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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薄葬考

李梅田

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17-20页

摘要:曹魏时期的薄葬是相对秦汉厚葬而言，薄葬与厚葬在考古遗存上各有具体的体现，曹魏通过对汉代地面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地下居室性设施和随葬明器的简省，开创了以薄葬为特征的新的丧葬模式，并影响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

关键词:曹魏；薄葬；地面设施；地下设施

丧葬在形式上只是处理死者遗体的方式，但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礼俗，它的意义早已超越“掩埋遗体”这一具体的形式，而更主要在于它所承载的思想观念和所处的社会状态。丧葬形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古代天道与人伦观念的反映，也是整饬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因此丧葬礼仪受到历代统治者和礼家的重视。由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原因的差异，不同时代的丧葬礼制和丧葬实践都大不相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中国古代丧葬模式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杨泓先生将汉唐时期丧葬礼俗的演变归纳出厚葬-薄葬-厚葬的基本发展脉络[1]，较贴切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丧葬模式的特点。

丧葬上的厚与薄并不只是简单的繁与简，而是受丧葬观念和经济条件影响而形成的制度上的差异。在丧葬礼制上，魏晋时期是一个典型的薄葬时期，而薄葬之风始于曹魏，这点已在学术界取得共识[2]，但由于以往极少发现明确的曹魏墓葬，我们对薄葬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并不十分清楚，这可能也是最近发现的“曹操墓”（安阳西高穴大墓）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之一[3]。为了更好地理解曹魏时期的薄葬，有必要通过与汉代墓葬的比较，从考古遗存上对厚葬与薄葬的具体体现进行分析。

一、秦汉时期的“厚葬”模式

先秦时期，儒家从孝悌和伦理的角度倡导厚葬，制定了一套复杂的丧葬程序，但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儒家的厚葬也备受争议，诸子百家在丧葬观念上的见解大相径庭，如墨子从现实的功利思想着眼，认为厚葬有悖于圣人为政的宗旨，主张“用财不费，民德不劳”[4]，并依据上古圣人尧舜禹的例子，制定了埋葬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5]崇尚自然的庄子也持类似的观点，“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并提倡“天葬”[6]，极力反对儒家的厚葬。

尽管出现了墨子和庄子的薄葬思想，但先秦时期的丧葬模式基本上还是以厚葬为主，当时的埋葬严格遵循着一套复杂的丧葬程序，包括招魂、发丧、护丧、奔丧、哭丧、吊丧、沐浴、饭含、敛、奠、下葬等一系列环节。在这套丧葬程序中，有些环节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考古实物遗存，如复杂的棺椁系统、以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品组合等，并以棺椁和礼器的数量和种类来体现墓主的尊卑等级。

先秦时期以厚葬为特征的丧葬模式在秦汉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秦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神仙观念成为厚葬的思想基础。慎终追远、养生葬死成为孝悌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百姓，无不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从秦始皇陵开始，遂开秦汉厚葬之先河。

《晋书·索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7]东汉思想家王符（85-162年）在《浮侈篇》对汉代的厚葬之风给予严厉抨击：“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8]

秦汉的厚葬已不同于先秦，通过陵园的配置、地面的建筑、地下的墓室和随葬品的布置等，逐渐形成了以厚葬昭显墓主身份的特殊丧葬模式，这套丧葬模式在考古遗存上有着明确的反映。从大量发现的考古遗存来看，秦汉时期的厚葬体现在地面和地下两部分，每一部分各有具体的配置。（表一）

1.地面上皆有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

标记性设施包括树木、封土，以及碑刻、阙等，从秦始皇陵开始，至西汉帝陵和诸侯王陵皆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或因山为陵，在山陵之下凿出庞大的地宫。无论封土或山陵，都以其雄伟和高大昭显墓主尊崇的身份。东汉时期，覆斗形的封土明显减少，而代之以圆丘式的封土。封土前往往还建有神道及人、兽石刻、墓碑等，碑刻是直接表明墓主身份的设施。

祭祀性设施包括寝殿、祠堂等，为纪念性建筑或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如考古发现的汉代帝陵和诸侯王陵的地面设施、贵族官吏墓葬的地面祠堂等。这些地面设施除了昭显威仪以示尊崇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祭祀。汉代非常重视墓祭[9]，上自天子，下及臣民，非常普遍，只有“被刑为徒”之人不到墓地祭祀先人[10]。汉代墓地祭祀的内容往往是定期召集宗族，为亡者敬献食物、衣冠等。

