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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合浦汉墓主人族属及域外文化因素探讨

广西民族博物馆：富霞

原文发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26-34页

内容提要：合浦汉墓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目前国内保存较好的大型墓葬群之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掘墓葬已达1200余座，丰富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各类随葬器物为研究墓主族属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本文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剖析墓葬所体现的多元文化因素。研究认为，合浦汉墓的墓主人除越人、汉人和楚人外，还可能有域外人种。越人以土著越族为主，在早期发展中南越和吴越等一些外来越族不断迁入；汉人主要为戍卒、无夫家女、因罪发配的官员及其家人、避难人员以及中原派遣的官吏等；楚地与岭南交流频繁，墓主也应有楚人后裔；所体现的域外文化因素，当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诸如出土波斯陶壶等舶来品的寮尾M13b，其墓主可能为客死合浦、无法归葬的域外商人。

关键词：广西合浦汉墓、族属、文化因素、海上丝绸之路

合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濒临北部湾。先秦为百越地，秦属象郡，汉初为南越国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始置合浦郡，下辖合浦等五县。汉代合浦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分布在今县城周边、面积约达68平方千米的古墓群是曾经繁华社会的缩影，据历年各墓区勘探与发掘情况估算，地下古墓有上万座之多[1]。自1957年以来，合浦已发掘古墓1200余座，其中多为汉墓。依构筑材料和方式，汉墓有土墩墓、土坑墓、木椁墓和砖室墓四大类，分属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五期，出土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以及水晶、玛瑙、玻璃、琥珀等珠饰近二万件（组）。丰富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各类随葬器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礼仪制度、经济形态、人种族群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诸多内容。

考古遗存表明，先秦至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的人口稀少，但设郡县后，至元始二年（公元2年），包括合浦在内的五个辖县总计已有“户15398，口78980”[2]。这一数字的背后，无疑是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那么，这些人口从哪里来，属于什么民族，在文献记载阙如的情况下，发挥考古学“补史”、“证史”之功能，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墓主族属作一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认为，合浦汉墓的墓主人有越人、汉人和楚人，还可能存在域外人种。以下分而述之。

一、越人

先秦时期，“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3]。可见，岭南七郡包括合浦，直至汉代都是越人的聚居区。在《后汉书》等典籍中，多称越人为“蛮夷”和“乌浒蛮”等，如“元初三年，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4]、“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乌浒蛮叛”[5]。

学术界认为，百越民族可分为吴越、南越、西瓯和骆越等。据考证，今合浦先秦时属骆越分布范围[6]。由于合浦迄今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存，故其体现的文化面貌尚未可知。西汉早期即南越国时期的遗存，在1987年文昌塔墓地有所发现，属第一期的34座A型窄坑土坑墓，形制简单、规模小、随葬器物较少，以陶器为主，主要为瓮、罐、折肩罐、杯、联罐、瓿、匏壶、三足罐、三足盒、釜和提筒等[7]，多不见代表汉文化因素的鼎、盒、壶、钫组合，地域特色明显。这类墓葬在广州汉墓同期亦有发现，发掘者指出墓主应为当地土著民族[8]。西汉中期合浦始置郡县后，大量中原汉人迁入，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本地越人逐渐被汉化，但从墓葬形制和埋葬习俗仍可见少量骆越文化因素。2005年,文昌塔墓区发掘6座西汉晚期墓，陶器组合主要为瓮罐和壶，其中M2墓室后壁一侧有三块不规则的石块[9]，这种墓坑积石的做法在武鸣马头元龙坡发掘的先秦墓中也有出现，被认为是骆越人重要的埋葬特点之一[10]。此外，合浦汉墓中还发现碎物葬习俗，较明确的有西汉晚期墓汽齿厂M9、M11和二炮厂M4。这3座墓葬保存完好，汽齿厂M9和M11随葬陶器破碎严重，部分器物残块分置几处，相距甚远，应是入葬时有意打破后放置；二炮厂M4出土的1件铜镜，仅见一小段外缘[11]。碎物葬早在史前墓葬中已出现[12]，商周至秦汉时期在越族地区仍较普遍，元龙坡墓地的另一特点是流行碎物葬，将随葬器物有意击碎，埋在填土中及墓底[13]。碎物葬在广西汉墓中，还见于桂平大塘城[14]和贺州凤凰岭[15]等地。

