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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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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散日本的汉代画像石调查与研究
杨孝鸿
原文发表于《中国美术研究》2019年第1期,4-10页。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命运多舛的时代,大量文物流散世界各地。日本在大正至昭和初期蒐集了大量中国早期艺术品,汉画像石也是此时之后被携至日本。虽然20 世纪就有人统计藏在日本的汉画像石的数量,但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数字。来日本考察期间,笔者专门收集了公开出版的图书资料,实地调查,力图搞清这一情况,得到了54块这一数据,但觉得应有所遗漏。文中最后简述了几大博物馆的有关藏品和目前日本国内研究汉画的学术状况。
关键词:日本;汉画像石;调查
一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学者对大清帝国的历史文化充满了好奇,各路人马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长驱直入,渗透到中国各地。这其中有人类学的,也有生物学方面的,更有对中国的文化古迹垂涎三尺的,如法国人李希霍芬(1833—1905)、斯坦因(1862—1943)、沙畹(1865—1918)、谢阁兰(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龙(1879—1966)、美国人弗利尔(1854—1919)等等。这一段历史被西方称之为“发见时代”(Age of Discoveries)。沙畹先后几次踏查中国各地,其中1891 年去了山东泰山和1907 年在华北旅行。他的学生谢阁兰也两次赴中国长途考察,尤其是1914 年专程考察了华西地区的秦汉墓葬雕刻艺术。他们的考察以及后来撰写的著作对汉画像石的推广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早期重要的建筑遗址,以及珍贵的宗教图像艺术—汉代画像石在被国外学者踏查与发掘之后,也陆续被盗取至国外。虽然汉画像石体积庞大笨重,在当时国人对此并不十分重视的情况下,据有关文献记载,有不少汉画像石先后被法国人、德国人、瑞典人、美国人及日本人携走。
关于汉代画像石流失海外的调查,自20世纪就有学者开始进行调查统计,由于年代的不同,掌握的资料与调查途径均不同,所得出的数据也各不相同。中国方面有罗振玉[1]、董井[2]、傅惜华等人,日本方面也有土居淑子[3]。
罗振玉在《海外贞珉录》试图寻找散失在海外的文物,其中罗列了孝堂山小祠中6 块画像石[4]:
1. 孝堂山小祠中画像 四列上列一人中坐左右各三人相向跽末二人鸡首。
2. 孝堂山小祠中画像,五列,第四列持毕者四人。
3. 孝堂山小祠中画像,三列,第三列二兽其一虎已残前半但存腹以后。
4. 孝堂山小祠中画像,二列,第二列有车马,末一列有乘驰者石裂为二。
5. 孝堂山小祠中画像,为画石之上缘外有车马石裂为二。
6. 孝堂山小祠中画像,二列,上列有五人二孔雀,下列中一人伏一人跽而向之二人立而俯,三人侍立,石裂为三。
以上六石得之山东济南左近。
这几块画像石,有的并不是孝堂山小祠中画像,而是其他祠堂画像石。现在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并不是内掘维文携来,而是藏田信吉。
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藏画像石3块:
1. 画像,三列,上列二人击鼓,三人舞,下五人其一持乐器。
2. 画像,四列,上列有机妇坐织,下三列皆治饴。
3. 画像,即晋阳山慈云寺画像第一石。
东京帝室博物馆有4 块画像石:
1. 画像,三列,上列一人中坐左右各二人相向跽,末一人鸡首,中列六人,下列车一人其前一人导一人骑。
2. 画像,三列,上列一人中坐左右各二人侍其三人作乐一人倾听。
3. 画像,画燕集及治馔筵旁有舞者,即山东金石保存所画像庚石之左半。
4. 画像,有字二榜乃后刻,后半一羊首甚巨。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藏有1石:孝堂山小祠中画像,二列,上为重屋楼上六人楼下七人,一人坐二人跪,四人立。
上列所述,罗振玉统计是有14石,但这统计或许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是重复计算,所以数据并不准确。
董井在《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志初稿》一文中提到,在日本藏有汉画像石19块,在法国有2 石,在德国3 石,在美国1 石,在瑞典确数未详[5]。这本杂志出版时间为1931 年,所以统计时间应该是在1930 年之前。董井所说的画像石图像信息由于文字简略也不得而知,但从外国出版的图书可以获知一二。
傅惜华在《汉代画像全集》一书中也对散失海外的画像石表示了关切,交待了很多画像石下落不明,根据初编和二编的图像说明统计,明确藏于海外的画像石有8块,下落不明有18石,当然这下落不明的其中也收藏于海外[6]。下文将通过各种图书的收集搜索确定下落不明的画像石所藏之处,当然这些下落不明的不仅藏在日本,藏在其他国家也有。
