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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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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阳市雁江区文物管理所
原文发表于《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5-31+2+97页
摘要: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四川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资溪村的兰家坡汉墓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其中M1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室与砖室的复合结构墓,M2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时代为新莽时期至东汉早期。M1、M2出土器有陶、铜、银、铁、费昂斯、玻璃、石器等,以1件大型铜车马模型最为引人注目。该批资料对于汉代墓葬考古学、丧葬礼俗、车马制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四川资阳市;兰家坡;新莽至东汉早期;土坑木椁墓;复合结构墓;铜车马
一、前言
兰家坡汉墓位于四川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资溪村十一组(图一)。坐标为东经104°38′23.1″,北纬30°07′11.1″,海拔高程310米。原处沱江一级支流九曲河(又名资溪)右岸一级阶地的缓坡之上。缓坡东距河右岸40米,坡脚高出枯水期河面约8~9米,其上部[1]出露地层为浅黄色黏质砂土,属于第四系全新统河流冲积层。
2005年12月21日,资阳市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兰家坡修筑资溪花园一号路(2006年9月,资阳市人民政府将其正式命名为“铜车马街”)的施工中发现一座汉墓的砖室部分及一辆铜车马。施工单位当即上报当地文物部门。12月22日,资阳市雁江区文物管理所对砖室做了简单清理,并提取铜车马运回库房。12月23日至2006年1月17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雁江区文物管理所对施工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在此前发现的汉墓北侧又发现另一座汉墓,随后完成以上2座汉墓的发掘。发掘期间,资阳市公安机关追回铜车马驭手。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了“资阳铜车马修复保护研究小组”,并于当年完成了铜车马的修复工作。[2]2006年4月,发掘者报道了此次勘探、发掘工作的基本情况与初步认识。[3]
按照发现次序,2座墓编号为2005SZYLM1~2005SZYLM2。其所处缓坡已被施工单位整体下挖2~4米,现位于东西向路基的中线略偏南处,占地面积206平方米。M1、M2均朝向九曲河,前者靠南,后者靠北,呈南北向一字形排列,二者最小间距1.65米(图二、三)。M1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室与砖室的复合结构墓,M2为竖穴土坑木椁墓。两墓出土陶、铜、银、铁、费昂斯、玻璃、石器等125件(组)。现将M1、M2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二、M1
(一)墓葬形制
M1原开口层位不详,西半侧直接开口在路基地表,东半侧开口在施工车辆碾压形成的弃土层之下,打破生土层。弃土层为浅黄色黏质砂土,土质极坚硬,无包含物,略呈东高西低坡状堆积,叠压在墓道与墓室东半侧之上,厚0.05~0.1米。生土层即缓坡出露的浅黄色黏质砂土,土质较坚硬。
M1形制比较特殊,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室与砖室的复合结构墓。长12、宽10.75、深3.75米。墓向77°。平面呈南北平行并列的双“凸”字形,包括2条墓道、2个竖穴土坑木椁墓室和1个砖室,可分为2个墓向相同、南北平行并列、各自带独立墓道、各自拥有一套葬具与随葬品的墓穴。按照发现顺序,2个墓穴分别编号为A穴、B穴。A穴靠北,由墓道、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B穴靠南,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图四)。A穴后室与B穴墓室的墓圹底部处在同一水平面之上,圹壁有缺失、错位现象。二者东西两壁错位。A穴后室墓圹的东壁被前室分割为南北两段,两段略有错位,南段靠南侧的部分有缺失,南壁则完全缺失。B穴墓室墓圹的北壁严重错位,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为2段垂直间距达0.4米的平行线段。A穴后室、B穴墓室共用1道熟土二层台与1个甬道。相比较而言,A穴后室的南半侧墓圹保存较差,B穴墓室的北半侧墓圹保存较好。故此,可推断B穴墓室的北半侧打破A穴后室的南半侧;营造B穴墓室时将A穴后室南侧原有的二层台挖去;待葬礼结束后,留出甬道的位置,回填B穴墓室与A穴后室之间的空隙,形成两墓室共用的二层台、甬道。
1.A穴
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自东向西一字形排列。其中前室为竖穴土坑砖室,后室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室。后室底部设有渗井。长10.75、宽5.55、深3.75米。保存状况较差,墓道前段、前后室上部已被施工单位挖去。墓道、墓圹内填土系回填的原坑土,较之生土土色略深,有明显的铁锈红色斑点,夹杂青膏泥、炭屑,包含陶器残片、灰陶或红陶绳纹板瓦、筒瓦。
墓道位于前室东侧略偏北处,土圹斜坡底墓道,仅存靠近前室的后段。平面呈长方形,东高西低斜坡状底,直壁。口长1.4、宽1.25米。底坡坡度20°,末端高出前室墓圹底部0.55米,长1.4、宽1.25、深0.15~0.6米。东壁略向东侧弧出。
