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03日
-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葬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文发表于《考古》2017年第7期,71-81页
关键词:河南洛阳市;西朱村墓葬;砖室墓;刻铭石牌;曹魏时期
2015年7月19日,河南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村民在迁坟过程中偶然发现一座古墓葬。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通过勘探发现墓葬规模很大,应为高等级贵族墓葬。因墓葬面临被盗掘的风险,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该墓葬(编号M1)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工作自2015年8月开始,至2016年12月结束,取得了重要收获。为确定墓葬周边是否存在墓园等相关遗迹,在抢救性发掘的同时又对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勘探,考古钻探工作自2015年7月开始,目前仍在进行。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M1位于西朱村南约650米,北距汉魏洛阳城遗址约18.3公里,地处万安山北麓的缓坡地带。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8′11″,北纬34°32′41″。这一区域地势南高北低,坡度较缓。地表被南北向自然冲沟分割成数个不规则形的台地。墓葬西侧2.5公里有一直径约600米的近圆形山丘,当地俗称“禹宿谷堆”,为曹魏时期圜丘遗址[1]。圜丘遗址与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阊阖门遗址位于一条南北向轴线上,轴线方向约为4度。从圜丘再向南约3.7公里,此轴线对应万安山的两座主峰,颇有“表山为阙”之势。此次发现的M1和圜丘遗址处在方向约94度的东西向轴线上(图一)。
二、周边区域的调查勘探
以墓葬为中心,对周边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钻探。截至目前钻探总面积约144万平方米,除了此前发现的M1之外,还新发现两座墓葬M2、M3。M1位于台地的西侧,其西侧紧邻沟壑;M2则位于台地中部一座低矮山丘的顶部。M1墓道朝西,M2墓道朝东,两墓相距405米。M1、M2墓道的中心线基本重合,并正对曹魏圜丘遗址。M3位于M1西侧另一处台地上,墓道朝南,距M1约850米(图二;图三)。
这三座墓葬均未发现封土,周边亦未发现墓园建筑遗迹。M2东南部发现一条沟渠(G1)。G1为南北向长条形,已探明部分长63、宽1.2、开口距地表深0.3、底部距地表深0.6-0.9米。沟内见淤土和花土堆积,北端断崖下已被破坏。G1未经发掘,尚不能确定是否与M2有关。
三、墓葬
发现的三座墓葬均为长斜坡墓道明券砖室墓,平面略呈“甲”字形。仅对M1进行了发掘,M2、M3则进行了勘探。
(一)M1
墓葬上部地层堆积较简单,耕土层下为近代扰土层,扰土层下即为生土。墓葬叠压在扰土层下,打破生土。墓葬土圹平面呈“甲”字形,方向274度(图四;图五)。在墓葬土圹南北两侧和西侧有39个柱础坑和3条排水沟。柱础坑排列规律,南北两侧的柱础坑基本对称。柱础坑以方形为主,也有部分长方形、圆形和少量不规则形者,经解剖发现柱础坑内填土较为纯净,土质较疏松,未见木头朽痕,部分柱础坑内发现有碎砖。排水沟底部为斜坡状,靠近墓葬的一侧底部较高。初步推测这些柱础坑和排水沟均为修建墓葬时搭建的临时性保护设施的遗存。
墓葬土圹东西全长52.1、深11.8米。墓道东西长33.9、上口宽9-9.4米,底部坡度18度。在墓道南北两侧壁留有7级水平生土台阶,台阶宽0.2-0.3、高1.3-1.5米(图六)。墓室土圹近“凸”字形,东西长18.2、南北最宽14.6米。墓室土圹南、北、东三壁存有6-7级水平或斜坡状台阶,并在斜坡状台阶上部发现有明显的踩踏痕迹。墓道、墓室土圹内的生土台阶、壁面、斜坡墓道光滑规整,经过精细的人工修整。在墓室砖壁和墓葬土圹之间的空隙,用大量白灰和素土混合夯打填充,在墓室铺地砖下面有厚约0.6米的白灰垫层。