1989 年土居淑子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金支持,做了研究课题《日本に所蔵される画像石の研究》,调查藏于日本国汉画像石的数量,据她统计有40石左右,涉及机构也只是11家,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有14石、天理参考馆有7石、藤井有邻馆有3石、大阪市立美术馆有5石、滴翠美术馆有2石、神户山口家有2石,福冈市博物馆、大原美术馆、书道博物馆、户栗美术馆、东大文学部等各1石,以及其他个人收蔵。据她调查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全部画像石和天理参考馆藏的“升鼎石”,户栗美术馆、福冈市博物馆和滴翠美术馆藏的画像石来源地是山东。藤井有邻馆所藏的西王母、东王公画像石二石也有可能来自于山东。其他如山口收藏的汉画像石来源于陕北、四川地区;天理参考馆的其他藏石则可能来自于江苏徐州地区。这些汉画像石携至日本的时间大约是在明治四十年(1907)关野贞来山东考古调查之后,大正年初到昭和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段时间,涉及的有关人士有端方、罗振玉、内堀维文、藏田信吉以及山中商会等古美术商。
笔者在2017 年至2018 年间来日本考察汉画像石的收藏情况,经过调查与走访,得到了与以上调查结果都不一样的数据,而是达到了54石之多,涉及到公私博物馆及个人收藏的18家机构,大部分收藏品保存在关西地区,而关东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大学。
二
关于日本收藏汉画像石的历史,应该始于关野贞考察山东武氏祠及孝堂山石祠之后。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有关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领域上一直存在着与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面对西方学者到中国内地的考察,无疑刺痛了日本学者的神经,他们自信认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掌握都要优越于西方,更加懂得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粹和内涵。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日本被欧洲东方学刺激出这些新学术领域和新学术倾向,使日本学界也不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所谓中国“本部”,也不仅仅局限在“经史”之类文献来了解中国,而是不得不像欧洲学者一样,一方面把视野放大到满蒙回藏鲜等中国的边缘,一方面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7]。
关野贞受日本建筑学会的委派,在明治时期先后两次到了中国各地考察,尤其是第二次到山东地区调查嘉祥汉武氏祠等建筑,于明治四二年(1909)发表了《东汉祠堂及其画像石》及大正五年(1916)出版了《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的表饰》(《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纪要》,第8册第1号)。
在关野贞考察汉画像石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对汉代画像石有所关注与研究[8]。在这些人中应该是以法国人沙畹和谢阁兰取得的成就最大。沙畹(Edouard Chavanne)于1891 年访问了山东武氏祠、孝堂山石室等遗址,1893年发表了《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des Deux Dynasties Han)[9],以及1909年开始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北方的考古调查》(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Chine Septentrionale)[10]。谢阁兰(VictorSegalen)步老师沙畹之尘,也先后考察中国两次,1914年的“大对角线”旅行,特意对中原及西南地区的秦汉陵墓和崖墓进行考古调查,这趟考古旅行的目的就是,根据史书和方志上的记载,在陕、川两省考察汉代和唐代的陵墓、建筑石刻。1917 年他撰写了《中华考古图志》[11]《伟大的中国石雕》[12]和《汉代墓葬考古》[13],其考古成就令专业人士钦佩。
关野贞为了更好地调查日本建筑历史的来源,选择中国早期建筑遗址作为考察对象。汉代石室是地面上唯一能看到的最早遗址,而且山东又是当时能够见到汉代建筑遗址保存下来最多的地区,加上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和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记载的也是山东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声名远扬,影响广泛,世人皆为注目。据董井说20世纪30年代见著录者全国出土汉画像石共329块,河南30石,四川44石,江苏2石,甘肃1石,其余皆归山东[14]。
