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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地非祠堂类祭祀设施与遗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刘尊志

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3期，73-82页

摘要：两汉时期，墓葬获得了较大发展，墓地祭祀设施和遗存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两汉帝王陵墓的此类设施较为全面，为研究汉代帝陵陵寝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就列侯与中小型墓葬来讲，祠堂为墓地的主要祭祀设施，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祭祀性设施和遗存，这些设施的具体内容、数量、分布区域、时代延续性等较之祠堂有明显差异，一些还具有较突出的特殊性，但能够与祠堂相互补充，综合反映出汉代墓地祭祀设施的多样性，体现出汉代墓祭的发展、影响及其内容、内涵等。

关键词：汉代；墓外；列侯与中小型墓葬；祭祀设施与遗存

汉代是古代墓葬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墓葬有关的内容均获得较大发展。墓外设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内容日渐丰富，而其中较为重要的为墓地祭祀设施［1］。帝王陵墓的墓地祭祀设施在西汉时期有陵庙（诸侯王墓外为祠庙）、寝园及相关设施等，东汉时期则为寝殿及其他设施，陵庙或祠庙基本不见，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点及与身份地位相符的特殊性和等级性。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所属墓地也有祭祀设施，但与帝王陵墓不同，基本为祠堂或其他设施，以祠堂最为常见。就祠堂而言，体现出较多与墓祭有关的内容，同时还折射出相应的社会内涵。相较于祠堂，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所属墓地还有其他祭祀设施，设施的具体内容、数量、分布区域、时代延续性等有明显差异，一些还具有较突出的特殊性，但这些设施能够与祠堂相互补充，综合反映出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墓地祭祀的多样性，体现出汉代墓祭的发展、影响及其相关内容与内涵等。从现有资料看，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所属墓地中非祠堂类祭祀设施与遗存主要有墓前的寝，墓园外的灶坑、墓地内的烧土及祭祀坑、祭台或供案等，前三者具有特殊性，后二者则有相应的时代性及分布地域，普及程度相对较高。目前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极少，本文拟在对相关考古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所属墓地的非祠堂类祭祀设施与遗存作简单论述和分析，以求指正。

一、特殊性祭祀设施

发现数量较少，基本是一处墓地发现有一类相关设施，反映出具有相应特殊性的墓地祭祀内容。

（一）墓园外的灶坑

发现于汉景帝阳陵东司马道北第一排10号陪葬墓园（BP1Y10）外，该墓园的门阙以南与阳陵东司马道北界沟之间发现东西向一字排开的小型灶坑14处，大小相当，分布规律，朝向一致，火门均朝北，间距为2.4～4米不等（图一），单个灶体由操作间、火门及灶坑三部分组成，壁面粗糙，底部北高南低呈斜坡状，填土大部分为浅褐色杂土，含有少量浅黑灰色草木灰及零星红烧土块。这一组灶坑向东西两边仍有分布，共有57处。发掘者推测可能与墓园的修建或墓葬的祭祀有关［2］。

这些灶坑作为墓园修建设施遗存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二：一是单体灶的整体面积不大，不利于烧造墓园修建所需的建筑材料，而该墓园中也少见相关建筑材料；二是灶的数量多，排列整齐，整体上与墓园较为搭配。所以，这些灶很可能是与祭祀有关的设施，从其保存状况看，亦不似墓园修建后而全面损毁，填土也大致说明了这一点，应是弃置不用后而逐渐损毁。其具体作用，可能在是墓祭时为受祭者提供祭品，为祭祀者提供饮食，即服务于墓祭。墓祭时提供祭品，为祭祀者提供饮食等内容在东汉祠堂画像中也有体现，如徐州汉王东沿村出土的两处祠堂画像石［3］，可细分为多组祠堂画像，每组画像的内容基本是东壁为祭祀前活动，包括庖厨、迎宾、乐舞等，后壁为祠主享祭，以宴饮为主，西壁为会宾等内容，另有门吏居阙旁，迎宾送客，反映出完整的墓祭程序和过程。