墓道、墓室土圹的填土虽均为五花夯土,但它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夯层不对应,可分为两期。同样的现象在“曹休墓”[2]的发掘过程中也有发现。这是墓葬预制的证据,表明在墓室修筑完成后,先回填墓室部分,待逝者入葬之后再夯填墓道。但由于墓室部分被盗扰,填土出现大面积的塌陷,两期填土之间未见完整叠压面。甬道前端、顶部、砖券墓壁全部被破坏,也未见照壁。
墓葬共发现三个盗洞。其中盗洞1为长方形,位于墓道的东端,年代不明;盗洞2位于前室顶部,为宋代盗洞;盗洞3位于后室顶部,为明清时期盗洞。在盗洞3发现专门盗取墓砖的迹象,盗洞沿后室砖墙延伸,最后又进入前室。墓葬顶砖、壁砖和铺地砖被大量盗取。
砖券墓室由甬道、前室、过洞、后室四部分组成(图七)。墓室由条形砖和扇形砖砌筑,砖壁厚约0.94米。甬道内壁东西长2.3、南北宽1.6米,甬道壁砖和顶部券砖、铺地砖已大部被盗取。在甬道中部有一道门槽,应为封门位置,在甬道西侧至少还应有一道封门,已被盗掘破坏。前室内壁东西长4.4、南北宽4.9米。顶部大部分已坍塌。
西、北、南壁的壁砖大部被盗取,东壁保留有壁砖和部分券顶。前室的结构为南北向横列式拱券顶,壁砖砌法为两顺一丁,顶部为扇形砖单层横列券。前室北侧壁残存砖墙高4.6米,前室券顶的复原高度与之大致相当(图八)。在前室砖壁上发现有残存的壁画,保存较差,仅残留数处人物、瑞兽、宴饮、祥云等图案(图九)。
前后室之间有砖券的过洞连接。过洞偏于前室东壁的南侧,顶部已塌毁。内壁东西长0.94、南北宽1.6米。两壁的砌法同前室,顶部为楔形砖双层纵列券。过洞中部、两侧壁及底部都有砖砌的凹槽,应是前后室之间设置隔门的位置。底部的门槽内发现一段残存的木头,说明隔门应为木质。
后室位于过洞的东侧。平面呈方形,内壁边长约3.6米。后室南壁和过洞南壁平齐。后室顶部已完全坍塌,塌陷堆积中出有大量扇形砖,因此推断后室顶部仍是拱券顶,应为南北起券。后室墓壁砌砖方式与前室相同。后室侧壁用白灰涂抹,未见壁画痕迹。后室的东北部发现大量板灰和朽木痕迹,应是棺木所在。人骨已完全腐朽。在将板灰和朽木痕迹清理掉后,发现4块排列有序的铁片。铁片平面略呈“凹”字形,凹口两两相对,应是两两一组。铁片已和墓室铺地砖锈蚀在一起,其位置应该未被扰动(图一〇)。这些铁片可能为木棺下的支垫。外侧的一组间距0.94米,内侧的一组间距0.82米。
墓葬用砖共有三种。第一种为条形砖,用于砌筑墓壁和铺底,长46.5、宽23.5、厚11.5厘米。第二种为扇形砖,用于砌筑墓室券顶,长46.5、宽29-34.5、厚11.5厘米。第三种为楔形砖,用于砌筑前后室之间过洞的顶部,长48、宽24、厚9-11.5厘米。墓砖上发现大量的篆文戳印,初步统计约20余种,内容为“澂泥”、“沈泥”、“澂泥二尺”等。墓砖长度为46.5厘米,与东汉时期的二尺大致相当。在部分墓砖上还发现有“永寿元年沈淮”的戳印(图一一)。
尽管墓葬被盗扰严重,仍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物。M1共出土遗物约400余件,因盗扰严重,大部分已不在原位。分布位置以前室南侧、过洞和后室最为集中,其余部位和盗洞填土中也有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少量玉石器、骨器等。还发现少量动物骨骼和贝类,动物骨骼有牛、鹿、狗獾、鸟类等。漆木器保存较差,器形大都无法辨认(图一二);陶器有灶、井、磨、厕、勺、炉、灯、侍俑、鸡、狗、猪、四系罐、盘等(图一三至图二一);铁器有帐构件(图二二)等;玉石器有玉臂鞲(图二三)和琥珀串饰,其中1件琥珀串饰为小儿骑卧羊造型,制作精美(图二四);石器出土数量最多,有璧、圭、帐座、黛板等(图二五;图二六;图二七)。另外,还出土刻铭石牌200余件。
刻铭石牌均为六边形,平首,斜肩,上部有一圆形穿孔。长8.3、宽4.6-4.9厘米。石牌一面阴刻文字,记载墓葬内随葬品的名称、数量、质地和尺寸。每块石牌一般记载一件或一组随葬品(图二八),其性质与遣策类似。刻铭石牌所记述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分为衣衾类、器用类、食物类、敛奠丧仪类用具和其他杂项。衣衾类主要包括服饰、被、席等;器用类又可分为文房用具、陈设类器具、梳妆用具、食具、戏具、兵器、车马具、乐器等;食物类包括小麦、大豆、清酒等;敛奠丧仪类用具包括石璧、圭等礼制用器,以及斗帐等与棺相关的物品。
(二)M2
据钻探结果,墓葬土圹平面呈“甲”字形,墓道朝东,方向94度。全长59.2、宽14.6、总深11.2米,填土为五花夯土。墓道土圹平面近长方形,长39.6、宽9.4-10.2米。墓室土圹平面为“凸”字形,上口东西长19.6、南北宽14.6米。墓圹周边钻探发现36处疑似柱础坑遗迹(图二九)。
(三)M3