除本地土著民族，从墓葬材料看，合浦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不断迁入一些外来越族，有迹可寻的是南越和吴越。“南越”一名最早见于汉代，主要指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越人集团[16]，合浦临近该地区，两地在西汉时期均流行几何印纹和刻划纹陶器，纹饰多见方格加各类戳印纹等。合浦常见的瓮罐组合在广州西汉墓中较为普遍，出土的陶联罐、瓿、匏壶、三足罐、三足盒、提筒、簋等越式器（图一）与广州汉墓出土同类器也十分相似。从1987年文昌塔第一期墓葬看，西汉早期合浦受南越文化因素影响较强，出土同类越式器较多；中期起，南越文化因素逐渐减少，三足盒、三足罐和瓿多不见，仍有少量其他越式器；至东汉，墓葬中瓮罐组合和双耳罐数量已大为减少，联罐不见，匏壶仅早期偶见，提筒多作为明器。另外，一些特殊的葬俗也为判定墓主族属提供了线索，岭南地区战国秦汉墓存在架棺习俗，广东地区发现较多，广西在平乐银山岭战国墓[17]、贺县高寨和合浦母猪岭汉墓有少量发现[18]。平乐、贺县和合浦在西汉早期均为南越国辖地，出土不少具有南越文化特征的陶器。从随葬器物和葬俗分析，皆体现出汉代合浦与南越中心地区交流十分密切，不排除墓主有来自南越的可能。

合浦发现较为明确的吴越墓，是近年在大浪汉城址北面发掘的两处土墩墓。土墩墓是商周时期广泛流行于古代吴越地区的一种独特墓葬形式，主要分布于今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及皖南部分地区，在合浦为首次发现。合浦土墩墓一墩多墓的形制及出土的陶瓿、杯等与江浙土墩墓几乎完全相同（图二），推测墓主应为江浙越人后裔，因战乱或其他因素南迁至此[19]。其中，2号墩年代较早，为秦至西汉早期，形制和出土器物均体现出浓厚的吴越文化特征；1号墩年代略晚至西汉中期，出土器物及组合较2号墩发生明显变化。除江浙越式器外，还出现了本地越式陶瓮和少量陶纺轮、铜斧等汉式器，显示出多元文化的交融。

二、汉人

有关汉人南下与越杂居的记载，自秦已有。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徐广集解曰：五十万人戍守五岭）”；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0]《史记》又载：尉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21]除戍卒和无夫家女外，还有部分为发配至合浦的官员及其家人。据统计，自西汉晚期起，从公元前24年到公元5年间，《汉书》和《后汉书》中记载的因罪“徙合浦”者就有10余起。这些罪人徙合浦后，极少数得皇帝的特赦返回原籍[22]，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就地安葬了。另外，还有避难人员，两汉至三国时期，中原内地后期均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而交州地区相对安定，因而大量中原居民为逃避战乱而不断南迁[23]。《后汉书》《三国志》等文献中也有中原人士为避难等原因流寓苍梧和交州等地的记载[24]。

合浦已发掘的汉墓，形制和葬俗大多可在中原早些阶段找到原型，随葬器物以汉式器为主。这类墓葬，墓主应多为南下的汉人。

自西汉中期，合浦流行带斜坡墓道的竖穴木椁墓，溯其源流，在中原商周时期已广泛使用；东汉早期合浦出现的小型直券顶砖室墓，西汉中期在中原已出现，即“小砖弧顶墓”[25]；东汉晚期合浦流行直券顶砖室墓，并出现穹窿顶墓和横直券顶墓。单穹窿顶墓在中原地区出现于东汉早期，双穹窿顶和横前堂砖室墓在中期也已出现[26]。