（二）墓地中的烧土

江苏邳州山头东汉墓地是东汉时期中小地主阶层的一个较完整的家族墓地，外有壕沟围绕，沟内墓地南端，多座墓葬之间的空地发现有相应面积的红烧土堆积。红烧土堆积位于M21南面约2.5米处，M39西面约0.7米处，平面呈椭圆形，遗迹开口于第3层灰褐土下，北部略被施工水沟破坏，面积约2平方米，土质粗，土色发红，含有较多的红烧土颗粒，未发现有陶片，经解剖，堆积厚度有0.1米。（图二）发掘报告指出，红烧土遗迹位于墓地的核心区，从遗迹的位置及层位分析，较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可能为墓地祭祀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祭祀遗迹，应是因祭祀用火而烧成的红烧土遗迹［4］。

山头墓地的红烧土遗迹存在为祭祀遗存的可能，亦可能为陶窑，即墓地陶窑，用于烧造墓砖或陪葬品，弃用后损毁，加之位于墓地内，相关毁弃物被清理，在地面留下烧土痕迹。参考其他一些东汉墓地，山头墓地的红烧土遗迹在位置、面积等方面与较多东汉墓地的陶窑有相似之处，因此存在为墓地陶窑毁弃后遗留的可能。

（三）墓前独立的寝

仅发现一处，为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墓道前建筑［5］。刘贺墓及相关墓葬、设施位于一个大的墓园内，整个墓地经过规划，墓葬及相关设施分布有序。刘贺墓及刘贺夫人墓位于墓园中部南侧，为异坟异穴合葬，二墓前（南侧）有回廊式建筑，中部稍偏东为祠堂，是夫妇二人墓葬共有的祭祀设施，但在刘贺墓的墓道前还有一建筑，编号为F1。F1的基址平面呈方形，由4座平面呈曲尺形的夯土基址组成，边长约10米，面积约100平方米。（图三）

海昏侯墓前祠堂（F2）为M1、M2（即海昏侯墓及其夫人墓）共有，而F1则是M1，即海昏侯刘贺墓独有，这使得该墓葬及其寝均具有了相应的特殊性。不仅祠堂是二墓共有设施，其他如二墓前的廊房亦是共有设施。另外，二墓封土下有方形大型夯土基座，共二层，下层基座为二墓共用。从考古发掘来看，M2（夫人墓）位置稍偏，而其封土对刘贺墓封土形成了局部叠压，说明M2的时代晚于M1。依据以上所述，由于在原有规划中，M1与M2共用夯土基座及祠堂，因刘贺去世较早，故先在其墓前修建了一座用于祭祀的寝，而在其夫人安葬后，又在二墓前修建了共用的祠堂，刘贺墓前的寝也因此留存下来，至今仍有相关遗存。就二墓共用的祠堂及墓外相关设施来讲，在刘贺夫人下葬后修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从墓地遗迹分布图可以看出。若先修建祠堂及相关设施，M2修建及墓主下葬时可能会受影响甚至会损毁相关设施。因此，F1应是刘贺死后为其墓葬专门修建的祭祀设施，而在刘贺夫人去世后，修建了二墓共用的祠堂及相关设施。就F1而言，在F2修建后可能还有使用，而墓地中的其他一些墓葬，也参考刘贺墓葬在墓葬前修建祭祀设施的做法，而且有的很可能是无异穴合葬者，将祭祀设施修建在墓前则较为合适。已开展相关工作的海昏侯墓地M5，可确认墓主为刘贺儿子刘充国［6］，墓前有建筑，另有M4、M6等，但从平面布局来看，基本呈“╗╗”形，与F2（祠堂）更为相似，作为祠堂可能更为恰当。

二、祭祀坑

就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而言，有一定数量的西汉墓葬外有陪葬坑，东汉墓葬外基本不见，这与汉代帝王陵墓对陪葬坑的使用较为一致。列侯墓葬的等级相对较高，墓外使用陪葬坑的比例相对较大，已公布的考古资料中，相当数量的西汉列侯墓外有陪葬坑。从大的方面讲，祭祀坑可视为陪葬坑的一种，但其用途或作用又具有专门性和针对性，同时也有特殊性，与一般意义上的陪葬坑又存在相应的差别。简单而言，祭祀坑与墓祭有关，是祭祀后对相关物品的埋藏和遗存，而一般意义上的陪葬坑并不一定与祭祀有关。有的祭祀坑位于封土下，可能是墓主下葬或墓葬封填时进行相关祭祀后的遗存，有的祭祀坑位于封土外或附近，或打破封土，埋藏后再封填，既可能是墓主下葬或墓葬封填时，也可能是墓葬封填后进行相关祭祀后的遗存，本文将封土的遗存亦视为墓外设施的一类。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外发现的具有祭祀性质的坑数量不多，西汉列侯墓葬基本是一墓一座祭祀坑，一些中小型墓葬亦大体如此。