前室位于墓道与后室之间,竖穴土坑砖室,仅存下半部。墓圹系竖穴土坑,平面呈缺一短边的长方形,平底,直壁。长4.3、宽3.25、深1.15米。砖室以条砖砌筑,平面也呈缺一短边的长方形,平底,直壁。长3.9、宽2.7、高1.05米。条砖均为青砖,硬度较高,在其一顺面[4]模印多联菱格纹,其余面为素面,长0.4、宽0.2、厚0.1米。墓底铺地砖大面露明顺墓向错缝平铺一层。铺地砖共10列。部分靠近南、北两壁的铺地砖受挤压有起翘现象。墓壁以单砖上下层错缝顺砌,顺面菱格纹露明。南、北、东壁分别保存有9、13、13层条砖。砌筑墓壁、墓底为了错缝均需打砍半砖。砖室内壁均匀地平抹一层厚约0.5~1厘米的青膏泥。墓圹周围地表残留有施工单位尚未清运的企口楔形砖,推测砖室顶部可能是半圆形拱券顶。推测该室营造工序为:墙体与圹壁留出一定空隙,先砌南、北两壁,再铺设墓底部、顶部。因东壁兼有封门墙的作用,可能需要待葬礼结束最后砌筑。砖室砌筑完毕,回填墙体与圹壁之间的空隙。
后室位于前室西侧,竖穴土坑木椁墓室,仅存下半部。B穴墓室的北半侧打破其南半侧,墓圹东壁局部缺失,南壁完全缺失。墓圹系竖穴土坑,平面呈缺一边的长方形,平底,底部正中设有渗井,直壁。长5.45、宽5.55、深3.75米。渗井系竖穴土坑,平面呈圆形,平底,直壁,坑内填满经过分选直径约10厘米的鹅卵石。直径0.9、深2.6米。墓圹底部、四壁经修整,比较规整。发掘时揭去建设弃土层,墓口内即发现熟土二层台与积炭层。二层台系未经夯筑的回填原坑土,其中南台已非旧物而是营造B穴墓室时的回填土,平面呈围绕墓圹四壁的“回”字形,宽度不一,与墓圹等高。宽0.25~0.9、高1.15米。二层台内空间即为长方形椁室。长4.65、宽4.05、深1.15米。积炭层分布不甚规则,一部分叠压在二层台之上,其余部分位于椁室之内,厚约1~2厘米。木炭多呈窄条块或大块颗粒状,南北向平铺。椁室之上的积炭层因木制棺椁腐朽失去支撑,大体呈南北向的“U”字形塌陷入椁室,最深处距墓口0.44米(图五)。积炭层以下发现2层木板朽痕,应是木椁盖板的遗痕。第1层共2块,位于椁室西北角,距墓口0.27米,每块长2.25、宽0.75米、厚0.5厘米(图六)。第2层共2块,位于椁室东端,距墓口0.36米,每块长3.25~4.05、宽0.5~0.6米、厚0.5厘米(图七)。椁室底部发现木椁朽痕。朽痕局部残,呈窄长条带状,混杂有较多青膏泥,宽5~10、厚0.5厘米。木椁属于典型的间切型,底板情况不明,四壁由东西挡板、南北侧板构成,内部以反向“T”字形隔板分为三箱。三箱的北侧为东西向一小一大2个长方形箱,南侧为1个窄长方形边箱。推测该室营造工序为:下葬时先在墓底放置、搭建好木制棺椁,再用青膏泥在木椁外壁涂抹一层,接着在木椁四壁与圹壁之间的空隙回填原坑土形成熟土二层台,最后在木棺之上平铺一层木炭形成积炭层。
未发现人骨。该穴随葬品散乱分布在前室以及后室墓室底部的木椁朽痕或墓底之上,后室以椁室中心部位的分布最为密集。后室因木椁腐朽倒塌、填土大量渗入,随葬品损毁严重(图八、九)。
2.B穴
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室等部分组成,自东向西一字形排列。长9.95、宽5.95、深3.5米。保存状况较差,墓道前段、墓室上部已被施工单位挖去。墓道、墓圹内填土的性状、包含物等情况与A穴基本相同。
墓道位于墓室东侧略偏北处。土圹斜坡底墓道,仅存靠近墓室的后段。平面呈梯形,东高西低斜坡状底,直壁。口长2.4、宽1.55~2米。底坡坡度8°,末端高出墓室墓圹底部0.55米,长2.4、宽1.55~2、深0.2~0.6米。东壁略向东侧弧出。
墓室位于墓道西侧,竖穴土坑木椁墓室,仅存下半部。墓圹北壁严重错位。墓圹系竖穴土坑,平面呈缺一长边的长方形,平底,底部正中设有渗井,直壁。长7.7、宽5.9、深3.5米。渗井形制、填充物与A穴渗井相同。直径1、深2.4米。发掘时揭去建设弃土层,遗迹现象与A穴后室相同。二层台平面呈围绕墓圹四壁的“回”字形,宽度不一,与墓圹等高。宽0.3~1.25、高1.15米。椁室长方形。长5.7、宽3.85、深1.15米。积炭层分布不甚规则,一些叠压在二层台之上,一些叠压在第1层木板朽痕之上,其余散见于椁室之内,厚约1~2厘米(图五)。椁室之上的积炭层因木制棺椁腐朽失去支撑塌陷入椁室,最深处距墓口0.34米。积炭层以下发现2层木板朽痕,应是木椁盖板的遗痕。第1层共3块,位于椁室西南角,距墓口0.27米,每块长1.25~1.85、宽0.75米、厚0.5厘米(图六)。第2层共7块,南北向分布于椁室之内,大体呈南北向的“U”字形塌陷入椁室,距墓口0.36米,每块水平长3.85、宽0.8~0.85米、厚0.5厘米(图七)。椁室底部的木椁朽痕呈窄长条带状,混杂有较多青膏泥,宽5~10、厚0.5厘米。木椁底板情况不明,四壁由东西挡板、南北侧板构成,内部以一向东的“T”字形隔板分为三箱。三箱的东侧为南北向2个小长方形箱,西侧为1大长方形箱。推测该室营造工序与A穴后室相同。
未发现人骨遗存。该穴随葬品散乱分布在墓室底部的木椁朽痕或墓底之上。因木椁腐朽倒塌、填土大量渗入,随葬品损毁严重。
3.甬道
甬道位于A穴后室、B穴墓室共用的熟土二层台正中。仅存下半部。甬道平面呈长方形,平底,直壁。长1.05、宽1、高1.15米。底部发现木箱朽痕。朽痕平面为长方形,局部残,呈窄长条带状,混杂有较多青膏泥,宽5、厚0.5厘米。
甬道内随葬品散乱分布在木箱朽痕或甬道底部之上。随葬品损毁严重(图八)。
(二)出土器物[5]
1.A穴 60件(组)。
(1)陶器
6件。其中灰陶钵、灰陶罐各1件,可辨器形,未能修复。
钵1件。M1A∶10,泥质灰陶,胎土含细小的白色石英砂颗粒。尖圆唇,宽沿,敞口,斜直下折腹,低矮饼形足。口径11.5、底径4.8、高4、足高0.2厘米(图一〇∶5)。
耳杯1件。M1A∶16,泥质灰陶。长椭圆形,方唇,直口,内收弧腹,口部两长边各附一窄月牙形耳,低矮长椭圆形足。口长径10、短径6、高3、足高0.4厘米(图一〇∶4)。
罐1件。M1A∶9,泥质灰陶。尖圆唇,窄沿,直口,低矮直领,斜弧溜肩。肩部饰横向多联菱格纹。宽20.4、高10.4厘米(图一〇∶6)。
甑1件。M1A∶13,泥质灰陶,胎土含细小的白色石英砂颗粒。圆唇,下折宽沿,敞口,斜直腹,平底有不规则分布的圆形箅眼。外壁有明显的轮旋纹。口径41.6、底径18.4、高22厘米(图一〇∶3)。
(2)陶建筑构件
筒瓦1件。M1A∶6,出于填土内。泥质灰陶。烧制火候高,质地坚硬。瓦舌微微上翘。瓦身正面饰纵向规整的粗绳纹。宽9、厚1、长21厘米(图一〇∶2)。
(3)陶俑
19件。其中灰陶男侍俑、红陶男俑各2件,可辨器形,未能修复。
