有所思考，并在编辑整理中有新的发现，整理如下：

一、科学认真的图像采集与缜密严谨的文字编写完美结合，是邹城卷编辑的基础

一是图像采集力求详尽。由于历史原因，邹城汉画像石存放地点分散，300余块石刻除少数精品陈列在博物馆外，其余分散放置在孟庙、孟府、博物馆及其他地点，有的堆放，有的倒置，给整理编目带来不便。采集工作一开始，我们即将全部石刻整理上架、分类编号，对历年有发掘资料的汉代石刻、墓葬及祠堂、石阙等建筑构件、立体石像等厘清组合关系，编排成组，以便分析研究、分类编辑。工作中对每块石刻建立数据编号，对多面石刻建立分号，细致严密，为入目编辑奠定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以往未能得到重视的汉代图案石刻、建筑构件，也全部归类整理采集，做到不漏掉任何一块有图案的石刻，务求其全。在图像采集中更是注意收集以往的历史图像资料，对于缺失的原石或在外地的资料，力求用历史图像补全。如副主编徐呈瑞费劲周折，找到故宫博物院保存的邹城东汉“食斋祠园”画像石的图像、拓片资料，而且还查询到《山左金石志》、《两汉金石志》等文献记载，为研究该图像提供了珍贵、完整的资料。再如，对邹城以往考古发现的资料特别注意采集，就是对发掘回填的石刻图像资料，也力求采用照片图像或线图入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于每块有图像石刻的正、背面和双侧面，只要有图案、纹饰，均予以收录，对每面石刻进行全方位记录和图像采集，为研究者提供完整资料。

朱青生和胡新立两位老师在工作中

北京大学团队在现场对画面内容进行核实和讨论

二是图像摄影与拓片完美结合。作为以图像为主的专业志书，图像呈现的高清晰、光影的立体质感尤为重要。邹城卷聘请专业摄影师，用哈苏H3DⅡ-50数码相机、成像5000万像素的专业摄影器材、全息灯光照射，拍摄出高清图像照片，经整理加工，采用600余张入集，呈现出真实完美的高清图像，图像显现与光影审美艺术相统一，效果完美。入集拓片图像是重要的表现方面，对于照片不能表现的图像细部情况，拓片可以清晰展现。邹城卷选用技艺较高的拓工，精心拓制全部图像，真实细致地表现出图像的镌刻工艺及细节，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入集拓片的照片都是把拓片放在原石上拍摄而成，拓片上的图像得以真实呈现，避免了传统上单独拍摄拓片时图像皴裂、变形的缺陷，取得了真实完美的墨色图像。

三是文字考证描述缜密严谨。画面描述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如何用客观、审慎、如实的语言描述每幅图像，如何考证定位每幅画面内容，始终考量着编辑的学术水平。诚如副主编刘冠所说，画面描述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为不同背景的读者提供理解画面内容的基本信息，另一方面则是为汉画图像的网络数据和数据库检索提供索引基础。从编辑陕北卷开始，在朱青生教授的指导下，汉画所编辑团队始终注重图像文字表达中专业术语和基本文字描述的规范。南阳卷在陕北卷的基础上，在画面描述文字规范化、学术化方面有所提升。邹城卷更是在描述涉及的专业术语、文法结构、图像考辨等方面有新的提升和改进，从而使画面描述更为科学完善，为今后汉画数据库检索、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值得思考的是，任何语言描述都难于完整准确地表达汉代图像所展现的社会意境，我们只能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去探寻汉画图像所描绘、所追求的精神世界及各种社会生活场景。画面描述的文字参照考古学客观、真实、科学的叙述方法，更为审慎地将历史考证的各种说法列举出来，例如在描述邹城卧虎山西汉石椁中的历史故事图像时，将画面所表现的“伯乐相马”“豫让二刺赵襄子”“大禹”“东王公”“孔子弟子子路”等历史故事及人物以“一说”或“原名”等方式列举出来，既不盲目采用，也不轻率抛弃，给以后的学者留下考证的余地，可谓学术匠心独具。