（一）发现概况

墓外发现祭祀坑的西汉列侯墓葬不多，而祭祀坑基本都位于墓南侧。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封土中部偏南处发现一陪葬坑（编号为K1），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5.4米，东西宽1米，深0.24米，内有少量动物骨骼、木炭、红色漆皮以及铜饰件及“□□丞印”封泥等，为祭祀坑［7］。（图四）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南曲侯刘迁墓，墓室南边1.5米处发现一个和墓室平行的长方形坑，长14.2米，宽1.4米，坑内发现一堆牛骨和猪骨、猪牙等［8］，亦为祭祀坑。除上述二例外，陕西西安石家街汉墓外的陪葬坑K1，位于墓葬东南约19米处，坑体内放置随葬品，出土铜钫、铜壶、铜盆、陶壶、铁剑等器物，也发现有漆器、动物骨骼及木匣痕迹等，可能是器物及祭祀内容等组合性质的坑［9］。

中小型墓葬外发现的祭祀坑也较少。就位置而言，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祭祀坑与具体或单一墓葬的墓道或墓穴有一定距离，基本位于墓外。陕西合阳西汉M1为土坑斜坡洞式墓，墓道南端2.6米处有一坑，坑口与墓道开口平行，似为同期［10］，M1土洞内置4具尸骨，其中1具似为孩童，至于4人因何同时死亡，有待研究，但墓外置祭祀坑也许是原因之一。二是祭祀坑与具体或单一墓葬的墓道或墓穴相邻。安徽定远侯家寨西汉M1、M2为并穴合葬墓，M1墓穴北侧及M2墓穴南侧各有一坑，坑内堆积物为草木灰烬、小动物骨骼和陶器碎片，未见封土［11］。（图五）西汉后期偏晚至王莽时期的河南新乡王门墓地M30，为斜坡式墓道土洞墓，紧邻墓道的北端有一祭祀坑［12］。（图六）三是位于墓地之中，与周边墓葬有一定距离。河南平顶山黑庙墓地中的H2、H3，与周边墓葬均有一定距离，H3尤为明显，坑内堆积灰褐色土，包含大量草木灰及少量料礓石，土质疏松［13］（图七），类似坑在陕西骊山小型秦墓中也有发现，如刘庄M5、M8及柿园砖厂区M1，是祭祀坑类的遗存［14］。河南淇县西杨庄汉代墓地西北侧发现一积石坑，坑内南北向中部堆积鹅卵石，发现一些灰色陶片等［15］，存在为墓地祭祀坑的可能。（图八）

（二）形制分析

从整体来看，祭祀坑的规模一般不大，相对较浅，形制也稍简单，但列侯墓葬的墓葬外祭祀坑规模相对大，埋藏略深，个别组合性质坑的形制相对复杂。根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平面长方形，根据坑内相关设施的有无及设施的不同又可分为四亚型。

Aa型：坑内无设施。河南平顶山黑庙墓地H3，无设施。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外的K1，平面略呈长方形，无设施。

Ab型：坑内有龛。陕西合阳西汉M1的墓外祭祀坑东西长2.1米，南北宽1米，深1.1米，坑东南角挖有壁龛，龛里置一陶罐，用陶砖封堵。

Ac型：坑内有砖砌遗迹。河南新乡王门墓地M30祭祀坑东西长0.7米，南北宽0.45米，深0.25米，坑内用青砖竖直垒砌一“工”字形台面。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南曲侯刘迁墓外祭祀坑，为狭长方形坑，北壁的中段和西段、南壁的西段，均各有90厘米长的砖壁，坑内西端有铺地砖三行，坑内中部深1米，东端深1.4米。

Ad型：组合性质的坑，坑内相对复杂。陕西西安石家街汉墓外的陪葬坑K1，南北向长条形，为地下隧道式木框架结构，竖穴式坑体，北端有向外延伸的斜坡，南端因叠压在建筑物下未发掘，情况不详。