男侍俑9件。标本M1A∶7,泥质红陶。头戴平巾帻,巾帻自前而后裹发,至脑后分二股交叉绾结,巾头呈柳叶状垂于后脑。外着交领右衽阔袖直裾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衣袂垂胡,袖口露出中衣,袍服外襟直裁掩于身后右侧。双手拱于胸前,呈侍立状。宽11.4、厚8、高23.4厘米(图一一∶4、一二∶1)。标本M1A∶8,泥质红陶。头戴介帻,介帻顶部隆起,前高后低。介壁后沿有一缺口,鬓发似梳拢至脑后,总收绾结于该缺口。面容清瘦,神情肃穆。外着交领右衽阔袖直裾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衣袂垂胡,袖口露出中衣的窄袖口,腰间似束蔽膝,袍服外襟直裁掩于身后右侧。双手拱于胸前,前裾缘露双足,呈侍立状。宽9、厚7.6、高26.8厘米(图一一∶8、一二∶2)。标本M1A∶11,胸部以下残。泥质红陶。头微右偏,梳低髻,髻发前高后低。面容清瘦,稍显笑意,外着交领右衽阔袖直裾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双手拱于胸前,原应呈侍立状。宽6、厚5.4、高13厘米(图一一∶13)。标本M1A∶22,泥质红陶。仅存头部。头戴平巾帻,巾帻自前而后裹发,至脑后分二股交叉绾结,巾头呈柳叶状垂于后脑。宽5.7、厚4.5、高5.2厘米(图一一∶2)。标本M1A∶25,右小腿、双脚残。泥质灰陶。头戴介帻,帻顶部隆起而低平,介壁后沿有一缺口,鬓发似梳拢至脑后,总收绾结于该缺口。外着交领右衽阔袖直裾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衣袂垂胡,袖口露出中衣的窄袖口,双手拱于胸前,呈侍立状。宽7.6、厚7.8、高22.2厘米(图一一∶5)。标本M1A∶21,仅存头、前胸。泥质灰陶。头梳低髻,髻式模糊不辨。外着交领右衽阔袖直裾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原呈侍立状。宽5.2、厚6.8、高14.6厘米(图一一∶7)。标本M1A∶12,仅存头部。泥质灰陶。头微上仰,戴介帻,帻顶部隆起而低平,介壁后沿有一缺口,鬓发似梳拢至脑后,总收绾结于该缺口。面容清瘦,稍显笑意。介壁左前沿残存涂朱痕迹。宽4、厚5、高7.5厘米(图一一∶1)。
女侍俑1件。标本M1A∶24,泥质灰陶。烧制时火候掌握不好,陶色斑驳,上半身呈灰褐色,下半身呈褐色。头微上仰,发髻模糊,似梳堕马髻,顶发、两鬓头发编为发辫,发辫盘曲梳拢至脑后绾结为髻。外着阔袖直裾袍服,衣袂垂胡,袖口露出中衣,双手拱于胸前,呈侍立状。宽9.2、厚9.4、高22.6厘米(图一一∶3)。
伎乐俑1件。M1A∶15,男性形象。仅存头、颈部。泥质红陶。头向右偏,戴介帻,帻顶部呈左右向人字坡形隆起,介壁后沿有一缺口,鬓发似梳拢至脑后,总收绾结于该缺口。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右嘴角有乐器痕迹,乐器可能是排箫,[6]原应呈吹奏状。宽7.4、厚6.2、高13厘米(图一一∶6)。
劳作俑4件。男性形象。泥质红陶。呈劳作状。M1A∶23,小腿、双脚残。颌首,头顶梳尖圆髻,外着交领及膝短衫,双手交叉于小腹,弯腰。宽3.6、厚2.4、高11.2厘米(图一一∶11)。M1A∶19,颌首,头顶梳尖圆髻,双手交叉于小腹,弯腰。[7]宽3、厚2、高7.8厘米(图一一∶12)。M1A∶18,左臂残。颌首,头顶梳圆髻,身体前倾,右手置于小腹。宽3、厚2.4、高10.2厘米(图一一∶9)。M1A∶20,头顶梳圆髻,右手高举,左手置于小腹。宽5.2、厚3.4、高10.4厘米(图一一∶10)。
(4)陶模型
4件。其中红陶子母鸡、红陶摇钱树座、灰陶房屋各1件,可辨器形,未能修复。
狗1件。M1A∶14,仅存趾、跗跖部分。泥质红陶。跗跖直立,四趾粗壮,可能是后足。宽10、厚11、高12.8厘米(图一〇∶1)。
(5)铜器
29件(组)。
铜车马1组。M1A∶1,由车、马、驭手组成。单服马位于车前,驭手置于舆内。车马约为实用车马的3/5,驭手约为真人的2/5。[8]长2.04、宽1.31、高1.15米(封二、三;图一三、一四)。
车型为轺车,双辕、单轴、双毂、双轮、横长舆、单衡、单轭,还有軎、伏兔、轴饰、笭、盖弓帽、盖杠管箍、加固杆、軥饰等附件。长1.58、宽1.31、高0.78米。重47千克(图一五)。
每侧辕杆呈空心方管形,头上弯,䡇呈扁圆形。曲颈,与辕身几近30°。辕身呈弓形,横截面呈纵长方形,中间相当于弓弣处朝向地面也最为粗壮。舆下的軓平直,末端最为纤细,上翘紧扣舆底板,似模拟安装有踵饰。水平长112、宽2.4、厚1.6~2.4厘米。
双毂之间横贯轴。轴呈中间粗两端细的空心圆柱体,自内而外渐次收杀。长127,直径2.8~4厘米。轴两端安装軎,每侧軎呈空心束腰圆筒形,未安装辖。因軎锈蚀严重无法拆卸,轴上是否有辖孔已不得而知。軎长4.4、直径2.4~3.6厘米。
双毂均呈横置的空心圆壶形,“壶”口向外,“壶”底向舆。毂中空以纳轴,轵呈细圆筒形,贤呈粗圆筒形与矮圆台形的组合,两者之间的轮形毂外缘留出一圈榫眼以安装辐条。轵表面锈蚀严重,似乎模拟出革条缠绕的纹饰。贤靠舆的一端以圆璧形铜板封闭,铜板中心的圆孔以纳轴。长13.2、直径4~8.4厘米。
双轮均为中凹轮绠式。轮牙空心,横截面呈五边形,承辐一面窄,着地一面宽。轮牙承辐面留出一圈榫眼以安装辐条。左轮17辐,右轮18辐。[9]辐条呈窄长梯形,骹端窄薄,股端宽厚。辐条露明部分长30.8、宽0.8~1.8、厚0.8厘米。辐条均以轮毂为中心,向舆方向偏斜安装,故车轮整体呈略中凹的浅盆形。右轮尚能自如转动。轮直径78、牙宽4.8、厚0.8~1.6厘米,双轮间距1.05米。
每侧毂贤内侧、轴之上、辕与舆之下安装伏兔。伏兔呈不规则窄长条形。平底开有横向的“∩”形槽以纳轴。外侧面呈内倾的直斜面,内侧面呈外倾的弧面。顶面呈外低内高的直斜面以承舆,外端有一向外突出的掩板结构,掩板覆盖在毂贤与伏兔之间的轴上,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挡泥板的作用,内端开有纵向的“∪”形槽以纳辕。舆底板下有一“U”形铜条将轴、伏兔、舆三者固定,铜条模拟用于绑缚的。[10]伏兔长16.8、宽4、高4.4厘米。伏兔掩板之上、舆底板外侧又安装轴饰。轴饰靠轮一端为空心兽首形,靠舆一端为短窄长方形插板,插板紧抵舆底板。兽首为方圆形,圆耳,大眼,阔鼻。轴饰长4.4、宽4、高1.2厘米(图一六~一八)。