四是文献引用力求其全。著录与文献是汇集以往研究、发掘之历史记录，既代表当时的研究水平，又为读者提供学术研究信息。邹城卷的“著录与文献”以每石画面为信息对象，审慎选录国内专业出版社编辑的邹城汉画像石专著、期刊和著名学者编写的重要论文、著作及汉画学会刊载的学术论文。为保证学术信息的不断更新，北大汉画所在其官网上设计了“版本更新”机制，以取得最新图像研究信息并编入卷内。据初步统计，邹城三卷共收录著录与文献900余条，内容涵盖汉代历史、社会习俗、体育、军事、建筑、音乐、绘画、农业、畜禽养殖、民族等各个领域。文献上迄清代版本，下至2017年图书、期刊，可谓研究信息之集大成，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而质优的学术信息，是为本卷重要学术亮点。

二、学术研究与文物整理有机结合，实现数据编录与石刻建档双赢

   这次邹城卷资料信息的采集，不仅对邹城馆藏汉画像石是一次全面整理、核对清点，更重要的是为邹城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档案资料。由于存放地点散乱，加之近年又有新发掘、征集的汉画石刻，许多原来整理登记的石刻难觅踪影。这次整理中新找到“二桃杀三士”等图像，并依据画面，拼对、复原了一些图像刻石。

首先对所有画像石统一编号，建立图像摄影和拓片信息档案，然后依据邹城文物局原有档案，建立相关时代、出土/征集地、出土/征集时间等有关信息。这次对每块石刻详细测量后，填写准确的尺寸及石质、原石保存情况、组合关系、存放地点等全部档案信息。每块石刻的画面描述和文献与著录内容依据汉画所编辑团队整理定稿后的文稿填写。这次对邹城画像石资料信息的登记整理是对当地画像石的一次全面清理登记，两者有机结合，取得了数据编录与石刻建档的双赢。

其次，实现数据信息共享，有力推动对当地文物石刻的宣传研究。这次邹城卷编辑出版后，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将有关摄影图片文字信息复制提供给当地文物部门，当地可以在宣传、展览、出版研究中使用这些信息资料，对于促进邹城文物石刻的保护和宣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这次整理采集工作中，北大汉画所利用三维扫描和虚拟成像新技术，在汉画数字信息采集、研究及展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次对卧虎山石椁M2和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进行了画面及石椁结构高精度展示、石椁整体复原和光影技术识别技术实践，为研究者提供虚拟环境中的石刻状态和光影处理后的高清图像信息，对于当地的展览展示、复原陈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整理研究中的新发现

   一是有关墓葬结构的新发现。邹城画像石大部分为考古发掘所出，除能理清组合关系外，还有一些在农村征集的零散石刻。这次在信息采集工作中，经多方观察，又找到新的墓葬组合的案例。如SD-ZC-029-01至ZD-ZC-029-03三块石刻，其石质、来源、雕刻风格相同，疑为同一墓葬所出。徐呈瑞经仔细观察，发现该石刻的背面有安装中间隔板的凹槽，提出此组石刻的构造大概类似于曲阜东安汉里石椁的结构。经模拟复原可知，该墓葬应为双石椁的形制，图像在外。虽仅存三块石刻，却说明这种双石椁结构的墓葬在西汉晚期的鲁南、苏北地区流行过，目前在曲阜、徐州等地都有发现。该组墓葬石刻组合的发现为研究双椁画像石墓的形制提供了新的资料。

SD-ZC-106（局部）

二是图像考释有新进展。编号SD-ZC-106的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是新发现的重要石刻。在采集图像资料时，对于左侧两只动物未能明确何指，尤其是下面一只动物，由于特征不清，难以辨别。刚发现时，曾提出类似于羊、马或狗的形象。笔者在这次信息采集中经反复观察发现，该动物身体肥硕，蹄足、长尾、头部类似于马，但头部有被凿去的三角状凹痕（该刻石是宋代再利用来建墓的汉代石刻，此凹痕应是宋人所刻去，石刻两侧也为建墓时所削凿），这个三角状凹痕正是麒麟头上的独角，故确定该动物应是麒麟。