B型：平面近方形，无相关设施。河南淇县西杨庄汉代墓地积石坑，近方形，坑壁略向外倾斜，东西长7.3米，南北宽7.5米，深1.5米。

C型：平面呈不规则圆形，无相关设施。河南平顶山黑庙墓地H2的一端略弧凸。安徽定远侯家寨西汉墓祭祀坑较对称，直径1米，深0.4米，北坑略规整，南坑近椭圆形。

（三）主要内容

主要是指坑内的埋藏内容。

等级较高的列侯墓葬，墓葬外祭祀坑的埋藏内容相对丰富，基本都有动物骨骼，有的还有漆木器或与之对应的封泥等。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南曲侯刘迁墓的祭祀坑中有一堆牛骨和猪骨、猪牙等。陕西西安石家街汉墓外的陪葬坑K1局部发现有漆器、动物骨骼及木匣痕迹等，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K1内有少量动物骨骼、木炭、红色漆皮以及铜饰件及“□□丞印”封泥等。

墓葬外有祭祀坑的中小型汉墓，墓葬等级不高，普遍为中型偏下或小型墓葬，祭祀坑埋藏内容相对简单，多以草木灰烬、少量陶器或残片为主，个别有动物骨骼。陕西合阳西汉M1祭祀坑的龛里置一陶罐，河南平顶山黑庙墓地中的H2、H3堆积灰褐色土，包含大量草木灰及少量料礓石，河南淇县西杨庄汉代墓地积石坑积鹅卵石，有一些灰色陶片等，河南新乡王门墓地M30的祭祀坑内除砖砌遗迹外无其他遗物。安徽定远侯家寨西汉M1、M2墓穴南侧各有一祭祀坑，坑内堆积物为草木灰烬、小动物骨骼和陶器碎片。

综合来看，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外的祭祀坑数量不多，这是汉代之前丧葬内容的延续，西汉一代还有沿用，但中期之后墓外祭祀坑渐少，东汉时期数量极少。祭祀坑形制多样，坑内的置放物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别，体现出相应的墓葬等级和时代等的差别。需说明的是，还有一些中小型墓葬数量较多的墓地或墓群发现有灰坑，为祭祀坑或作他用暂不能确定，部分存在祭祀坑的可能。祭祀坑是祭祀活动进行过程中或祭祀活动结束后的埋藏，为祭祀活动的物质遗存，对研究汉代墓葬或墓地的祭祀、祭祀的内容和性质等均起到相应的参考作用。

三、祭台或供台

一些汉代祠堂的相关设施中有祭台或供案，与祠堂形成组合，且多位于祠堂内，可摆放墓主神位或相关祭品，是开展祠堂祭祀的设施之一。山东苍山县金山西汉墓祠堂，房间西南角有一用单层石块垒砌台边的方台，南北长1.6米，东西宽1.4米，台西侧、西墙南端为通向坟丘的西门，推测方台与祭祀有关，当为放置祭品的祭台［16］；山东滕州西古村东汉石祠，双开间，靠后壁横置一块长贯左右侧壁的长方形祭台石［17］；山东长清孝堂山东汉祠堂室内靠后墙横列一嵌入东西山墙的石祭案，由2块石板拼成，长约3.8米，宽1.01米，近4平方米，其上应供设有祠主神位及相应数量的祭品［18］。类似的遗物也有相当数量，如山东微山出土的一块方形画像石，残，高浮雕，刻伏羲女娲神兽画像，似为墓前的祭台［19］。有学者还对画像石祭案进行过专门研究，所举实例较多［20］。考古发现还见有一些祭台或供台，附近或周边不见祠堂，而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墓外祭祀设施置于墓外。多为砖砌，少量石砌，上文所述河南新乡王门墓地M30紧邻墓道的北端有一祭祀坑，坑内用青砖竖直垒砌一“工”字形台面，很有可能就是供台，使用后被掩埋或废弃后被掩埋。此类祭台或供台发现有一定数量，且多在某一墓地的多个墓葬外有所发现，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该墓地的特点之一，这与同一墓地中多个墓葬有墓外祠堂较相似。墓葬时代基本为东汉，墓葬有一定的等级，但普遍不高，有的墓主甚至为平民或稍高等级。或位于坟丘之上，或在墓葬之前。