辕、轴之上安装舆。舆呈横长方形,板式结构,三面封闭,由底板、前軨、左右两侧軨、后軨等部分组成,前軨低于两侧軨、后軨。底板呈横长方形,比前、两侧軨板略宽,四周为轸条拼接围合而成的长方形边框,边框中间镂空出密集、大小不一的不规则五边形、菱形、三角形孔,模拟革条交错绷制的网状轖。底板外底与辕相交处有2个圆环以纳軓,圆环模拟用于绑缚的革带。左右两侧轸内面与䪇正对的位置各有一微微隆起的纵向长条形,可能模拟䪇绑缚于轸木之上。[11]底板内底正对轼圆环圆心的位置有一圆形浅槽,推测用于插入盖杠末端的圆榫头。浅槽直径1.6、深0.2厘米。前軨下部为立板,上部为后倾略内凹的斜板,斜板顶端横施轼,立板、斜板以一整块铜板弯曲而成。立板外壁饰以4道横向的细阳线纹,模拟横向阑条。斜板外壁饰以7道纵向的细阳线纹,形似仰置的8块板瓦,模拟连接轼与立板之间的阑条及上覆的纺织品材质屏泥。轼呈长扁圆条形,中间较之两端微微隆起,右端又比左端略高,模拟揉制而成的木轼条,其内侧正中有一用宽扁反“C”形铜条绑缚的圆环。圆环用于固定约束盖杠杠体,外径4、内径2.4、粗0.8厘米。左右两侧軨板均呈不规则五边形,底边为直边,前侧边分为上下2段,下段为直边,上段为后倾的斜弧边,后侧边为前倾的斜边,顶边为前低后高的斜边。顶边有略外侈的圆卷沿,可能模拟的是圆木条,靠后处安装有輢柱饰。軨板外壁均饰以五横三纵细阴线组成的棂格纹,模拟纵横交错的阑条。舆后面仅在两侧各安装1块軨板,中间空出用于车组人员上下。每侧后軨板呈不规则五边形,底边、外侧边、顶边为直边,内侧边分为上下2段,下段为直边,上段为外倾的斜弧边。底边靠轮端有一向下突出的扁长方条,可能模拟的是角柱底端。每侧后軨板外壁饰以三横一纵细阴线组成的棂格纹,模拟纵横交错的阑条。前軨立板饰以横纹,两侧軨板、后軨板饰以棂格纹,可能是对舆阑条内壁又安装整块内衬栏板的模拟。据前室发现的铜盖杠管箍、舆底板用于插入盖杠榫头的浅槽、轼正中用于固定盖杠的圆环,推测该车原有车盖。舆长28.8、宽66、高31.2厘米(图一九、二〇)。
舆前侧、双辕之上横置笭。笭呈长方槽形,器表密布圆孔和方孔,底左侧有少量孔位为浅方槽形,可能是制作时有所疏漏未完成的镂孔。室内修复时,在笭内清理出驭手的双手,以及盖弓帽、盖杠管箍、軎等铜制车马器。笭长78.8、宽10.4、高8.8、壁厚0.4厘米。
双辕前端安装衡。衡为曲衡,呈弓形,中间相当于弓弣处下弯,两侧相当于弓渊处上翘,上有2个半圆环形用于穿辔的轙。衡末与连接处有2个顶端相连的“O”形纹,轙与衡连接处有2个细环纹,分别模拟用于绑缚的革带。长65.2、粗0.8厘米。
衡正中安装轭。轭呈“人”字形,轭首绑缚于衡正中,轭肢扼于马颈上,轭軥绑缚于加固杆之上。轭首呈尖细圆柱体。轭身呈圆台形,其横截面近扁椭圆形。轭肢上端粗壮,下端纤细。轭軥呈钩形,其末端有軥饰。軥饰呈半圆环形,末端平口,包络軥尾,上端呈双尖瓣花萼口。轭、衡连接处有2个相连的“T”形纹,模拟用于绑缚的革带。高30.8、宽31.6、粗0.8~3.6厘米。每侧轭軥、辕曲颈末端的内侧安装加固杆。加固杆呈窄扁长条形,与轭肢连接处有1个细环纹,与辕连接处有1个“C”形纹,分别模拟用于绑缚的革带。长50、宽1.6、厚0.4厘米(图二一)。
双辕辕身中间有二次接铸的痕迹。轴内范土保存完好。轮采用对半分铸,再二次补铸而成,牙内残存有范土。前軨立板与右軨于舆内连接处残留有二次接铸的铜液痕迹。各部件连接处模拟用于绑缚的革带纹饰、铜条均采用包铸法。笭底板外壁正中、左右侧面有明显的合范线,均有极轻微的错缝现象。
马头部亡佚,颈部大部分已残。马为公马形象,残存的后颈部留有整齐的短鬃,胸廓饱满,肌肉发达,右汗沟深长,背坚挺平直,腹部圆鼓,尾椎隆起,臀微翘。四肢修长,关节筋骨分明,右前肢举起勾蹄,左蹄轻点地,后肢踏地,双蹄八分。马尾上扬,尾梢绾结成圆髻状。两后肢之间有紧贴腹部的阴茎、阴囊等外生殖器。尾下、臀间以一隐起的圆突表现肛门。整体呈奔走间的急停状。根据前室内出土有铜制当卢、衔、镳等马具,推测原有辔头。室内修复时,在颈胸连接处、躯干二次接铸处以及臀部还发现曾绘有3厘米宽的红色条带,四蹄绘成黑色。以上3处的赤色条带可能分别模拟鞅带、韅带与鞧带,而其他鞁驾具情况不明。马前后躯干、四肢分铸,二次接铸的合范线明显。颈、尾与躯干采用榫卯结构连接。马的四肢内残存范土,范土中心还留有一根铁条范芯,两个前蹄蹄底均有明显的左右合范线。长1.28、宽0.5、高1.15米。重41.5千克。
驭手为青年男子形象。头戴介帻,帻顶部低平隆起有一道横梁,介壁后沿有一缺口,鬓发似梳拢至脑后,总收绾结于该缺口。面容清秀,招风耳,尖下颌,身着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衣袂垂胡,腰间似束蔽膝,后裾露履底。上身正直,曲臂至胸前,双手空握前伸做持辔状,容膝于车舆前軨斜板之下,双膝着于舆底板之上,臀部置于小腿背面,双脚外八字分立,呈跪坐控驭状。驭手系前后分铸,再二次接铸而成。其左手为六指,可能是制造铸模时产生的失误。宽0.18、厚0.12、高0.38米(图二二、二三)。
轴饰1件。M1A∶28,插板残。空心兽首形。兽首圆耳,大眼,阔鼻。器表鎏金。长3.8、宽3.9、厚0.5厘米。重31克(图二四∶1)。
辖軎1件。M1A∶33,軎完整,辖佚。軎呈空心圆台形,外端细,内端粗,外端封闭有一周窄折沿,靠内端设有2个相对的圆穿孔用于装辖,靠外端处有1道凸旋纹。长3.1、最大径2.9厘米。重24.4克(图二四∶2)。
盖杠管箍1件。M1A∶34,一端残。空心管形,薄壁,分为4节,中间2节连接处有1道凸旋纹。长9、直径2.5厘米。重45.1克(图二四∶5)。
盖弓帽16件。根据器形可分为二型。
A型4件。帽銎呈圆筒形,顶端封闭,侧面有突出的棘爪。标本M1A∶35,长3.7、最大径1厘米。重9.5克(图二四∶3)。
B型12件。帽銎上半段呈上折的四瓣花朵形,下半段呈圆筒形,侧面有突出的棘爪。器表鎏金。标本M1A∶36,长4、最大径0.9厘米。重10.6克(图二四∶4)。
当卢1件。M1A∶2,圭形,圆首,尖底,背面有上下2个半圆环形钮。正面正中有一道纵脊。背面下钮内残存木质纤维。长14、宽3、厚1.6厘米。重38.2克(图二四∶6)。
衔1件。M1A∶3,中间的连接部件残。原应由3节部件连接而成,现存两端的部件。每一部件中间呈两端细中间粗的柱状,一端为大圆环,另一端为小圆环。每一部件长5.8、宽2.6、厚0.6厘米。重9.8克(图二四∶9)。
镳1件。M1A∶4,两端略残。弓形,中间与两端垂直,中间宽扁,两端各有2个杏叶形穿孔。长14.9、宽1、厚0.8厘米。重20克(图二四∶7)。
杏叶形饰1件。M1A∶5,杏叶形,器表饰龙纹,两侧面自上而下有两两对称的4个穿孔。龙首向左偏,嘴大张,身体呈“S”形蜷曲,前肢上举,后肢下蹬,长尾拖地。可能是马模型鞁驾具上的饰品。长5.3、宽1.9、厚0.6厘米。重5.8克(图二四∶8)。
摇钱树枝1件。M1A∶32,枝梢残。主枝两侧有分枝。长13.6、宽5.7、厚0.9厘米。重31.2克(图二五∶2)。
