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4日
-
对汉代“左衽”服饰习俗的再认识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董莉莉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50-55页
摘要:依儒家文献记载,衣左衽者有两类:死者、夷狄之人。两汉时期,“左衽”成为区分中原人民与夷狄之人的标志。然而,根据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中原地区的官吏、妇人、奴仆、神仙等都有衣左衽的情况,这说明“左衽”在这一时期不是指具体的服饰特点,而应当是一种文化观念。引起汉代“左衽”的原因有:汉代尊右卑左的文化观念;军职尚左是汉代武士左衽的重要原因;受胡风的影响,汉代社会上层出现了穿胡服的习尚。
关键词:汉代;左衽;尊右卑左;军职尚左;胡风
衽,《说文解字·衣部》云:“衽,衣襟也。”注曰:“衽所以掩裳际也。”[1]衽最初是用来掩盖衣与裳交际的地方,左衽与右衽是在服饰发展之初,人们为了方便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而形成了不同朝向。《史记·赵世家》载:“夫服者,所以便用也。”[2]这句话道出了衣服的基本功用与特点。比如中原地区以右衽者居多,其原因,应是为了右手方便活动,正如孔颖达所言:“左手解抽带便也。”[3]游牧民族多左衽,是为了骑射便利。然而,随着礼乐制度的建立,服饰礼仪亦随之建立。服饰除了蔽体的基本功能之外,亦成为了统治者“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如周代论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披土……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4]在儒家思想中,左衽亦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左衽或为死者服饰,或为夷狄穿着,而学界在探讨两汉时期的“左衽”服饰时,常常直接运用夷狄“左衽”的说法,忽略了“左衽”在汉代的具体含义以及衣左衽服饰的人群。
在先秦儒家文献中,左衽为死者衣饰。《礼记·丧大记》云:“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郑玄注曰:“左衽,衽向左,反生时也。”孔颖达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向左,示不复解也。”[5]另外,夷狄左衽的说法源于《尚书·毕命》,但是原文已佚。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应源自《论语·宪问》,其文曰:“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6]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左衽者一为死者,二为夷狄之族的衣着。两汉时期,儒学成为主流思想,在儒家伦理规范之下,服饰更是成为了“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7]的直接体现,左衽也就在全社会范围内成为了夷狄之人的代名词。
西戎左衽而椎结。[8]
羌胡披发左衽。[9]
匈奴援引弓之类,并左衽之属,故不可得而治。[10]
西南夷者……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11]
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尖,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乱,社稷之深忧也。[12]
从文献记载来看,左衽就是游牧民族服饰的标志,而汉族服饰则有着明显的右衽特征。有学者对此问题亦作了分析与考证。如冯去病先生认为“汉族服装衣襟向右,汉族以外各族衣襟向左,习惯使然,无所谓尊卑高下”[13]。而钱寅先生根据考古发掘认为“左衽”并不能作为判定是否属异族的标准依据,孔子所说的“左衽”重在表达一种礼崩乐坏的政治社会局面。[14]邢义田先生则认为以“被发左衽”描述夷狄并非毫无根据,他是戎狄在装束上的部分特征,并不表示当时的戎狄都是如此。[15]大体来说,学界的考证与论述主要集中在:直接运用夷狄“左衽”这种思想观念,并且运用到了具体的服饰上,从而得出了“汉族服装衣襟向右,汉族以外各族衣襟向左”的观点,没有具体的考证各个时期服饰的“左衽”习俗。然而,就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来看,两汉时期中原地区衣左衽服饰者也不在少数,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考量“左衽”在两汉时期的意义。
一
从汉代出土的画像石与画像砖来看,左衽者不仅仅限于游牧民族,一些神话人物、官吏、妇人、奴婢、舞女等都有着左衽的情况,兹列表如下:
囿于篇幅,笔者只进行了粗略的统计。从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以及画像砖来看,汉代着左衽者遍布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以及各个区域,庖厨图像、宴饮百戏、时人谈话、妇女、武士、门吏等画像内容都有衣左衽者,东汉中后期的神话人物亦有不少左衽图像,这说明左衽图像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以及某一类,而是两汉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
当然,在所有出土的汉画像石以及画像砖中,不论是哪一类的图像,右衽者居多,但是左衽者又掺杂其中,且不在少数,这样的现象似乎与儒家思想中左衽服饰为死者或者夷狄者所穿的描述不相符合,关于“左衽”的含义以及两汉时期的“左衽”现象,我们势必要重新审视。
二
如前所述,“左衽”服饰在先秦儒家文献典籍中指的是死者与夷狄服饰。夷狄“左衽”不仅仅指服饰,还包含着夷夏观念。夷夏观念自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在先秦文献典籍中,中国居中,四方曰“夷”“狄”“蛮”“戎”,这是“一种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华夏中心主义民族情绪”[17],自此而衍生出了文化观念上的夷夏尊卑之别。《左传·闵公元年》载:“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18]中原对四夷充满着轻贱之感,两者在文化与生活习俗上的差异较大,他们也以此作为区分夷夏的重要标志。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将夷狄之人描述为“披发左衽”,《左传·襄公十四年》亦载:“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19]夷狄之人亦将服饰与饮食等生活习俗的差异作为区分自己与中原人民的标志。夷狄“左衽”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两种含义:一是指具体的服饰特点;二是在夷夏观念的影响下有了文化代指的作用,以“左衽”代指夷狄。