（一）类型分析

祭台或供台一般较为简单，根据是否有相关配套设施可分为二型。

A型：有相关配套设施，共同服务于墓葬祭祀。相关遗存数量较少。

湖北均县“双冢”，为两座砖室墓，均被盗掘，M2之内葬多人。二墓前封土外距墓门4～8米处，各置一长方形石祭台，台的两侧各有石人骑兽一具（图九），仅M2左侧一具完整，均系石灰岩石，另在M2前室顶部前端的盗洞口上遮盖有倒置之石方桌一面，为盗扰后所致［21］。二墓石祭台均为长方形，是两块长条石加工后合并而成，台面不光滑，也无盘形窝。石祭台长172.5厘米，宽77厘米，通高26厘米。石方桌1面，近方形，长71厘米，宽62厘米，通高21厘米，四方形短足，外面两足刻有纹饰，在桌面的一方有凹下团窝，直径22.5厘米，形如盘，盘中央有小孔，穿过桌面。从形制看，亦应为石祭台或祭案，可能为附近其他墓葬前的设施，在M2被盗后，被移至盗洞处用以封填。石人骑兽4件，二墓各2件，3件已残毁，仅M2祭台左侧1件完整，整石雕凿而成，为辟邪，长60厘米，宽21厘米，高53厘米。从简报叙述看，附近不见建筑痕迹，推测这些是当时墓前的祭祀设施。关于二墓的年代，简报称为东汉末，下限可至六朝早期，但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等来看，或可早至东汉末年，类似墓葬如湖南常德柏子园M1（沅水下游M2416）、M2等［22］。

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中，编号封10发现有砖构平台，位于封土南侧的缓坡之上，略呈方形，砖构平台中央放置有一灰陶罐［23］。

B型：无配套设施，相关遗存数量略多。基本为砖砌。

河南新乡王门墓地M30，供台用青砖竖直垒砌，呈“工”字形台面。（图一○）

河南辉县路固汉代墓地中的墓葬多数是带墓道的洞室墓，有封土。有在坟丘上用砖垒砌的遗迹现象，如AM40、AM61、BM5，坟丘塌陷堆积都发现有砖，可能是墓上（丘顶）摆祭用的平台［24］。AM61，时代为新莽至东汉早期，有相关遗存；AM40，由坟丘、墓道、封门、甬道、墓室等组成，时代为东汉早期，塌落坟丘的中部有散乱残砖，可能为坟丘上的供台（图一一）；BM5，时代为东汉中期，在塌落坟丘南部及墓道近封门处地面上均有砖构供台塌落的砖，部分塌落到墓道内，推测坟丘上面砖构供台范围较大，南北长约1.8米，东西宽约1.2米，保存较完整的砌砖为一顺一丁结构，有3~5层。（图一二）更常见的是坟丘前用砖砌简单的供台，AM23、AM59、AM73、CM3、CM2等的坟丘前都有明显的供台设施［25］。AM23、AM73的时代为东汉早期，其中AM23由坟丘、墓道、封门、甬道、墓室、耳室等组成，供台位于墓道尾端0.1～0.35米处，可能是随墓道填土下沉所致，有三层砖，底层为顺砖平铺，第二层为丁、顺侧砖作框，供台面保存两排砖，北部为三块丁砖平铺，南部为一块平砖顺铺；AM59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耳室等组成，时代为东汉中期，墓道近封门处地面上有3块青砖，推测是墓外坟丘前供台用砖，随着墓道填土的塌陷而下沉所致；CM2、CM3的时代为东汉晚期，其中CM3由坟丘、墓道、封门、甬道、墓室等组成，供台位于墓外坟丘前，塌落坟丘堆积的南部居中，由于墓室塌陷，坟丘随之塌落，坟丘南侧的砖砌供台也随坟丘塌落，其原始形制不明，应为平砖平砌，砖至少有5层。（图一三）

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中，7处封土发现有砖构平台，上文所述封10即为其中之一，其他封土与之相似，平台均位于封土南侧的缓坡之上，略呈方形，边长2～2.5米，基本结构是东西向铺素面平砖，再在周边用立砖砌出平台范围，如封5（图一四）等，时代为西汉晚期，而且部分封土发现存在早晚关系的两处砖构平台，分别对应早晚两次埋葬封土，其中较晚的平台一般位于整个封土南侧缓坡的中心位置，应是同时祭祀封土下两座墓的墓主人［26］。