泡钉3件。M1A∶31,笠帽形。钉脚下半部分残。钉帽直径2、通高1.3厘米。重3.4克(图二五∶3)。M1A∶30,笠帽形。钉脚下半部分残。钉帽直径2.4、通高1厘米。重3.2克(图二五∶4)。M1A∶29,钉脚下半部分残。笠帽形。钉帽内部残存木质纤维。钉帽直径3.6、通高2.1厘米。重18.5克(图二五∶5)。
铜条1件。M1A∶27,两端残。长条形。长9.3、宽2.2、厚0.4厘米。重34.1克(图二五∶1)。
(6)银器
1件。M1A∶37,为银笄。笄首残。笄身长条形,末端尖细锐利。靠笄首一端有细密的螺纹。器表氧化发黑。长26.9、最大径0.4厘米。重15.8克(图二五∶6)。
2.B穴
36件。
(1)陶器
24件。其中灰陶钵、灰陶案模型各1件,灰陶罐6件,红陶侍俑4件可辨器形,未能修复。
钵2件。泥质灰陶,胎土含细小的白色石英砂颗粒。M1B∶9,尖圆唇,宽斜沿,敞口,斜直下折腹,低矮饼形足。口径12、底径4.6、高5.7、足高0.2厘米(图二六∶4)。M1B∶17,圆唇,宽沿,敞口,斜直中折腹,平底。口径19.5、底径7.6、高7.4厘米(图二六∶5)。
簋1件。M1B∶10,泥质灰陶。圆唇,外侈窄沿,敞口,束颈,内收弧腹,高圈足,足墙外撇,挖足过肩。外壁残存一层褐色陶衣。口径43.6、最大腹径41.6、底径28、高23.2、足高4.8厘米(图二六∶2、二七)。
铺首1件。M1B∶6,泥质灰陶。形似狮首,头顶、两鬓满布卷鬃,圆睛阔鼻。外壁施一层褐色陶衣,陶衣上残存朱绘痕迹。似为簋、壶等器物上的装饰附件。宽8.6、厚0.5、高8.5厘米(图二六∶3)。
男侍俑5件。标本M1B∶7,仅存头、颈部。泥质红陶。戴介帻,帻顶部靠后隆起而低平,介壁后沿有一缺口,鬓发似梳拢至脑后,总收绾结于该缺口。面容清瘦,笑意明显。宽4.4、厚6、高7.3厘米(图二八∶4)。标本M1B∶23,仅存头、颈部。泥质红陶。戴介帻,介壁后沿有一缺口,鬓发似梳拢至脑后,总收绾结于该缺口。面容清瘦,笑意明显。宽6.8、厚10.2、高13.8厘米(图二八∶1)。标本M1B∶5,腰腿后部、左脚残。泥质灰陶。头戴平巾帻,外着交领右衽阔袖直裾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衣袂垂胡,袖口露出中衣的窄袖口,双手拱于胸前,呈侍立状。前裾缘露足。宽11、厚7.2、高23厘米(图二八∶3)。标本M1B∶2,泥质灰陶。头戴平巾帻,外着交领右衽阔袖直裾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衣袂垂胡,袖口露出中衣的窄袖口,双手拱于胸前,呈侍立状。宽8.6、厚7.6、高22厘米(图二八∶6)。
抚耳俑1件。M1B∶12,女性形象。泥质红陶。烧制时火候掌握不好,陶色斑驳,头颈、右肩、左手呈灰色,其余部位呈红色。头微上仰,顶发、两鬓头发分梳为3个并列的圆髻,中间的高大,两侧的低矮些,圆髻外裹巾帼,巾脚于脑后交叉绾结,巾头搭垂于左后脑处。双眼略眯,圆下颌,稍显笑意。身着交领右衽袍服,领口露出中衣的圆领,左衣袂垂胡明显,上身正直,左手支撑左颐,右手搭垂于右侧大腿之上,双膝着地,臀部置于脚跟处,呈跪坐抚耳聆听状。宽12、厚8.13、高20.2厘米(图二八∶2、二九)。
劳作俑(?)1件。M1B∶1,男性形象。头、右肩残。泥质红陶。左手上举,右手摸腹部,向右扭胯。疑为劳作俑。宽8、厚4、高11厘米(图二八∶5)。
陂塘1件。M1B∶3,泥质红陶。平面呈2条波浪形曲线长边与一直线短边构成的不规则几何形,另一短边残。敞口,长边为内收斜直窄边,短边较之长边低矮,横截面呈直角梯形,内壁呈向内的弧线形。平底,内底靠现存短边有一捏塑乌龟,乌龟朝向短边,靠残短边有一捏塑鱼,鱼仅存头部,其余部分仅存依稀可辨的痕迹,朝向长边。该模型可能是模拟修建于丘陵间、利用自然地形的小型陂塘,直线短边模拟的是堤坝,2个波浪形曲线长边模拟的是随地形屈曲蜿蜒的塘岸。长29.6、宽21、高4.7厘米(图二六∶1)。
(2)铜器
5件。均为模型器。
轴饰1件。M1B∶13,插板残。空心兽首形。兽首圆耳,大眼,阔鼻。器表鎏金。长4.6、宽3.9、厚0.4厘米。重16.2克(图三〇∶1)。
(3)铜钱
3枚。2枚锈蚀严重,仅1枚钱文依稀可辨。M1B∶19,外郭残。圆形方孔,背面有内郭,正面钱文仅“五”字可辨。重2.2克。
(4)费昂斯(faience)器
1件。M1B∶22,为狮子饰件。灰白色石英胎,胎质较为细腻致密,不透明。上为卧狮形,下为椭圆形台座。狮子头略向左偏,头、颈部的鬃毛披垂于身体两侧,每侧各有4绺鬃毛,前肢向前平伸,后肢蜷曲,长尾贴地,卷曲至左后肢左侧,尾尖有一簇毛,呈趴卧状。台座不甚规整,长轴两端有圆穿孔。表施淡天青色釉,剥落较为严重,釉层极薄,局部有积釉现象。台座右侧有一道明显的合模线,推测采用双面模压法成型。可能采用浸釉法(applicationglazingmethod)施釉。[12]长2.3、宽1.6、高1.2厘米。重3.9克(图三〇∶6、三一∶1)。
(5)玻璃器
1件。M1B∶21,为一圆泡。圆泡形,透明。出土时底部平面上有模糊难辨的朱书痕迹。直径1.8、高0.5厘米。重2.7克(图三〇∶2)。
(6)石器
2件。板砚M1B∶15,浅灰色页岩。长薄板形,正面平整光滑,背面略显粗涩。长13.4、宽5.8、厚0.2厘米(图三〇∶8、三一∶2)。
砚子M1B∶16,略残。浅灰色粉砂岩。扁圆形纽,正方形台座。边长3.3、高1.3厘米(图三〇∶9、三一∶2)。
3.甬道
4件。
(1)陶俑
3件。其中红陶侍俑2件,可辨器形,未能修复。
陶聆听俑1件。M1甬∶1,男性形象。身体左半侧残。头上仰,戴平巾帻,双眼微眯,圆下颌,神情安详,身着交领右衽袍服,上身正直,残佚的左手原应支撑左颐,右手搭垂于右踝之上,右腿蜷曲、内侧着地,臀部亦着地,呈倚坐聆听状。宽20、厚7、高18厘米(图三二)。
(2)铁器
铁釜1件。M1甬∶2,可辨器形,未能修复。小口,广肩,斜直内收腹,最大径在肩、腹交接处,平底。口径25、最大径55、高40厘米。
三、M2
(一)墓葬形制
M2原开口层位不详,现直接开口在施工车辆碾压形成的弃土层之下,打破生土层。弃土层为浅黄色黏质砂土,土质极坚硬,无包含物,略呈水平状堆积,叠压在墓葬之上,厚0.1米。生土层即缓坡出露的浅黄色黏质砂土,土质较坚硬。
M2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室等部分组成,自东向西一字形排列。长8.35、宽5.2、深3.15米。墓向77°。保存状况较差,墓道前段、墓室上部已被施工单位挖去。墓道、墓圹内填土的性状、包含物等情况与M1A穴相同(图三三)。
