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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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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官方蓄犬现象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建雄
原文发表于《农业考古》2019年第1期,164-170页
摘要:秦汉时期,官方蓄犬非常普遍。按正史记载及律令要求,此种现象既是选择偏好,也是制度使然,从朝廷中央到地方郡县、边关烽燧莫不如此。与之相应的是官方也为之配备专门的馆舍和官员。对这些犬只的管理,秦汉律令从数量、饲养环境、体型大小等角度都有限制。它们满足了各级官府治理鼠患、祭祀驱邪、娱乐狩猎、警戒防盗、肉食供给等多方面的需要。另外,此时文武官员对皇帝常以“犬马”自称,这种现象或许也与官方蓄犬浸染有关。
关键词:狗馆;狗官;官方蓄犬;犬马之劳
狗是人类密友。考古资料显示,最晚在一万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便开始与狗长期共处。无论农耕还是游牧渔猎为主,各种经济类型的国家皆是如此。中国古代的一般时候,人与狗的友谊是在一种信赖与厌弃交织的矛盾中发展:一方面,狗的忠诚、敏捷、勇猛、驯顺令古人疼爱怜惜;另一方面,某些犬只的软骨头、无规矩、不卫生、没节操又令人倍感嫌弃,因此衍生出许多用狗骂人的话。譬如俗语“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从汉画像等文物资料来看,此现象又似由来已久,非常多见,也因如此,时下颇有一些为狗拿耗子“翻案”的网文。例如“文汇学人”张经纬《“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吗?》,“彭湃新闻”戴望云《狗年说狗:秦汉以前“狗拿耗子”并非“多管闲事”》等等。此类文章言之有据、活泼有趣,但可惜尚未论及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2017年《农业考古》刊发李超先生《秦汉养狗官制考》似是目前唯一探本寻源的专文[1]。《秦汉养狗官制考》结合传世史料与出土封泥、印章、竹简,分析了秦汉时期中央地方的养狗官制,认为“中央以少府为首,钩盾和园囿管理构成养狗的内厩和外厩,下有属官协作;地方以县令(长)为首,各级仓库管理为主,并有属官。中央和地方养狗机构,共同构成了秦汉时期官方养狗的官制系统。” 本文在李文基础上, 对秦汉时期官方蓄犬现象再作深入探究,以期对犬只蓄养的管理办法、社会心态反照等问题的讨论有所进益。
公元前207年, 汉高祖刘邦率反秦义军兵抵咸阳。当此之时,他在秦宫看到的景象是“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2]此处所记的狗马千数除了财富表征, 是否隐含其他历史信息?我们或可从《里耶秦简》秦始皇改制诏书管窥一斑。按诏书,统一之后“王犬曰皇帝犬”[3]。这一表述至少说明在秦时期,皇帝与狗存在直接的私产拥有者,或类似对马匹特种物资掌控者的关系。如是前者,它们与皇帝是简单扁平的占有、支配关系;如是后者,则应有复杂的管理体系和类似太仆等官僚的系统与之对应。辨别二者孰是,需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刘邦所见的宫城之中狗马千数是秦汉常态吗?如是,后者显然更近情理。
回答此问题,两汉时期的情况可以提供参照。据《史记·孝文本纪》,汉文帝时天下受灾,朝廷下诏“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2]。据《史记·平准书》,汉武帝时推行告緍法,为加强政策贯彻力,皇帝下诏“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2]。照此,可以确定秦汉时期宫苑蓄犬是一种大规模、常态化的行为。
那么这些狗养在哪儿,由谁养,养来何用,怎么养?又成为进一步的问题。
一、狗馆与司职官员
首先说豢养场所。前引史料提到秦时之宫室、汉时之诸苑都有官犬存在,秦汉时期的蓄犬场所是否仅限宫室、林苑?按史料所述,应当说不尽如此,这些场所分布颇广。例如《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受公孙卿等蛊惑“广诸宫室”,《索隐》注引扬雄说法称当时“又有高华、温德观、曾成宫、白虎、走狗、天梯、瑶台、仙人、弩法、相思观”[2];《汉书·江充传》记载汉武起用江充的地点“充召见犬台宫”[4];《汉书·西域传》记载汉通西域之后“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4];《汉书·元帝纪》记载因四方郡国连年被灾,“诏罢黄门乘舆狗马”[4]。这些材料提到的走狗观、犬台宫、外囿、黄门,既有专用、集中的饲养宫观,又包括一般的分散寄养场所。