合浦汉墓发现的一些埋葬习俗，如外藏椁、合葬和家族墓，也应受中原文化直接影响。外藏椁形制源于商代后期墓内的壁龛、墓外的殉人和车马坑，春秋晚期至战国形成了外藏椁[27]。合浦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中，如1999凸鬼岭M6、堂排M4、望牛岭M1和风门岭M26等，外藏椁形式和中原相近，位于墓道底端或以耳室形制位于墓室一侧，不见殉人，均象征“厨厩”。合葬墓在中原地区周代已有发现，为异穴（并穴）合葬，战国时期逐渐增多，西汉开始流行，自西汉中期中原地区由异穴合葬发展为同穴合葬[28]。合浦直至东汉晚期皆流行异穴，鲜见同穴类型，当是由于当地文化发展滞后所致。有学者指出，夫妇同坟异穴合葬是瓯骆独有的葬俗[29]，但究其源流，仍应来自中原。中原地区东汉中晚期流行的家族葬在合浦也有迹可寻，如1996年母猪岭发掘的3座墓葬，其中M4和M5并列，M4出土“黄营”印章，M6出土“黄良私印”，报告指出这片墓地应属“黄”姓家族[30]。

除墓葬形制和葬俗外，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器、铜器及器物组合也多与中原地区有较高的相似性，陶器组合主要为瓮罐、鼎盒壶钫仿铜陶礼器和井仓灶模型明器组合，其中瓮罐组合为岭南地区常见，余两组同中原地区早些时期出现的一致。研究显示，铜器尽管绝大多数为本地自制，但其造型纹饰无疑仿自中原汉式器[31]，一些更是直接传入，如风门岭M26出土的1件立蛋形腹铜提梁壶，此型壶在河南洛阳、汲县、辉县的战国墓中有出土[32]。此外，在保存相对完好的大中型墓葬中还出土有铜、银、滑石、琥珀等各类材质的私印，印文中许多姓氏为今中原地区常见，如汽齿厂M11“王恭私印”、1996母猪岭M6“黄良私印”、北插江盐堆M1“张侰私印”、1992汽齿厂M40b“公孙德印”、风门岭M23b“吴茂私印”、黄泥岗M1“陈褒”印、1995第二麻纺厂M30“赵（初）君印”[33]等。从印章字体和风格来看，汉代合浦地区文字使用情况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同步，或可作为墓主族属的旁证。

合浦还发现一些等级较高的墓葬，墓主位至郡县一级，如西汉晚期的望牛岭M1，规模较大，出土各类器物共计245件，根据出土的铜凤灯、金饼等精美器物以及有“九真府”铭文的陶提筒等推测，墓主应是合浦地区的郡县官吏或地方豪强[34]，或可进一步推测墓主曾任九真郡太守[35]；再如东汉早期的黄泥岗M1出土的滑石“徐闻令印”和铜“陈褒”印表明墓主身份为徐闻县令陈褒。文献记载汉王朝曾多次向岭南派遣官吏，西汉平帝年间“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36]；东汉顺帝时交阯发生叛乱，帝召公卿百官问其方略，从事中郎李固建议不能发兵，可遣良官前往，随“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37]。因此，合浦这类官吏墓的墓主可能是中原王朝派至岭南的官吏。

三、楚人

南下的族群中，除直接来自中原或关中地区外，还应有部分来自岭北楚地。楚地与岭南毗邻，两地交流频繁。秦时修筑通往岭南的道路，其中一条自湖南道州入广西贺县（州），一条自湖南静江入广西全州[38]。从广西出土的楚文物看，早在春秋时期楚文化已随楚人越过南岭山脉传入广西，战国时期增多，并一直延续至汉初[39]。