墓道位于墓室东侧略偏南处,土圹斜坡底墓道,仅存靠近墓室的后段。平面近似梯形,东高西低斜坡状底,直壁。口长2.05、宽1.15~1.75米。底坡坡度为18°,末端高出墓室墓圹底部0.35米,长2、宽1.15~1.75、深0.35~1.05米。东壁略向东侧弧出。
墓室位于墓道西侧,竖穴土坑木椁墓室,仅存下半部。墓圹系竖穴土坑,平面呈不规整的长方形,平底,底部正中设有渗井,直壁。长6.45、宽5.2、深3.15米。渗井系竖穴土坑,呈口大底小的长方斗形,平底,直斜壁,坑内填满经过分选、直径约8~10厘米的鹅卵石。口长1.65、宽1米,底长1、宽0.65米,深1.55米。墓圹东壁的南段略向东侧弧出,南壁的西段向南侧弧出。发掘时揭去建设弃土层,墓口即完全出露。墓口以下设有熟土二层台。二层台平面呈围绕墓圹四壁的“回”字形,宽度不一,距墓口0.35米,宽0.5~1.05、高1.25米。二层台内空间即为椁室。椁室长方形,长4.3、宽3.65、深1.25米。椁室底部的木椁朽痕呈窄长条带状,混杂有较多青膏泥,宽10~20、厚0.5厘米。木椁底板情况不明,四壁由东西挡板、南北侧板构成,内部以一南北向的隔板分为东西2个长方形大箱,南侧还有一个窄长小边箱。小边箱的高度比2个大箱要低矮一些。西侧大箱之内出土有一组铜泡,铜泡呈南北向长方形分布,可知该箱应为棺箱,其他两箱为器物箱。推测该室营造工序与M1A穴后室相同。
未见人骨。随葬品散乱分布在墓室底部的木椁朽痕或墓底之上,以及渗井之内,以椁室西侧、南侧分布最为集中。因木椁腐朽倒塌、填土大量渗入,随葬品损毁严重(图三四)。
(二)出土器物
25件。
1.陶器
2件。罐、甑各1件,可辨器形,未能修复。胎质均为泥质灰陶。罐胎质较差,部分胎心呈褐色,器表饰粗绳纹、多联菱格纹。
2.陶俑
2件。
男侍俑1件。M2∶1,泥质红陶。头颈、前胸、腹腰残。身着交领袍服,上身正直,双手捧一长方形案,双腿直立,呈侍立状。宽20.4、厚22厘米(图三五∶1)。
劳作俑1件。M2∶2,男性形象。泥质红陶。头向右偏,头顶梳小圆髻,稍显笑意,外着交领及膝短衫,腰间似束带,外襟斜裁掩于身后右侧,上身正直,左肩掮罐,左手上举扶罐口,右肩似挎一方包,包紧贴右胯,右手持一物举于胸前,呈劳作状。左肩所掮罐鼓肩,斜弧腹,小平底。宽5、厚3.8、高14.6厘米(图三五∶3)。
3.陶模型器
4件。其中灰陶房屋1件,可辨器形,未能修复。
灶釜1件。M2∶3,泥质灰陶。尖圆唇,敞口,束颈,斜弧内收腹,圜底。口径5.1、最
大腹径4.6、高2.8厘米(图三五∶2)。
猪2件。出土于渗井内。M2∶4,尾残。泥质灰陶。头前伸,宽鼻,尖耳,短颈,背、腰平直,四肢分立,臀部镂圆孔状肛门。四肢刀修痕迹明显。下颚、胸、腹、四肢表面残存一层深红色粉彩。长27.2、宽9.8、高12厘米(图三五∶4、三六∶1)。M2∶5,耳残。泥质灰陶。头低垂,窄鼻上翻,短颈上留有短鬃,背、腰平直,四肢分立,尾下垂偏左,臀部镂圆孔状肛门。四肢刀修痕迹明显。长25.2、宽10.8、高12.8厘米(图三五∶5、三六∶2)。
4.铜器
17件。其中泡钉为实用器,余均为模型器。泡钉14件。13件锈蚀严重,仅1件保存较好。标本M2∶20,钉脚下半部分残。扁椭圆形。钉帽表面鎏金。钉帽长径6、短径5.1、通高0.9厘米。重9.8克(图三七∶2)。
辖軎1件。M2∶7,軎呈空心束腰筒形,外端细,内端粗,外端封闭有一周窄折沿,靠内端设有2个相对的圆穿孔用于装辖。中间束腰处有1道凸旋纹。器表残存鎏金痕。辖呈长钉形,上端有扁头,下端尖细,插入軎上穿孔,仅两端暴露在外,长3.2厘米。軎内辖身两侧残存少量木质纤维。长4.1、最大径3.2厘米。重50.1克(图三七∶1)。盖杠管箍1件。M2∶6,两端残。空心管形,薄壁,分为4节,两端与中间2节连接处各有1道凸旋纹,中间2节连接处有3道凸旋纹。器表鎏金。长12.3、直径2.6厘米。重41.6克(图三七∶3)。
镳1件。M2∶8,两末端略残。弓形,中间与两端、两端与其末端均互相垂直,中间呈宽扁弧形,两端呈柳叶形,中间各有2个圆形穿孔,两端的末端原应呈宽扁弧形。器表两端残存鎏金痕。长17.3、宽1.2、厚0.9厘米。重15.9克(图三七∶4)。
四、结语
(一)时代
M1A穴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室与砖室的复合结构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其中前室为竖穴土坑砖室,后室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室。四川地区竖穴土坑墓与横穴式的砖室墓、崖墓两种墓制交替转变主要是在新莽时期,到东汉初期竖穴土坑墓仅有很少数的孑遗了。[13]M1A穴的形制特征与重庆丰都县汇南墓群东汉初期的ZM3土坑-砖室复合结构墓比较接近。[14]M1A穴仅前室以砖铺地,汇南墓群ZM3土坑-砖室底部均以石板拼镶,显然前者较之后者在墓葬类型学发展序列上要偏早些。M1A穴前室的形制、砌筑方式与四川成都市凤凰山园艺场新莽时期的砖室墓M1接近。[15]
M1B穴、M2均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斜坡墓道大体位于墓室一侧居中的位置。这些形制特征与陕西紫阳县白马石I区西汉中晚期的M1,[16]云南昆明市羊甫头墓地M268、M431、M436等3座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的竖穴土坑墓,[17]汇南墓群新莽时期的M18,[18]重庆万州区大丘坪墓群M3、M13等2座新莽至东汉早期的竖穴土坑墓,[19]重庆丰都县团尚包墓地M4东汉中期的竖穴土坑墓[20]比较接近。
M1B穴的墓室打破M1A穴的后室,故B穴的时代晚于A穴。
M1A穴随葬品中的灰陶钵与大丘坪墓群西汉中晚期M18所出B型灰陶钵(M18∶8)[21]形制接近。灰陶耳杯与四川成都紫荆路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M10所出陶胎漆绘耳杯(M10∶9)[22]形制接近。灰陶甑与凤凰山园艺场M1所出同类器(M1∶14)[23]形制接近。红陶男侍俑(M1A∶8)与重庆丰都县杜家包墓群东汉中后期M5所出B型红陶男侍俑(M5∶30)[24]形制接近。铜车马模型与甘肃武威磨咀子墓群西汉末年M48所出木轺车模型(M48∶11)[25]形制非常接近。铜轴饰与重庆云阳县风箱背一号新莽时期汉墓所出铜轴饰(兽面饰,M1∶183)[26]形制相近。铜当卢与风箱背一号汉墓所出铜当卢(M1∶210)[27]形制相同,还与重庆奉节县赵家湾墓地东汉早期M8所出铜当卢(盾形饰,M8∶96)[28]形制非常接近。