自西汉时期起,儒学成为了主流思想,儒学家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念,“夷夏有别”的意识更加突出。《盐铁论·世务》中记载了御史大夫的一段言论:“春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为其无信也。匈奴贪狼,因时而动,乘可而发,飙举电至。而欲以诚信之心,金帛之宝,而信无义之诈,是犹亲蹠、蹻而扶猛虎也。”[20]公孙弘在反对汉王朝经略匈奴、西南夷时亦云:“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21]言语间都充满了对夷狄的歧视之意。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左衽”成为了夷狄之人的专属,“夷狄‘左衽’”这种说法被中原人民尽数用在了其言语中,凡是夷狄,尽是左衽,前引的“西戎左衽而椎结”“羌胡披发左衽”如是。然而,就出土的史料以及今人的分析,并不是所有的夷狄皆是左衽装束。[22]也就是说,汉代文献记载中的“左衽”更多地强调其文化指代作用,这种观念甚至一直影响到了后世。宋代时期,士人依然这样描述夷狄之人,如《宋史·胡铨传》载:“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23]换句话说,夷狄“左衽”已经在历史发展中抛离了它最初指代的具体的服饰特点这一层含义,形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自先秦时期形成,在汉代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成为了全社会的心理建设。从这一点出发,考察汉代的左衽服饰习俗,我们不能将先秦时期关于夷狄“左衽”的双层含义尽数复制到两汉时期,将“左衽”服饰直接等同于夷狄服饰。
另外,“服饰习俗有着不确定性”[24],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化交流的加深,服饰习俗亦会随之变化。两汉时期,国力强盛,内地之间、中外双方交流频繁,中原地区的生活习俗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服饰方面亦不例外。传统的观点将夷狄“左衽”的文化含义直接运用到了具体的服饰习俗上,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分析两汉时期的服饰,我们不能将“左衽”服饰直接等同于夷狄服饰,而应当根据变化中的服饰习俗作具体的考证。
三
两汉时期,相较于前朝,中原地区左衽者明显增多,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与这一时期的文化观念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息息相关:
一、汉代尊右卑左文化观念的影响。《汉书·循吏·黄霸传》载:“冯翊以霸入财得官,不署右职。”颜师古注曰:“右职,高职也。”[25]宋戴植云:“汉以右为尊,谓贬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居高位为右职。”[26]《陔余丛考》亦载:“汉承秦制,亦以右为尊。”“是两汉尊右卑左,久为定制。”[27]两汉时期这种尊右卑左的文化观念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有载:“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28]文中的“右”即上,为有权势之人;“左”即下、卑,为贫贱之人。《汉书·郊祀志下》亦云:“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谷永说上曰:‘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29]“左道”即邪道。这说明左与右成为了尊与卑的代名词,左衽服饰也就成为了地位低下者的服饰。在汉画像石与画像砖中,有很多奴婢、庖厨者等身份低下者衣左衽。山东临沂白庄出土的一幅庖厨图,有一名灶前烧火者衣左衽服饰;[30]在江苏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一幅宴乐图,其中有歌者身着非常明显的左衽服饰;[31]山东苍山亦出土了一幅进馔图,其中一位手持便面的婢女衣左衽。[32]这些着左衽服饰的人皆为奴仆,或者是社会上地位较低的歌者、舞者等,这应是受汉代尊右卑左文化观念的影响。
二、两汉社会在文化观念方面尊右卑左,在武职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尊左思想。张焯、晁中辰等先生在其文中作了详尽的分析。[33]这在文献记载中随处可见。例如,《汉书·王商传》载:“元帝时,(王商)至右将军、光禄大夫。是时,定陶共王爱幸,几代太子。商为外戚重臣辅政,拥佑太子,颇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为左将军。”[34]王商以拥立之功,从右将军迁为左将军。东汉末年,皇甫嵩与朱儁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封功劳较高的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35],封朱儁为“右车骑将军……增邑五千(加上前封的二千五百户,共七千五百户),更封钱塘侯”[36]。两者皆因有功而从右将军升迁至左将军。这种武职尚左的思想亦反映在了汉画像石中。在河南出土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汉画像砖与画像石中,孔武有力的武士如材官蹶张、拥盾小吏、佩剑武者皆出现了穿“左衽”服饰的情况。
三、受胡风的影响。丝绸之路开通后,胡文化大量涌入,在汉代社会上形成了胡风氤氲的独特景象。胡服传入后,成为了两汉社会上层的服饰新风尚。汉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37]。汉武帝着胡服上朝,可见他对胡服的喜爱,而统治者的喜好势必会在社会中产生上行下效的影响,东汉灵帝是即是如此。灵帝亦酷好胡风,“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38],“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表明了当时着胡服者应不在少数,而且已经形成了着胡服的风尚。
就王国维先生的考证,胡服的基本特点为:惠文冠、上褶下袴、具带、穿靴。[39]又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带,皆胡服也。”[40]胡服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多“左衽”。“左衽”虽不是胡人独有的穿着,但确实是胡人最常见的服饰特点。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左衽便于鞍马骑射。胡风传入后,其服饰特点亦为汉代社会所推崇。在山东苍山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人物图像,其中上层为戴笼冠者,中层为戴进贤冠者,下层拢手正面端坐,皆左衽。[41]《后汉书·舆服志》载:“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42]笼冠,即武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赵惠文王所造,因以为名”[43]。在江苏徐州洪楼出土的一幅人物图像中,戴进贤冠者与梳高髻的妇人,皆有衣左衽者。[44]这说明在东汉中后期,文儒者、武者、妇人皆受胡风影响,左衽已是社会上常常见到的一种服饰。