据李零先生考证，国内曾发现的战国时期麒麟图像以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战国铜壶麒麟纹为代表。孙机先生认为此图像应是较早实例。^①文献有两则记载：其一，《春秋》经传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曾引起孔子的哀悯，故而竟绝笔《春秋》。他认为这种仁兽被擒，是其道不行的象征。其二，《史记》载武帝于公元前122年“猎获白麟”，据说是一角五蹄。武帝认为这是大汉征服四夷、武功全盛的象征，故改元为元狩，并建麒麟阁以为纪念。汉代以来，多数学者认为麒麟是一种麕（jun）身（或有獐、狍子形象）、牛尾、狼额、马蹄的神物。雄性曰麒而无角，雌性曰麟而有独角，角端有肉质。

汉画像石上的麒麟形象往往有翼，形象较为清晰的麒麟发现在徐州睢宁九女墩汉墓，在该墓中室横梁上有麒麟、灵芝、箑（sha）蒲和羽人等图像。梁勇先生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箑蒲是自动生风的神草，故将它刻在仙果旁边。该墓的年代为东汉中期，墓主人应是东汉下邳国列侯一类的人物。^②邹城麒麟图像的认定，对于进一步考释文通祠堂图像有重要意义，诸多史料都把麒麟列入升仙瑞兽的行列，联系到右起一人头顶一鸟的图像，疑与西王母升仙题材有关，该图像当具有升仙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③

睢宁九女墩汉墓麒麟图像

SD-ZC-130

SD-ZC-131

三是石刻考证有了新诠释。此次对邹城历年收集的立体汉代石刻也进行了采集收录。编号SD-ZC-130和SD-ZC-131的两件石刻是东汉时期的四面胡人图像，上面还有瑞兽（一说猴）攀援其间。两件石刻的雕刻形式、主题内容和尺寸大致相同，但对其用途未作深究，或认为是墓前石柱或祠堂建筑构件。对于人物形象，朱浒已有研究，认为是胡人头像^④，笔者赞同。关键是它的用途如何，是何处的建筑构件，值得探索。

由于两件石刻均来源于采集，没有发现共生的其他石刻和遗迹，难于比对。这次在采集信息时，笔者经仔细观察、反复比对并参照有关资料，认定这是汉代墓阙中间的建筑构件，汉代称之为“闑”（nie），俗称门橛。蒋英炬先生在武氏祠调查时发现此物并进行了研究。^⑤嘉祥武氏祠的双阙、“闑”和“阈”是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的墓上石刻建筑，可资比对。武氏祠双阙之间有一条上面为弧形的长条石，古代称“阈”（yu），当地俗称门坎、门槛、门限。在长条石正中立有一圆首碣形石，是用于止门的“闑”，即门橛。郑玄《曲礼》注：“门，橛也……门中木。”孔颖达《玉藻》疏：“闑，谓门之中央所竖短木也。”“闑”是安置在双阙之间神道入口，提示车骑人马应下车入内的。邹城这两件“闑”尺寸大致与武氏祠相似（邹城43×39×25，武氏祠51×44×20），只是两者图像不同，或有地区、习俗差异。在汉代画像石上及墓前，胡人形象石刻多有发现，胡人多充当守门人的角色。曲阜有墓前立体胡人石刻，当为守墓之用。邹城这两件“闑”在胡人头像周围有瑞兽环绕，除有守墓、镇墓作用外，或许另有含义。

注释：

①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② 梁勇：《徐州睢宁九女墩汉画像石墓2015年研究报告》，载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中国汉画研究》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1页，图6。

③ 胡新立：《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及图像释读》，《文物》2017年第1期，76页。

④ 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2年，65页，图2-49。

⑤ 蒋英炬：《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9页，图3。

             胡新立

                                           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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