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共同构成地面上完整的墓园，墓园的配置和规模因墓主身份的不同而有等级的差异，汉代学者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中明确提出汉代地面设施的等级差别：“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11]从考古发现情况来看，汉代墓葬的这类地面设施不仅限于高等级的帝陵和诸侯王陵（如宣帝杜陵[12]、梁孝王陵[13]），也被中小型墓葬所采用，如洛阳城西东汉墓的地面上就发现了复杂的寝殿和墙垣等遗迹[14]。东汉时期，墓葬的地面设施有所简化，但并没有消失，如中小型墓葬非常流行在地面上设置圆丘形封土和小型的祠堂。

汉代墓葬地面上的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都属于纪念性建筑物，是汉代厚葬的重要体现。

2.地下部分包括居室性设施、祭祀性设施以及随葬器物群

居室性设施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直观反映，是生前居室在地下的再现，所以汉代墓葬出于厚葬的需要，尽可能在地下设置数量众多、功能齐备的墓室，往往在以墓道和甬道组成的轴线上配置前堂后室式的墓室，再在左右两侧建造数量不等、功能不一的耳室和侧室。前室部分象征“堂”，后室常常放置棺椁，以象征生前居室之“寝”，耳室和侧室则象征车马库、仓库、厨房、厕所等设施。从已经发掘的徐州、永城等众多高等级的诸侯王陵来看，地下墓室都非常宏大，在山体内凿出墓道、甬道和前后墓室，再在两侧凿出大量的龛、耳室和侧室，以模拟墓主生前的府邸。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全长117米，永城梁孝王陵全长90米，孝王后李氏陵除前后室外，还有30多个侧室。

祭祀性设施一般发现于墓葬的前室部分，常常发现帷帐类设施，也许是墓内设奠的场所，前室发现的很多容器可能就是祭奠时盛放食物的。

与居室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相搭配的是数量巨大的器物群，从其象征意义看，大致可以分为明器和用器两类。“明器”除了墓内设奠时盛放食物的祭器外，还包括一些专为丧葬而设的物品，如入殓时的“饭含”、“衣衾”等物（如玉塞、玉琀、玉覆面、金缕玉衣等各类葬玉）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如人俑、动物模型、家具模型）；“用器”是墓主生前所用之物，如某些具有纪念意义之物（如曾用的兵器），或日用生活物品（如钱币、生活用品和佩戴饰物等）。

汉代墓葬正是通过这一套复杂的地面和地下配置，构造了一个完备的丧葬礼仪空间，形成了以厚葬为特征的汉代丧葬模式。

二、曹魏时期的“薄葬”模式

秦汉丧葬模式以厚葬为主，但即使在厚葬最为盛行的西汉时期，也有很多倡导薄葬的人士，如汉武帝时的士人杨王孙力主薄葬，“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嚢，以身亲土”[15]。杨王孙的裸葬成为当时主张薄葬者的最佳榜样，为他们所追慕和仿效。不过，厚葬之风一直贯穿于秦汉始终，尽管到东汉时期渐有减弱之势，但只有到了汉末曹魏时期，随着儒学的衰落和玄学的流行，主流的丧葬观念可能才发生较大的变化。从汉末开始，以“厚葬”为特征的丧葬模式消失了，而开始了延续数百年的“薄葬”时代，真正的薄葬是从曹魏时期开始的，而首创薄葬并真正施行了的正是曹操。

曹操先后在其《终令》和《遗令》[16]中，分别对自己的寿陵规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既包括对地面陵前设施的规定，如“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也有对墓内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的限定，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的这些规定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汉代以“厚葬”为特征的陵寝制度所作的变革。

曹操对汉代“厚葬”之风的变革，简单地说是对汉墓的简化，但这种简化并不意味着简陋，仍然要体现帝王之尊，也要遵循一定的礼制，“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17]，于是，形成了一套有别于汉代，以“薄葬”为特征的新丧葬模式，在考古遗存上主要有如下体现（表二）:

1.禁止了地面上的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如“不树不封”，地面不再有高大的封土，也没有了墓碑、祠堂、神道等，如魏文帝曹丕的《终制》所言：“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曹操父子的这种变革有可能是出于对陵墓被盗的担忧，曹丕《终制》明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18]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禁止地面标记的规定并非仅仅停留于纸上，而是真正实施了的，因为与汉代陵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至今没有发现如汉代那样的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地面设施，既没有封土，也没有墓碑，更没有发现明确的寝殿、祠堂、神道等设施，山东东阿鱼山的曹植墓如此，最近发现的“曹操墓”也是如此，可以说地面踪迹全无。

曹魏禁止了包括墓祭场所在内的地面设施之后，有些祭祀活动可能转移到了别处，如曹操遗令在铜雀台上举行的祭祀活动，“施八尺床，张帐，朝晡设脯，备之属月，朝十五日，则向帐作伎”[19]。