秦汉时期官方蓄犬的场地出现专用集中和寄养分散结合的情况,我们推测同时也应有大量的专兼职人员和严密的管理体系。因为狗会咬人,而且随意排便,任意乱养当然与宫苑之中整洁有序的管理需要不相称。此外,皇城中的狗饲养规格往往很高,也不是少数奴婢简单照看就能管好。例如《汉书》记载东方朔对汉武政治的批判,说当时“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这里的“缋罽”,颜师古注“缋,五彩也。罽,织毛也,即氍毺之属”[4]。宫城里的狗有的甚至穿上五彩毛衣, 说明宫中养狗还牵扯多种关联物资的管理。这些情况表明官方蓄犬没有专职官员和严密章程是不可思议的。
史料记载也证实了这种推测。据《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出现“何谓‘宫狡士’‘外狡士’?皆主王犬者也”[5],表明存在养狗的专职官员, 而且他们职分内外;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时“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2],表明有的狗官是天子之臣而非一般奴仆。宫狡士、外狡士和狗监是秦汉时期专职管狗的官员,这一点不言自明。除此之外,对那些分散至各宫观苑囿的犬只来说,又似采取就地划片,兼职管理的办法。例如《汉书·昭帝纪》记载“栘中监苏武前使匈奴, 留单于庭十九岁乃还”, 按应劭注所说,栘中监“掌鞍马鹰犬射猎之具”,表明苏武在出使西域之前,兼管栘园犬只是其职责所在①。
这些管狗官员所辖劳役人员的配备情况,史书之中也略有言及,他们一般是奴婢或者腐刑宦者。例如前引《平准书》汉武帝时被告緍者“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再如《史记·佞幸列传》记载李夫人得宠之前其兄长“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2]
需要注意的是“监”在秦汉官制里通常都是官吏头目、有一定身份。例如秦汉廷尉的左右监是秩级千石的官员; 监察系统的郡国监是与守、尉并举的官员;农官系统的郡国诸仓农监是与都水诸官长、丞并举的官员,等等。照此,秦汉养狗官员的宫狡士、外狡士、狗监之下,还应有一定规模的属官集团。
二、官养犬只的用途
秦汉时期官方养犬的普遍存在已如前论,这些狗派何用场?按文献和考古资料,似分为以下几种。
1.治理鼠患
传统中国是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美洲大陆发现之前,五谷是古人主食,六畜是一般肉食来源。六畜之中牛羊马猪狗由于生长缓慢,而且也相对稀缺,所以普通农户养鸡取卵作为蛋白质补充来源。秦汉赋税的征收条目里,不见有六畜鸡蛋之属,对于公职人员,不可能完全吃素,他们的这些物资如何解决?办法是自给自足。按《睡虎地秦简·仓律》, 地方农官在粮储管理中要“畜鸡离仓……猪鸡之息子不用者,卖之,别计其钱。仓。”[5]这一规定汉代延续的情况在沂南汉墓中有所反映:
图1 沂南北寨汉墓中室南壁上横额西段画像中的蓄鸡图
图2 沂南北寨汉墓中室南壁上横额东段画像中的蓄鸡图
图3 沂南北寨汉墓中室南壁上横额蓄鸡图局部放大
两段画面从构图关系来看,是连续场景一分为二。其中西段右侧三人跪九人立,立者九人执笏板簿书一类,是官署奏对情景反映,故画中鸡雏,也便具有公产身份。秦汉仓吏按律养鸡,便为鼠患治理带来困扰。因为如果养猫,“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为捕鸡也”。[6](卷二十,泰族训)此时的猫依然野性难驯、常常吃鸡,所以古人只能养狗代劳。按《睡虎地秦简·仓律》,仓储单位“用犬者,畜犬期足”[5]②。于是在汉代的画像石里,便看到以下场景:
图4 《粮囤画像》线描图③(原石藏于山东博物馆)
图5 《粮囤画像》照片局部放大
《史记》记载李斯年少时“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2],也说明秦汉时期依靠人力和蓄养犬只是治理仓鼠的主要办法。
2.辟邪、祭祀、盟誓等仪式用途
据《秦本纪》,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2]。《十二诸侯年表》也出现相关记载“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2]。对此现象,《史记正义》解释为“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 故磔狗以御之。”夏置三伏,是秦汉历制相沿不变的,既如此, 汉制可能也继承了秦人磔狗御暑的传统。
祭祀周公、孔子等大型仪典也是秦汉官方用犬的重要仪式,据《后汉书·礼仪》:“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7]