（二）相关分析

祭台或供台可能是受到等级较高或稍高墓葬的墓前或墓上设立祭祀建筑（如寝、祠堂等）的影响。西汉晚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方势力的加强，不同阶层丧葬需求的提高以及墓葬自身的变化等，一些等级不高的墓葬外逐渐开始使用墓地祭祀设施，限于自身的财力、等级等因素，一些墓葬砌建规模小于祠堂，形制较简单的墓地祭祀设施，以代替祠堂，并达到相应的祭祀目的和丧葬需求，而一些等级不高的墓葬外则出现了规模较小的单开间石祠堂。东汉一代，墓前或墓上的祭台或供台得到相应发展，并在一些地区相对普遍，目前发现并不多，或许与后期破坏有关。

汉代墓葬坟丘上或坟丘前的祭台或供台，面积不大，砌筑也相对简单，应是在祭祀时摆放祭品的设施，这与汉代时的“露祭”可能有关，进行“露祭”时在祭台或供台上摆上酒食和其他祭品。山东孝堂山下小祠堂出土的祭祀图与这一类祭祀有所相似，但其更为简陋，未见祭台或供台，而是直接将祭品放置在墓前的地面上［27］。（图一五）祭台或供台，有的具有临时性，在新的设施建成后即进行掩埋，大部分会多次使用。就多次使用的祭台或供台而言，既可供亲属多次祭祀，也与汉代多种形式的上冢祭祀有关，即一些与死者有亲属关系的人员在祭祀死者时亦可使用。年长日久，一些损毁不见，一些则因墓葬封土的坍塌而落入封土或墓葬之中。

从目前资料看，西汉晚期或稍晚阶段，等级稍低的墓葬外使用了祭台或供台，与之同时，单开间的小型石祠堂也在此类等级的墓葬外得到使用，而在此之前的较长时间内，墓地祠堂及其具有特殊性的祭祀设施多属于具有一定等级或等级稍高的墓葬，相当数量等级稍低的墓葬外并没有祠堂或相关设施。东汉时期，墓祭设施的普及率大大增加，列侯与中小型墓葬外为祠堂或祭台或供案，单开间小型石祠堂的数量大增，祭台或供案的使用也趋于增多，但整体上似不普遍。笔者推测，较多等级稍低的墓葬外，原可能多有祭台或供台，或是更为简单一些的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损毁或遭到破坏而不存，这可能是较多等级不高墓葬外未见有相关祭祀设施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葬的墓地祭祀设施除祠堂与配套设施外，有些墓葬则有寝、灶坑、烧土、祭祀坑、祭台或供台等。相关设施有的具有特殊性，而且仅是昙花一现；有的虽有使用，但渐趋衰落；有的则是在祠堂等的影响下产生并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和推广，综合体现出汉代墓地祭祀设施发展过程中的内容和现象。这些墓地祭祀设施的具体内容、数量、分布区域、时代延续性等较之祠堂有明显差异，但能够与祠堂相互补充，综合反映出汉代墓外祭祀设施的多样性，体现出汉代墓祭的发展、影响及其内容、内涵等。

注释：

［1］本文所述的墓地祭祀设施，笼统地讲是具体墓葬外的祭祀设施，大致包括封土上或打破封土者及其紧邻封土或封土范围之外的设施。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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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62-163.

［20］杨孝军，郝利荣.论汉画像石中“祭案”与“庖厨”的意义——兼论《太平经》中的死后世界以及汉代民俗信仰［M］//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84-90.

［21］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均县“双冢”清理简报［J］.考古，1965（12）.

［22］孙泽洪，龙朝彬，文智，潘志勇.湖南常德市城区东汉砖室墓及墓阙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7（增刊）；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常德博物馆，鼎城区文物局，桃源县文物局，汉寿县文物局.沅水下游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558-559，465-472，736.

［23］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土山屯墓群考古发掘获主要新发现——发现“祭台“人”字形椁顶等重要遗迹，出土温明、玉席和遣册、公文木牍等珍贵文物［N］.中国文物报，2017-12-22（4）.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路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58-460，194-198，274-280.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路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50-458，269-271，415-421.

［26］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土山屯墓群考古发掘获主要新发现——发现“祭台”、“人”字形椁顶等重要遗迹，出土温明、玉席和遣册、公文木牍等珍贵文物［N］.中国文物报，2017-12-22（4）.

［27］关野贞.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M］.东京：东京大学工科大学纪要第八册第一号，1916：图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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