另外,东汉中后期的很多神话人物图像亦有明显的左衽现象,这也是受胡风的影响。胡风的盛行不仅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服饰习俗,亦对尊左卑右的文化观念产生了冲击。两汉时期的造仙运动开始于狂热追求长生不老的汉武帝时期,在他的支持下,“由诈变百端的方士集团在以皇帝宫廷和高级贵族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中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造仙运动”[45],居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成为了掌握凡人能否成为神仙的主神,受到了汉代人的崇拜。与之相配的男主神为东王公,此外,还有羽人等侍奉左右,这是汉画像石中常常见到的神仙图像。另有伏羲、女娲等配偶神以及其他神仙,也是汉画像石中神仙世界的一部分。神仙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人们所崇拜的存在,各路神仙的地位可想而知。在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均出土了多幅衣左衽的神仙图像。这就说明到了东汉中后期,汉代的那种尊右卑左的文化观念在胡风的影响下淡薄了很多。到了魏晋时期,衣服的左衽与右衽已经不再成为中原人民与夷狄之人的标志了,《北齐书·王纮传》载:“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俊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纮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正如常林炎先生所说:“由于历史、社会的发展变化,各个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尊右尊左的特殊习尚的色调也随之日益浅化……左衽所含有的尊卑性自然势必淡化。”[46]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左衽”已经不仅仅是夷狄之人的服饰特点,它已经由先秦时期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志以及文化代指双层含义转变为单纯的文化代指了,这种文化观念一经形成,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成为了扎根在中国古代人们心中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反过来说,我们亦不能将这种文化观念运用在两汉时期具体的服饰上面。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左衽服饰普遍存在的原因除了自身文化的影响之外,与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息息相关,文化的交流亦包括服饰的交流与融合,就像邢义田先生所说的那样:“服饰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在民族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服饰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必然是和其他的文化因素牵连在一起。”[47]在胡风的影响下,穿胡服成为了汉代社会上层的习尚,那种尊右卑左的观念亦随之淡化。
注释:
[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卷八《衣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683页。
[2](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808页。
[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五《丧大记》,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75页。
[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八《深衣》,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62-1563页。
[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五《丧大记》,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75页。
[6]杨伯峻译注:《论语》卷一四《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第151页。
[7]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八《度制》,中华书局,1992年,第232页。
[8](汉)刘向撰,赵善论疏证:《说苑》卷一一《善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9页。
[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8页。
[10](清)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后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
[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4页。
[1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八《傅燮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876页。
[13]冯去病:《关于“尊左”》,《汉字文化》1998年第4期。
[14]钱寅:《“左衽”与孔子的民族观》,《中国俗文化研究》2012年第7辑,第93-100页。
[15]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312-313页。