据钻探结果,墓葬土圹平面略呈“甲”字形,墓道朝南,方向187度。墓圹总长42.7米。墓道北宽南窄,平面呈梯形,北端上口宽7.5、南端宽2米。墓室土圹南北长14.5、东西最宽9.9米,墓室深11.4米。墓圹有内收生土台阶,经初步卡探,内收台阶数量约为4-5级(图三〇)。
四、初步认识
(一)墓葬年代和墓葬规制
目前发现的三座墓葬,均未发现封土痕迹,其周边也未发现建筑遗址,与文献中曹魏时期“不封不树”、不设陵寝的记载相符。已发掘的M1,其墓葬形制和建造方式与“曹休墓”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M1仍使用横置的前室,但前室已渐趋方形,并与后室的宽度接近。M1的墓葬结构进一步简化,取消侧室,未设置耳室。M1出土器物呈现出从东汉到西晋时期的过渡性特点。灶、井、磨、厕等模型明器和鸡、狗、猪等家禽、家畜模型,都是东汉晚期流行的陶器类型。同时又出现四系罐、侍俑等新的器类。其中M1出土的陶盘、灯、四系罐和洛阳曹休墓(葬于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所出同类器相近,出土的陶井、厕、侍俑与洛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墓[3]中的同类器形制基本一致。M1出土的刻铭石牌,此前仅见于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墓[4],而且刻铭石牌的尺寸和书体、格式、内容等均非常接近,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另外,西朱村M1墓砖的大小与形制和“曹休墓”也非常接近,而且还出现相同的戳印文字内容,如“澂泥”和“沈泥”[5]。虽然在部分墓砖上发现有“永寿元年沈淮”的戳印,“永寿”为东汉桓帝的年号,但这并不影响对墓葬年代为曹魏时期的总体判断,应理解为薄葬背景下对东汉建筑材料的延续使用。因为部分器物和洛阳正始八年墓所出更为接近,所以我们倾向于M1的年代可能为曹魏中晚期。M2仅进行了考古勘探,但据勘探所见墓葬的形制,以及两座墓葬特殊的位置关系,M2的年代也应是曹魏时期。
(二)墓主人身份的探讨
M1出土的刻铭石牌记载的随葬器物,同时出现了明确指向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的物品。女性用品主要是服饰和饰品,如“袿袍”、“蔽结”、“叉”(钗)等。男性用品主要是服饰和兵器,分别为“武冠”、“平上黑帻”、“黑介帻”、“剑一”等。另外,该墓后室出土的4块保留在原位的铁片,应为垫在棺底的支座。从排列方式和间距来看,后室应放置双棺。因此该墓可能是男女合葬墓。
M1规模宏大,结构简约,严谨规整。墓道、墓室使用了七级内收生土台阶。该墓的规模略大于“曹休墓”,墓圹也比“曹休墓”更为规整。与安阳西高穴曹操墓相比,M1的规模略小,墓葬形制更加简化。M1出土有石圭、璧的礼器组合,与安阳西高穴曹操墓所出相似。M1出土的一块石牌上刻有“玄三二”(见图二八,2)。《后汉书·礼仪志》中有关于天子葬仪的记载:“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玉珪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缇里,赤周缘;赠币,玄三二,各长尺二寸,广充幅”[6]。“玄三二”显然和天子有密切的关联。另外,还有一块刻铭石牌上刻有“云母犊车一乘,蓐坐牛人自副”。《晋书·舆服志》记载:“云母车,以云母饰犊车。臣下不得乘,以赐王公耳”,这说明云母犊车为魏晋时期皇家专用的乘具[7]。
墓葬所在区域为汉魏洛阳故城的南部万安山的北麓,古称大石山,是文献记载的曹魏帝陵所在区域。《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景初三年(公元239年)……癸丑,(魏明帝曹叡)葬高平陵”[8]。《水经注》记载:“(来儒之水)其水又西南迳大石岭南,《开山图》所谓大石山也。……山在洛阳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9]。《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记载:“大石山在府东南四十里。亦曰大石岭,一名万安山。山阿有魏明帝陵,曰高平陵”[10]。说明高平陵位于洛阳万安山地区。
勘探发现的M2,地势高敞。其地势在三座墓葬中最高,规模也最大,又位于最东侧,应为陵区内最主要的墓葬。其墓道朝东的特点和曹魏时期发现的帝陵、贵族墓一致。M2与曹魏圜丘遗址之间的东西轴线和汉魏洛阳城与曹魏圜丘遗址之间的南北轴线夹角基本为直角,其选址应经过宏观规划和严密设计。《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11]。曹魏圜丘遗址的营建也是在魏明帝曹睿在位时期。综上所述,我们推测M2可能为曹魏明帝的高平陵。