M1B穴随葬品中的灰陶钵(M1B∶9)与重庆潼南县下庙儿遗址东汉早期M4所出灰陶钵(M4∶5)[29]形制相同。灰陶钵(M1B∶17)与下庙儿遗址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M6所出灰褐陶钵(M6∶5)[30]形制相同。灰陶簋与重庆云阳县马沱墓地新莽时期M12所出釉陶瓯(簋,M12∶53)[31]形制比较接近。铜輢柱饰(M1B∶8)与四川成都大同磷肥厂东汉初期M2所出铜輢柱饰(帽形器,M2∶14)[32]形制相同,还与大丘坪墓群新莽中期至东汉初期M22所出铜輢柱饰(軎,M22∶34-3)[33]形制接近。
M2随葬品中的铜辖軎与重庆丰都县土地梁子墓地东汉早期M13所出铜軎(M13∶9-6)[34]形制接近。
通过以上对墓葬形制、墓葬层位关系以及出土器物形制的分析,我们推断:M1A穴、M1B穴、M2的时代分别为新莽时期、新莽至东汉初期、东汉早期。
(二)价值与意义
M1A穴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室与砖室的复合结构墓,是竖穴式土坑木椁墓向横穴式砖室墓的过渡形态,与湖北西北部地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土坑-砖室复合结构墓[35]具有做横向比较的价值。M1A穴、M1B穴属于同坟并穴式的双室墓,是同坟异穴式合葬墓向同坟共穴式合葬墓的过渡形态。因此,M1在四川、重庆地区汉墓之中具有标型墓的作用。M1、M2墓室底部设置渗井与四川、重庆地区秦汉时期竖穴土坑(岩坑)墓墓室利用排水沟排水的做法迥异,[36]在我国汉代竖穴土坑墓当中也属于首见。M1随葬的大型铜车马堪称汉代双曲辕轺车模型的典型代表,是汉代车马模型又一次重要发现。此次发掘的2座新莽至东汉早期墓葬对于汉代墓葬考古学、丧葬礼俗、车马制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本文凡涉及已残损且无法复原的遗迹、遗物,其尺寸数值均以现存状况为准,下不一一注明;凡涉及遗迹、遗物尺寸,均无固定取值位置,以现存最大数值为准。
[2]a.杨晓邬:《简介四川资阳出土青铜车马的修复》,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等编:《文物修复研究》4,第14~16页,民族出版社,2007年;
b.冯陆一等:《资阳青铜车马的修复》,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等编:《文物修复研究》5,第28~34页,民族出版社,2009年。
[3]胡昌钰等:《四川资阳兰家坡汉墓发现铜车马》,《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12日第2版。
[4]本文将条砖面积最大的两面称作大面,大面的两长侧面称作顺面。以观察者面向墙面,条砖的顺面露明且与墙体水平方向一致放置称作顺砖,以顺砖砌筑称作顺砌。
[5]除去人物俑、动物模型、车马模型,本文凡涉及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等空间概念以观察者面向被观察物体为准。人物俑、动物模型以其自身左右为准。车马模型以马模型的左右为基准,各部件长、宽、高等尺寸取值多数以组装后状态为准。
[6]参见四川成都市天回山巫家坡墓地东汉晚期崖墓M3所出吹排箫俑。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7]该俑与M1A:23形制接近,二者形象与四川绵阳市新皂乡二号崖墓所出陶水田模型上摆放的1件劳作俑类似,可能正在进行播种作业。参见西南博物院筹备处:《宝成铁路修筑工程中发现的文物简介》,《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3期。
[8]马模型体长约0.88米(不含尾)。我国现代不同品种的公马体长约1.2~1.4米。假设汉代活体马体长大致也为此数值,则马模型约为活体马的3/5。车模型依该比值推导实用车各构件的数值,大致也在合理可接受的范围内,故车模型约为实用车的3/5。驭手俑头长约为0.08米,以身体为7个头长,则其立姿高度为0.67米,假定1.65米为汉代男性平均身高,俑约相当于真人的2/5。参见:a.《中国马驴品种志》编写组编:《中国马驴品种志》,第29~62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b.彭卫:《秦汉人身高考察》,《文史哲》2015年第6期。
[9]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西汉中期的七号陪葬坑所出1辆木车模型左轮26辐,右轮24辐。广西贵港市梁君垌墓地东汉晚期的M14所出陶牛车模型(M14:27)左轮16辐,右轮14辐(该简报与本文对车马观察方向相反)。此类车辆模型左右轮辐数不等是否是对实用车的模拟,值得进一步关注。参见: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七号陪葬坑实验室考古清理》,《考古》2017年第8期;b.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广西贵港马鞍岭梁君垌汉至南朝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1期。
[10]a.(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祝敏徹等点校:《释名疏证补》卷七《释车》载:“,缚也,在车下,与舆相连缚也。”第261页,中华书局,2008年;b.(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三篇下《革部》载:“,车下索也。”第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1]此类绑缚固定轴、伏兔的方法已见于湖南长沙市伍家岭墓区西汉后期M203出土的2号木车模型。该模型舆底两侧轸木各有小孔2对,用于束缚轴、伏兔。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发掘报告》,第145、149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12]a.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第8~11、51~54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b.M.S.Titeand A.J.Shortland: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Faience and Related Early Vitreous Materials,Ox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aeology,2008,pp.47~49.