[16]本文主要参考的汉画像石著录为: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康兰英,朱青生等主编:《汉画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年;杨絮飞编著:《中国汉画造型艺术图典》,大象出版社,2014年;徐毅英主编:《徐州汉画像石》,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朱锡禄编著:《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李贵龙,王建勤主编;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编:《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临沂市博物馆编:《临沂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
[17]彭丰文:《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18]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四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256页。
[1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四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1106-1107页。
[20](汉)桑弘羊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八《世务》,《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508页。
[21](汉)班固:《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01页。
[22]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312-313页。
[23](元)脱脱:《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80页。
[24]钱寅:《“左衽”与孔子的民族观》,《中国俗文化研究》2012年第7辑,第93页。
[25](汉)班固:《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8页。
[26](宋)戴植:《鼠璞》,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
[27](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二一“尚左尚右”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4页。
[28](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47页。
[29](汉)班固:《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0页。
[30]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三卷,图9,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31]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四卷,图1,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32]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三卷,图106,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33]张焯:《秦汉魏晋官制尚左尚右问题:兼与姚国旺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晁中辰:《秦汉官制尚左尚右考辨》,《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34](汉)班固:《汉书》卷八二《王商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369-3370页。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302页。
[3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一《朱儁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310页。
[37](晋)葛洪撰:《西京杂记》卷一“吉光裘”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3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十三《五行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3272页。
[39]王国维:《胡服考》,《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53-476页。
[40](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页。
[41]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三卷,图101,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4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三十《舆服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3666页。
[43](唐)房玄龄等:《晋书》志十五《舆服》,中华书局,1974年,第767页。
[44]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四卷,图48,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45]信立祥:《汉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46]常林炎:《尊右、尊左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47]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312-313页。
标签:
除非注明,文章均为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原创,转载请注明本文地址:http://www.han-art.net/view.asp?id=216
- 评论:(0)
- 隐藏评论
【评论很精彩,有内幕、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