关野贞在山东地区考察的72天中,主要集中在鲁南地区活动,在曲阜文庙用5天时间调查了汉碑,在济宁文庙待了1天,武氏祠2天,孝堂山室则花了1天时间[15],走访了以前文献记载的汉代石祠及画像石。所涉及到的画像石有肥城县孝里铺孝堂山石室、嘉祥县武翟山武氏石室、济宁州晋阳山慈云寺天王殿画像石[此石于明治四十一年(1879)4月藏田信吉购得携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济宁州晋阳山慈云寺佛殿画像石、济宁州文庙明伦堂壁间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济宁州文庙大成门汉碑阴、嘉祥县画像石(由关野贞购得携至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济南府购得的画像石(由关野贞携至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孝堂山下小石祠(藏田信吉携至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鱼台县所处画像石(藏田信吉携至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等。除了这些画像石,关野贞还踏查了嘉祥县汤阴山、汶上县西乡关帝庙等处,购买了一些拓片,有济宁州两城山画像石、沂州府右军祠画像石、济宁州普照寺佛殿内画像石和出土地不明的画像石。
在山东考察汉代文物的活动中,关野贞花五十贯钱从民间收藏家购买了1块嘉祥汉画像石,又在济南府购买了1块汉画像石,这两块汉画像石运至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卒业式上得到日本天皇的行幸,视为“天览”珍品,所以这些行为无疑对汉画像石的推广宣传起到巨大作用。
汉画像石携至日本,还与另外三个人物有关系,大村西崖、内堀维文以及古美术商山中定次郎。大村西崖与关野贞有一定的来往,大村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北京滞留期间,关野贞与他有过接触,而且他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第二部分论述了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内堀维文自1903年8月至1909年8月在山东师范学堂担任总教习之职,与山东两任巡抚周复、杨士骧关系较好。在济南滞留期间他经常与关野贞、塚本靖和桑原骘藏在家中讨论中国古代艺术,其对中国文物艺术的爱好与收藏也于此时形成[16],曾经购买过6块汉画像石,如今都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里。关野贞与山中定次郎或许没有来往的记录,但大村西崖与山中定次郎关系较好,大村也多次为山中商会出版的展卖图册撰写序言,而且图册中也多次出现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古美术商对汉画像石流落日本无疑起到巨大作用。
三
目前流散在日本的汉画像石,收藏在关东的,主要是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大学,在关西的主要是在大阪市立美术馆和奈良天理大学参考馆。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汉画像石共有17石,出土地较为明确,来源关系清楚,均为大正年间(1912—1926)。原先归属东京大学工科学部的,部分也转移至国立博物馆收藏。
孝堂山下小石室,是东京国立博物馆石刻艺术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组完整的汉代祠堂。关野贞在孝堂山考察时先后发现了两块残存的四鱼画像石和双凤画像石,回济南府时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藏田信吉[17],并说有一德国人曾在此处搬走了一块汉画像石,此地或许还能发掘出一些东西来。藏田信吉利用关系疏通了当地知县并征得地主的同意,试探着挖掘,很快就发现了这一小石祠[18]。这一祠堂画像石共有3石。(图1)
东京帝室博物馆原先藏有画像石10块,第一石为《歌舞、嬉戏和庖厨图》,嘉祥隋家庄关庙出土,1908年携至日本。与原保存在山东省立图书馆庚石为一块石头,现断为两节。(图2)右为六博、长袖吹奏,左为庖厨,杀鱼宰鸡。第十石原为罗振玉藏,山东沂州出土,左端高浮雕羊头,右端为连弧纹和锯齿纹等装饰。(图3)这与山东南部出土的羊首画像石没有多大差别。第四石到第九石,在嘉祥获得,均为内堀维文的藏石。关于内堀维文的藏石,大村西崖在《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讲述的非常明白,皆为济南府附近出土。
尤其是第一石画像比较重要,有四层画面。第一层为西王母图。第二层是出行图。第三层是周公成王与孔子见老子图,这是两个重要的历史题材同时出现在一块画面上。第四层是狩猎图。(图4)
原为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的藏石有7块,同样为山东出土,现部分归属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在关野贞的论文中,除了第一石至第四石为孝堂山下石祠画像石之外,还列了另外3石,均为藏田信吉于明治四一年(1908)购得后携至日本。