战国时期,诸侯大夫常常歃血为盟,例如平原君与春申君会盟救赵时,毛遂吩咐“取鸡狗马之血来”而成盟。对此,《史记索隐》解释为“盟之所用牲贵贱不同,天子用牛及马,诸侯用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鸡”[2]。歃血为盟的习俗秦汉时期也时有出现, 例如西汉之初,汉高祖与开国功臣的白马之盟即是元勋“与高帝唼血而盟”[4],再如隗嚣称帝时与诸臣“牵马操刀,奉盘错鍉,遂割牲而盟”[7]。从以上两例盟誓来看,《索隐》所称天子歃血用牛及马是可信的,那么东汉末年袁绍、臧洪等设盟讨董便也可能用犬。
当然,杀犬而盟在大一统、集权加强的秦汉时期很少发生,即便发生,也是一种极小众的用犬仪式。
与这些用途伴生的文化现象是至少在汉代,狗在一定程度上有被汉人神格化的倾向。例如金乌玉蟾常在汉代象征日月,而在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等画像图例中,金犬玉兔也被绘入日月。
但在有些地区,狗却并未获得与金乌、玉蟾和玉兔相提并论的地位,例如在淮北市博物馆所藏日月同辉画像石,金乌、玉蟾、捣药玉兔三者俱在,唯独缺狗,表明其神异属性的构建尚未得到普遍认同。
图6 吴白庄汉墓伏羲捧日和女娲捧月拓片及局部放大照片(临沂博物馆藏)
图7 日月同辉画像拓片(淮北市博物馆藏)
3.取乐渔猎、辅助治安等其他用途
以上两种情况之外,秦汉时期官方蓄犬还服务于娱乐、渔猎、治安、食用、防盗、预警等需要。娱乐场景有如《汉书·东方朔传》说董偃等与汉武帝“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 上大欢乐之”[4](P2855), 这是赛狗取乐;《汉书·盖宽饶传》记载平恩侯许伯等人的宴乐场景说“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4](P3245),这是斗狗取乐;汉灵帝“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7](P3272),这是戏狗取乐。渔猎场景有如《后汉书·马融传》乘舆出猎,“狗马角逐,鹰鹓竞鸷,骁骑旁佐,轻车横厉,相与陆梁,聿皇于中原”[7](P1960);又如画像所见如图8、图9场景:都是狗在渔猎场景中以其矫捷敏锐而受重用的例子。考古资料显示,汉代亭徼一类的治安单位中,狗已经开始发挥类似现代警犬的职能功效,例如在泰安岱庙所藏夏张东汉墓出土画像石中:“寺门亭长□”榜题和警鼓等图像元素表明这是汉代亭日常警备的场景写实,照此,这里犬只无疑具有类似后世警犬的职责和属性。食用、预警、防盗是古人养狗的一般需要,这一点官民无别,不待多言。
图8 大街汉墓《狩猎画像》(山东博物馆藏)
图9 采鱼采莲画像砖(四川博物院藏)
图10 夏张东汉墓车马出行画像石局部(泰安岱庙汉画像石陈列馆藏)
图11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车马出行画像石拓片
三、官养犬只的管理办法
通过前文讨论,我们知道秦汉时期按律令规定,各级政府蓄犬颇多,而且因此设馆置官。在此基础上,这些犬只有没有具体管理办法?答案也是肯定的。文献可知的范围内,至少有如下要求:
1.基层养狗自行采办
例如居延新简所见边关烽燧的巡查簿书里我们看到:
河平元年九月戊戌朔,丙辰不侵守候长士吏猛敢言之将军行塞举
驷望隧长杜未央所带剑刃岿狗少一未央贫急弱毋以塞举请[8]
这种例子并非孤例,比如居延汉简也出现“买狗四枚”[9]一类的簿账记录。
2.数量要求
前引《睡虎地秦简·仓律》提到,秦汉朝廷对仓储单位的规定“用犬者,畜犬期足”。按《里耶秦简(壹)》:
仓课志
畜彘雌狗产子课
畜彘雌狗死亡课
徒隶死亡课
徒隶产子课(第一栏)
作务产钱课
徒隶行絲课
畜雁死亡课
畜雁产子课(第二栏)
·凡□(第三栏)[3]
官养犬只的生育率、死亡率是对仓官系统的重要考课项目。数量要求在秦汉应具有普遍性,例如新莽时期对边关官署守御装备的巡察记录有“省守衙具坞户调利有狗不”[8],这是对是否按律养狗的考察;肩关汉简所见“狗少一今以具”[10],这是对养狗数量不足的察举和纠正。
3.饲养标准和环境
居延新简里,可以看到诸如“石匡麦六斗共之官食狗□□”[8]狗豕食人食的情况。这种现象可能与东方朔批判汉武帝时期“狗马被缋罽”一样是种特例,但秦汉时期官养犬只的饲养条件应该确实有所规定。例如:
候史广德
……
亭不涂
毋非常屋
羊头石少二百
毋深目
毋马牛矢
狗笼矢著[8]
这里狗笼不洁沾上狗屎要被检举;另外“狗笼一顷”[9]、“狗笼皆破”[9] 、“ 狗笼少一”[8]、“毋狗笼”[8] 之类的违规记录也在河西汉简屡屡出现,都证明官方养狗对其生存环境有一定要求。
4.大小体型等要求
居延汉简记载一个屯边烽燧的违制案例“狗三枚大(太)小”[9],就目前文献出土的情况来看,此簿书虽是孤例,但应该渊源有自。因为边塞养狗主要是为边防,如果所养犬只普遍太小,显然不敷使用。数量要够、个头要大、胆力要足,这些都是边关养狗当然的要求。
5.妥善管控的要求
狗会咬人,在捕盗、御敌的时候,需要它们越猛越好;但是对内、对良善平民,自然又不能放纵。所以在西北汉简里,看到的情况是狗有狗笼,而且不能破、要足数、要整洁。张家山汉简里,也可以看到“[犬]杀伤人畜产,犬主赏[偿]之,它□”[11]这样的律令条文。