从文化因素分析，合浦汉墓的墓主人有楚人后裔是完全可能的。合浦部分埋藏习俗可追溯至楚地，一些西汉时期的大中型木椁墓，如望牛岭M1、堂排M3和风门岭M26，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封护，或周边积沙、积炭用以防潮。这些较为考究的封护方式，在西汉早期的楚地大型墓葬中已开始流行[40]。西汉晚期合浦大中型墓中流行随葬滑石器，如风门岭M23，1999凸鬼岭M4、M11、M19，堂排M1和M2a等。滑石器最早在湖南长沙战国中期墓出现，西汉初期已盛行。堂排M2b随葬泥质冥钱的习俗，也多见于长沙等地的西汉早期墓[41]。另据学者考证，堂排M1出土的“劳邑执刲”琥珀印有楚制因素，不排除其为流徙南越的楚国后人的自携官印[42]。

合浦出土的一些器物也应脱胎于楚式器，其一为小口、束颈、鼓腹、大平底的陶罐，凸鬼岭M6出土1件，九只岭M5出土3件（报告为“平底壶”）[43]，寮尾M16出土1件（报告为罐）[44]，在湖北云梦西汉早期墓中已有出现（报告为瓮）[45]；另一为球腹圜底罐，二炮厂M6出土1件[46]，同湖北荆州高台西汉早期墓A型Ⅰ式圜底罐形制相近[47]（图三）。此外，以长沙为中心的“南楚”是楚国玻璃制造的中心地带，合浦发现已检测为铅钡玻璃的璧、剑璏和心形片等，判断主要为楚地直接传入或从中原辗转周边地区传入[48]。

四、域外文化因素

据《汉书·地理志》载，由皇帝近侍内臣“黄门”率领、也有商人“应募者”参与的船队，自北部湾的合浦港、徐闻港出发，大体经马来半岛，沿孟加拉湾前行到印度，再从斯里兰卡返回，携去“黄金杂缯”，易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49]。合浦汉墓历年出土的金饼、玻璃器皿以及玻璃、石榴子石、琥珀、水晶、绿柱石、蚀刻石髓珠、金花球等珠饰，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有力物证[50]。随着中外贸易交往的频繁，一些域外文化也随之传入合浦，这些因素在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均有体现。

砖室墓中的叠涩穹窿顶，域外因素较明显。2008年发掘的寮尾M13a为穹窿顶合横直券顶墓，其中中室为穹窿顶，下方上圆，以楔形条砖叠涩构筑，外部呈半圆形[51]。这类墓葬在岭南最早于东汉中期在广州出现，合浦出现略晚。除两广部分地区外，香港[52]、越南[53]等地亦有发现，但无一例外分布在沿海地区。中原地区穹窿顶则不同，多为“四边结顶式”，平面呈正方或长方形，最早为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M632，其甬道为穹窿顶；东汉时期数量增多，亦为四边结顶式[54]。在西安[55]、甘肃[56]等汉墓数量较多的地区，穹窿顶形制也同洛阳相似。有关两汉穹窿顶的来源及发展演变，常青指出叠涩穹窿的做法与中亚同类结构完全相同[57]；徐永利指出汉代四面结顶式和叠涩式为本土创生，但也受到域外技术的影响，而叠涩式修筑技术可能得益于“海、陆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而自域外引入[58]。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岭南地区发现上部圆隆叠涩穹窿顶应是受中亚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从其分布范围来看，这种影响无疑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的。

与M13a同茔异穴的合葬墓M13b，出土有青绿釉陶壶、铜钹、胡人俑座灯和蚀刻玛瑙串饰等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文物（图四）。其中，青绿釉陶壶与两河流域瓦卡尔及塞流西亚遗址出土的陶壶形制一致，该类壶产自今伊朗西南部和伊拉克，作为日常水器，既不是贵重的生活用品，却又将其埋入墓葬，说明它可能是墓主生前的随身携带之物[59]。钹源于西亚，较早在埃及、叙利亚出现，以后在波斯和罗马等地流传。在东方，先见于印度，后而中亚。M13b出土的铜钹极有可能是从安息一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60]。胡人俑座灯的胡人形象与广州汉墓同类器及胡人俑相似，其形象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接近，更有可能是来自西亚或非洲东岸[61]。该墓形制和其余出土器物多为合浦常见，墓主人可能属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贾或富有阶层，但也不排除“墓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海外来的蕃客”[62]。而合浦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13座墓葬出土的陶钵生莲花器，目前仅发现于本地，它们反映了佛教的海路传入[63]。