第五石原为晋阳山慈云寺天王殿画像石。关野贞于明治四十年(1907)去慈云寺考察时还镶嵌在天王殿的北壁上,第二年就被藏田氏购得。此画像石画面分三层:第一层绘献奉西王母;第二层车马出行;第三层狩猎图,与焦城村随家庄第一石相似。(图5)
第六石在鱼台县获得,画面分五层:最上一层纺织图,机前一女转身与一男接吻;第二层六博图;第三层似调酒;第四层似蒸馒头;第五层缺损严重,仅露二人头部。今归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并取名为《曾参之母、六博、厨房》。(图6)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所藏二石皆为关野贞于明治四十年购得,携至日本。第一石在嘉祥所获,右上部缺损,雕刻手法与济南保存所第六石相似,一楼阁上下两层,男主人在一楼接见来客,女主人在楼上接见女宾;下一层为车马出行图。(图7)第二石在济南府获得,为残石,旁刻一行隶书“戟罄双鱼画像记光和六年十二月丁丑朔廿一日丁酉造”,往左为铺首衔环,环内一对鱼。(图8)
关西地区主要收藏地在大阪市立美术馆和奈良天理大学参考馆。
大阪市立美术馆主要为山口谦四郎的收藏品。山口谦四郎(1886—1957),山口吉郎兵卫的四男,关西地区的实业家,明治时期(1868—1912)的纺纱业巨头,从大正年间到昭和初期收集了有关中国佛教和道教造像125尊,构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石造雕刻收藏规模,尤其是他那收藏的众多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天安元年(466)的如来坐像即为典型代表。
据公开出版的资料,大阪市立美术馆有4 块汉三国时期的画像石面世,土居淑子说有5 石。2014 年公开发行的《大阪市立美术馆山口コレクション中国雕刻》,将山口谦四郎蒐集的所有中国石刻雕像全部亮相,其中就有3 块汉画像石。门卫图画像石为东汉时期,从手法上看可以获知是苏北地区的风格,两人疑似持帚和节侍立。(图9)另一块门卫图画像石,属于晋西北地区风格,东汉时期作品,刻有西王母、持笏而立的门卫,其位置可能在墓室入口处。(图10)
羊首画像石,东汉时期,具有山东南部地区风格,高浮雕羊头,巨大羊角卷曲,呈大吉祥之意。
山口谦四郎的三哥山口吉郎兵卫也对古美术品充满了兴趣和爱好,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主要收藏的是日本的京烧和纪州烧的陶器,偶尔收集2 块汉画像石,根据其生前遗愿把其神户六甲山的住宅改建成滴翠美术馆,目前这2块汉画像石就陈列在入口处。
《翳桑之饿图》(图11),山东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描绘了在桑树荫下挨饿的人。《左传·宣公二年》载:春秋时,晋国灵辄于翳桑挨饿,赵盾给他食物并接济其母。后灵公欲杀赵盾,得一甲士相助,才免于难。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这个题材在汉代画像石中很少出现。
天理大学参考馆所藏的汉画像石,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泗水捞鼎图》(图12),此画像石早年曾在《汉代画像全集》刊载过,后又多次在日本出版的图书中出现,如1975 年平凡社出版的《汉代的美术》,这是一块非常令人注目的画像石。它早期就断为上下两截,主要刻有孔子见老子、秦始皇泗水捞鼎、奏乐和庖厨的情景,出土于山东孙家村,所以就以孙家村第一和第二画像石取名,线刻风格。台北学者邢义田在《日本天理参考馆藏汶上孙家村孔子见老子画像》一文中专门讨论了天理参考馆的这块画像石[19]。除此之外,天理参考馆还藏有4块画像石,属于端方旧藏刻有“答子管仲”题榜的山东滕县画像石。此画像石就是收录在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二编的图54,傅惜华在释文中说下落不明,其实早已流落在日本。
与天理大学参考馆孙家村第一和第二画像石相同,并命名为孙家村第三石的汉画像石(图13)收藏在日本东京户栗美术馆,户栗美术馆主要收藏东洋陶瓷器,以实业家户栗亨氏收集的伊万里、锅岛等肥前磁器及中国和朝鲜陶瓷器为主体,收藏大约七千件。馆方把这一块汉画像石陈列在美术馆的入门大厅处。孙家村第三石也刊载在傅惜华的《汉代画像全集》一书中。这一石分三层画面,第一层描绘的是胡汉战争,汉人骑马持弓射击,持戈击伤胡人;第二层绘战争得胜凯旋归来,晋见主人;第三层是狩猎情景。
大阪有名的收藏家笹川慎一曾经收藏一块被日本文部省认定为重要美术作品的山东东汉画像石《收获庖厨图》(图14),这一石分两层刻画,上层是劳动丰收情景;下层是热闹的庖厨画面。此石后经过古美术商平野古陶轩的贩卖,目前收藏者未知。
四