四、余论
下吏与犬马并走是秦汉官场习见的出行景象。社会事实决定社会意识,先秦秦汉时期文武官员对上称“臣”,女性对夫君长上等男性尊者称“妾”,即是该时期劳役制度的文化映照。与此相似的是官方多养犬、同侪多狗官对秦汉帝国的政治文化也有影响。这种影响反映为秦汉官员普遍对皇帝抱有一种位同犬马的认识;而对于皇帝来说,似乎也习惯如此。例如董仲舒④、霍去病⑤、公孙弘⑥、汲黯⑦、严助⑧、赵充国⑨等王侯将相在奏表或者诏对中都曾对皇帝以犬马自比;西汉国初封赏时候,刘邦为萧何争功,也曾对曹参辩解如下:
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2]
考察秦汉时期官方蓄犬现象,对刘邦此番宏论的理解无疑是大有裨益。
狗是秦汉古人至友,它们担负治鼠、宠物、捕猎、警戒、肉食来源等多重职责。通过本文的讨论,可以发现官方养狗不仅是这一时期的选择偏好,也是仓储、边防管理等方面的制度使然。此时期虽也有猫,但是因为基层官署多需养鸡,猫对鸡构成比狗更大的威胁,所以不受重视。唐宋以降,官府蓄鸡不再必须,而多买办。其次,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获得显著进步,上流社会的尚武田猎之风有所转移,士人阶层多数以歌舞游览和诗词文艺相尚,不事生产,狗的许多习性始令人无法容忍。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秦汉时期的文献著录多是书于简册,而至唐宋,则多布帛纸卷,佛教寺院遍布天下,鼠患问题对经典保存带来更大挑战。在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高颜值、善捕鼠、喜洁净、性高冷的猫终于完胜于狗,成为权贵、士人和僧侣新宠。与此同时,狗的命运则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小巧可爱、毛色亮丽的犬只继续受宠,获得与猫不相上下的地位;另一方面,普通犬只被长期厌弃,但在底层又不可或缺,成为贱畜和门卫等复杂身份合而为一的矛盾存在。
注释:
①《汉书》注“苏林曰:‘栘音移,厩名也。’应劭曰:‘栘,地名。监,其官也,掌鞍马鹰犬射猎之具。’如淳曰:‘栘,《尔雅》唐棣,栘也。栘园之中有马厩也。’师古曰:‘苏音如说是。’”比较颜师古之前的诸家说法,应劭所说与如淳并不矛盾,故可信从。详见(汉)班固:《汉书》第2459页。
②此种行为,汉简里可看到向后延续的痕迹,例如肩水金关的同一探方里,既发现“□□买鸡来愿择大者上□□”官方卖鸡的记录, 又发现“ 出粟二石廩临田隧长宋辅七月食”的放粮记录,足证西汉仓吏养鸡卖钱行为的存在。以上二简分见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肩水金关汉简(一)》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30页、第34页。
③作者自绘,线稿图并原石照片参见李建雄、李洁:《大街汉墓粮囤画像研究》,农业考古,2018年第3期。本文所附照片除图11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杨勇先生提供,其余由笔者自摄。
④(汉)董仲舒著,苏舆注,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7页。“臣犬马齿衰,赐骸骨,伏陋巷”。
⑤(汉)司马迁:《史记》,第2105页。“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
⑥(汉)班固:《汉书》,第2622页。“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
⑦(汉)司马迁:《史记》,第3110页。“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
⑧(汉)班固:《汉书》,第2788页。“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
⑨(汉)班固:《汉书》,第2982页。“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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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0]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肩水金关汉简(四)[M].上海:中西书局,2015.
[1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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