诸如M13b墓主，为域外人种是完全有可能的。丝绸之路开通后，域外来华贸易交流的人员更趋频繁。陆路沿线新疆、吐鲁番以及“六胡”地区等，发现北魏至隋唐时期流寓中国的中亚粟特人墓葬[64]。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已很密切，晚至东汉末和三国，士燮兄弟在交州并为列郡，“威尊无上……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65]。这里的“胡人”应是来自中亚或印度的商贾或宾旅，这些胡人大多既是商贾，又是佛教徒。马雍依《高僧传》《三国志》等文献也指出，东汉中期以后，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康居人等，不断移居中国境内，形成一股移民热潮，其来华路线分为海、陆两道，取海道者经印度到交趾，部分留居交趾，部分继续北上到达洛阳[66]。可见，这一时期多有胡人居于交趾，临近的合浦虽无明确记载，但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桥头堡，以及贯通交趾和中原的要冲，应不乏胡人通过海路而来，并为利辄止。上述往来合浦贸易的域外商人、朝贡者或传教者，难免会有客死合浦的情形，由于当时交通极为不便，路途遥远，无法归葬故里，因而葬于合浦，是合乎情理的。

注释：

[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0页。

[3]同[2]，第1669页。

[4]《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225页。

[5]《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340页。

[6]a.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南方民族史论文选集（一）》，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2年，第35页；b.陈国强、蒋炳钊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

[7]梁旭达：《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4-68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57-458页。

[9]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10]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年第12期。

[11]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7-22页。

[12]黄卫东：《史前碎物葬》，《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1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14]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254页。

[15]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贺州凤凰岭古墓群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0-244页。

[16]郑君雷：《西瓯、苍梧与南越》，《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04页。

[17]学者多认为“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年代应为西汉前期。a.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b.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c.李龙章：《湖南两广青铜时代越墓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

[18]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19]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本文图二、图四均为党春宁拍摄。

[2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第253页。

[21]《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传》，第3068页。

[22]蒋廷瑜：《略论汉“徙合浦”》，《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1期。

[23]陈国保：《汉代交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4]秦佳：《两汉交州官吏及相关人物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8-42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26]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5页。

[27]李如森：《汉代“外藏椁”的起源与演变》，《考古》1997年第12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9页。

[29]蓝日勇：《汉代广西越文化特点简论》，《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

[30]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31]富霞：《广西合浦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研究》，《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2-402页。

[32]同[1]，第84页。

[33]北插江盐堆M1、1992汽齿厂M40b、黄泥岗M1、1995第二麻纺厂M30印章资料为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资料，铭文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林锐老师释读。

[3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35]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8期。

[36]《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第2462页。

[37]《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8-2839页。

[38]（宋）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11页。

[39]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出土的楚文物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40]同[28]，第464页。

[4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42]黄展岳：《“朱卢执刲”印和“劳邑执刲”印——兼论南越国自携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

[4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第265-285页；《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44][51]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至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45]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46]同[11]，第126页。

[47]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48]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55-156页。

[49]同[2]，第1671页。

[50]Xiong Zhaoming,“The Hepu Han Tomb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Han Dynasty”, Antiquity, VOLUME: 88,P342.

[52]香港历史博物馆编制《李郑屋汉墓》，2005年，第26页。

[53]Parmentier Henri，“Anciens tombeauxau Tonkin”.Bulletin del’Ecole 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 Tome17,1917.1-32.

[54]同[26]，第31-82页。

[5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82-86页。

[56]a.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b.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57]常青：《两汉砖石拱顶建筑探源》，《自然科学研究》1991年第3期。

[58]徐永利：《汉地砖砌穹窿起源刍议》，《建筑学报》2012年S1期。

[59][62]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

[60]熊昭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钹略考》，《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7-331页。

[61]同[8]，第478页。

[63]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37-145页。

[64]罗丰：《汉胡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65]《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1192页。

[66]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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