[13]a.陈云洪等:《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b.罗二虎:《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1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2002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6期。
[15]刘雨茂:《成都凤凰山发现一座汉代砖室墓》,《文物》1992年第1期。
[16]安康水电站库区考古队:《陕西紫阳白马石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
[1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757~780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丰都汇南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等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年卷)》,第766~812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重庆市文物局等编:《万州大丘坪墓群》,第31~32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20]重庆市文物局等编:《丰都关田沟》,第137~138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21]重庆市文物局等编:《万州大丘坪墓群》,第37~39页。
[2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高新区紫荆路汉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0)》,第151~152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同[15]。
[24]重庆市博物馆:《丰都杜家包汉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等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年卷)》,第689~690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2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26]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重庆云阳风箱背一号汉墓》,《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
[27]同[26]。
[28]武汉大学考古系等:《奉节赵家湾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等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年卷)》,第519、521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9]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潼南县下庙儿遗址汉墓发掘报告》,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第289~322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30]同[29]。
[3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重庆云阳马沱墓地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4期。
[3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磷肥厂工地汉墓发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331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33]重庆市文物局等编:《万州大丘坪墓群》,第80~82页。
[34]重庆市文物局等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第146~147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35]见丹江口市潘家岭墓地M10、襄阳市王坡墓地M173。参见:a.湖北省文物局等编著:《丹江口潘家岭墓地》,第114~126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第338~34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36]a.赖有德:《成都天回山发现三座土坑墓》,《考古》1959年第8期;b.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c.重庆市文物局等编:《云阳走马岭墓地》,第191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d.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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