与魏明帝合葬的后妃,文献记载较明确的是明元郭皇后。明元郭皇后“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二日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12]。明帝在位时还有另一位明悼毛皇后。景初元年,魏明帝将毛皇后赐死,谥号“悼皇后”,葬于愍陵[13]。明悼毛皇后是否也葬在高平陵附近我们不得而知。曹魏文帝曹丕《终制》云:“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一涧之闲,不足为远”[14]。由此可见魏文帝时期的帝陵和后陵采取同茔异穴的合葬方式,帝陵与后妃陵墓之间有涧隔开。此次勘探发现的M3,规模为三墓中最小,位于M2西侧,与M1和M2所在台地之间有冲沟阻隔,亦未见封土,结合墓葬形制初步判断其年代也可能为曹魏时期,或许与后妃墓葬相关。而此次发掘的M1,墓主人应为曹魏时期的皇室成员,极有可能是高平陵的祔葬墓。值得注意的是,M1墓道朝西,与M2墓葬的方向正好相反。两墓相背排列,这种情况非常特殊,有悖于传统的排列方式。
(三)发现的重要意义
曹魏政权存在时间短,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全国范围内发现较少。此次考古发现为曹魏时期墓葬的认定、墓葬的分期断代、墓葬形制和器物类型的演变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为曹魏帝陵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次考古发现初步涉及到曹魏陵墓和都城之间的关系,陵区的选址也为理解曹魏时期都城、陵墓和祭祀遗址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另外,西朱村M1墓葬中出土的200余件刻铭石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刻铭石牌和墓葬中出土的部分器物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因此可通过石牌所记载的内容,还原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的随葬物品组合,丰富了我们对曹魏丧葬礼仪的认识。
附记:参加发掘和整理工作的有严辉、王咸秋、常永卿、史跃团、李光夫等,参与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有陈谊、方盾、马松杰、常娜、胡小宝、程龙等。本文照片由高虎、王咸秋拍摄,墓砖戳印文字由赵振华释读,动物骨骼由王华、赵永生鉴定。
执笔者:王咸秋严辉吕劲松
注释
[1]段鹏琦认为“圜丘改筑于城南阴乡之委粟山,此山或即今日之禹宿圪垱,地当古大谷关(今水泉口)北侧稍偏西,直径约600米……”(《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2]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
[5]同[2]。
[6]《后汉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65年。
[7]《晋书·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
[8]《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
[1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中华书局,2005年。
[11]同[8]。
[12]《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华书局,1959年。
[13]同[12]。
[14]《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标签:
除非注明,文章均为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原创,转载请注明本文地址:http://www.han-art.net/view.asp?id=225
- 评论:(0)
- 隐藏评论
【评论很精彩,有内幕、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