总之,由于汉画像石体积庞重,日本人对汉画像石的爱好并不广泛,相对于书画、瓷器与佛教雕刻来说,受众面小,藏家兴趣不大,即使相比汉画像砖来说,画像石也是不及的,但日本学者自古就有在砖瓦建筑方面研究的基础,有一定的学术传统,所以画像石在日本的收藏量仅有54 石,而汉画像砖却达到164 块,涉及收藏单位19 家。由于日本国内对藏品的管制严格,一般不准拍照,出版画册也少有画像石露面,即使有也只是摄影照片,没有传拓,对画像石的细节反而清晰度不高,这对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再加上研究关注度不高,日本学术界对藏在本国的汉画像石的研究兴趣也不如国内高,研究力度也大不如以前。在20世纪,日本对汉画像石的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关东有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大村西崖,东京大学关野贞、驹井和爱、原田淑人和早稻田大学土居淑子,关西有京都大学长广敏雄、梅原末治、水野清一、林巳奈夫、小南一郎和曾布川宽以及东海大学渡部武等,随着他们的离世或者退休,目前仅有关东的东京都市大学佐竹靖彦,和关西的佛教大学黑田彰等人为主,曾布川宽教授退休后到神户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工作,研究兴趣多以商周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的纹样为主,发表一系列有关论文。年轻学者有早稻田大学楢山满照、友田真理和关东学院大学菅野恵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曾撰写相关汉画像石论文[20]。他们虽有研究,也多关注中国新出土的画像石,但对日本国内藏画像石的研究少有兴趣。现在需要把日本藏汉画像石介绍到国内来进一步加大我们对它们的关注,让它们重新回归到我们的研究视野里,恢复应有的学术魅力。
注释
[1] 罗振玉:《海外贞珉录》,《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外十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 董井:《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志初稿》,山东省立图书馆编印:《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931 年第1集1期,第53-79页。
[3] (日)土居淑子:《日本に所蔵される画像石の研究》,1989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课题,课题编号01510039。
[4] 《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说是由内堀维文携取。
[5] 董井(1894—1946)字坚叔,山东省邹城市人。高等学堂毕业。长期随王献唐在山东省立图书馆工作。历任事务员、编藏部主任。
[6] 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7] 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7-241页。
[8] (美)巫鸿:《国外百年汉画像研究之回顾》,《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
[9] par Édouard Chavannes,La sculpture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dynasties Han,Paris : E. Leroux,1893.
[10] par 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Planches 1-Planches 4),Paris: Impr.Nationale: E. Leroux, 1909-1914.
[11] Victor Segalen, Mission Archéologiqueen Chine:L'Art funéraire àlépoque des Han , Paris:Paul Geuthner,1935.
[12] Victor Segalen, The great statuaryof China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13] Victor Segalen, Mission Archéologiqueen Chine , Paris, Librairie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5.
[14] 董井:《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志初稿》,第79页。
[15] (日)关野贞:《支那山东省に於ける汉代坟墓の表饰》,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纪要第8 册第1 号1915年,第1-2页。
[16] (日)河濑半四郎:《山东に于ける事ども》,收入法本义弘编:《内堀维文遗稿并传》,内堀维文遗稿并传刊行会1935年。
[17] 关于藏田信吉,通过日本的网络及国会图书馆及京都大学图书馆均查询不到这个人的信息和资料,仅存有他在大正四年(1915)7月5日与鲇川義介来往的书信,获悉他是一位在山东济南从事焦炭生意的日本商人。
[18](日)关野贞:《支那山东省に于ける汉代坟墓の表饰》,东京帝国大学1916年,第92页。
[19] 邢义田:《画外之意: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180页。
[20] 对他们的研究情况将在另一文《日本对汉画像石研究的学术调查报告》中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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