2.禁止了随葬品中的明器。汉代入殓所用的各类葬玉基本上消失了，这可能与“敛以时服”有关；陶俑和模型器物也渐趋消失。葬玉之类的贵重物品很容易诱发盗墓，在经济十分凋敝的曹魏时期，曹操提出“无藏金玉珍宝”应该主要指的是这类明器。最近发现的“曹操墓”中没有发现“葬玉”，似也没有发现汉代盛行的偶人与俑。至于出土的玉佩、铜带钩、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等物，都应该是身前佩戴之物或珍爱之物，与衣物一样，都是“曰有不讳，随时以敛”的“用器”并非与厚葬有关的“明器”

“曹操墓”中还发现了一批非常特殊的铭文石牌，包括“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渠枕”、“漆唾壶”、“竹簪”、“樗蒲扑”、“刀尺”、“胡粉”、“黄豆”等物品名称，与汉代盛行的遣册文字格式相同，尽管它们的性质不一定与遣册相同，也无法确定这些物品是否曾以实物的形式出现，但它们应该属于墓主生前日用之物，并非明器，不在薄葬制度下的禁止之列。

3.简化了地下部分的“居室性设施”。与汉墓相比，曹魏墓葬的墓室数量大为减少，如最高等级的“曹操墓”只是带有一条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墓，只有前后墓室和四个侧室，全长不超过60米，这种砖室墓在建筑难度和耗费上远不如“凿山为藏”的汉代诸侯王陵，与同等级的汉墓相比，已经简化了很多。山东东阿发现的曹植墓更是只有前后二室的砖室墓[20]。洛阳正始八年（247年）墓也是一座曹魏高等级墓葬，但只有一个墓室，这种单室墓的墓内设奠场所一般在墓室的一侧，另一侧放置棺木[21]。

尽管曹魏时期的墓室数量大为减少，但同样重视墓内的祭祀。以孝闻名的汉末至晋初重臣王详曾有遗令:“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22]。王详的墓取消了封土、简化了墓室、减少了随葬品，但并没有省略墓内的祭奠，这样的墓葬与今天考古所见的曹魏至西晋墓葬相符。这个时期“前堂后室”型墓葬的前堂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祭祀场所，如果是单室墓，则将棺木陈于墓室一侧，另一侧或靠近墓门处为祭祀场所。墓葬中常见的砖台、几案（床榻）等可能是放置祭祀品的“祭台”，正如王详墓棺前的床榻。即使没有这样的“祭台”，也会有一块专门的区域放置一些盛放食物的容器。在有些墓葬里，“祭台”和随葬品上方还会悬挂帷帐，这样的帷帐在魏晋墓里并不罕见，当然大多数只留下了帷帐座或其他金属构件，如洛阳正始八年墓前室的铁帐构。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的低矮漆木几案上，放置着14个漆盘和其他器皿，从散落在旁的铜管、石座看，几案上方可能曾支着一顶帷帐[23]。

可见，从地面设施到地下空间，曹魏墓葬都已与汉代的厚葬模式大不相同，地面建筑没有了祭祀类建筑和标记性设施，地下空间模仿生前府宅的意义已大为减弱，而主要只是一个藏尸和祭祀的空间。这种新的丧葬模式是针对汉代“厚葬”所作的变革，是葬制上的简化，代表着一种新的埋葬制度的形成，这种新制到西晋时期已经确立下来，并一直影响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

注释：

[1]杨泓：《谈中国汉唐之间葬俗的演变》，《文物》1999年第10期。

[2]关于魏晋薄葬的讨论，参韩国河：《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厚葬与薄葬》《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5期，1998年；李乐民:《三国时期的薄葬风俗论述》，《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3]西高穴墓葬的资料尚未正式发表，根据新闻报道的材料，很多学者相信它就是曹魏墓，并从多角度进行了讨论。参《中国社会科学报》“曹操墓专题”，2010年1月10日。对曹操墓的认定持怀疑态度者，多认为它的规模与文献中的“薄葬”不符。

[4]孙诒让著：《墨子闲诂》，中华书局，1986年。

[5]孙诒让著：《墨子闲诂》，中华书局，1986年。

[6]“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参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6年。

[7]《晋书·索綝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8]《后汉书·王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9]《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汉书·韦贤传》引韦玄成传:“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上四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冠。”

[10]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十三《讳篇》；“被刑为徒，不上丘墓。”中华书局，2006年。

[1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

[12]刘庆柱：《汉宣帝杜陵陵寝制度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15]《汉书·杨王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6]《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17]《晋书·礼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18]《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19]《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20]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

[2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考古》1989年第4期。

[22]《晋书·王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3]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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