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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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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连市营城子汉墓群2003M76的发掘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营城子汉代墓地考古工作队
原文发表于《考古》2019年第10期,52-62页
关键词:辽宁大连市、营城子汉墓、2003M76、西汉晚期
营城子汉墓群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中部,主要分布范围在202国道(旅顺至大连北路)及铁路线两侧。墓地濒临渤海,北依黄龙尾半岛,南望炮台山-城山诸山,东起前牧城驿村,西至双台沟村,全长约10公里(图一)。区域内地势狭长平坦,为第四纪黄土堆积分布区,土质细腻纯净,是汉墓的主要埋葬区域。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共发掘汉魏时期墓葬约300座,其中绝大多数为两汉墓葬。2013年,营城子汉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便于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营城子汉墓群被划分为三个地点。第一地点以沙岗子村为中心;第二地点以营城子工业园区为中心;第三地点以郭家沟、双台沟为中心。其中,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发现的墓葬数量较多。2002年秋,在第二地点疏河工地发现了10座汉墓,破坏严重,市考古所进行了清理。2003年,在第二地点新建营城子工业园区的施工中又发现了大量汉墓。同年10月,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原大连市文化局调集本市文博单位和县区文物干部组成“大连营城子汉代墓地考古工作队”,对工业园区施工范围内发现的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02-2010年,陆续清理汉魏时期墓葬202座[1],集中发掘时间为2003-2004年。其中,位于第二地点的2003M76(以下简称M76)保存较好,出土遗物较丰富,尤其出土了金带扣、铜承旋、鎏金铜印等珍贵文物,显示墓葬等级较高。现将此墓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位置及形制
2003年发掘开始时,将第二地点划分为A-F六个区,其中A区墓葬数量最多。M76即位于A区,在营城子街道东北、旅顺至大连北路对门沟站北侧,具体位置在营辉路、文兴路、昌兴街之间,今大连桑扶兰产业园区西部(图二)。该墓于2003年11月30日发现,12月5-6日进行了发掘,由于天气原因,墓葬进行基本清理后暂停。2004年4月,再次对该墓进行清理,在墓底西侧发现了金带扣和铜印。
M76为贝壳与砖、瓦、石块混筑墓,以贝壳为主。墓葬为土圹竖穴,甲字形,单室,由墓道、墓门和墓室组成,方向178度(图三;图四)。墓室土圹东西长4.45、南北宽4.05米,北壁残深1.6、南壁残深1.95米,墓底距现地表2.3米,墓壁厚约0.4米。墓底铺有贝壳并夹杂小鹅卵石,墓顶也铺贝壳,发掘时墓顶、四壁多已坍塌。该墓有棺有椁,墓室土圹与椁板之间填充贝壳、碎瓦、碎砖和石块(包括鹅卵石)等筑墓材料。墓室西侧发现两具人骨痕迹,头北脚南,已腐朽粉化,发现棺木痕迹,但不清晰。随葬陶器位于东壁下,铜器位于墓室中部,出土时铜尊斜压于铜承旋之上。金带扣、铜印位于西侧人骨附近,玉剑璏位于西南角,可判断西侧人骨应为男性,推测另一具人骨或为女性,该墓可能为夫妻合葬。墓门位于南壁中部,长0.95、宽1.6米,地面有10厘米高的土台,上面铺有一层贝壳。墓门内侧用小平砖砌出两个门垛,均为单砖叠砌,残存16层,砖长34、宽16、厚5厘米,是西汉晚期典型的素面小平砖,清理过程中门垛发生了坍塌。该墓未被盗掘。由于抢救性发掘的限制,墓室清理完毕后,墓道未加清理。根据已清理的大型贝壳墓多有土坑斜坡墓道,推测M76也可能有土坑斜坡墓道。
二、出土遗物
M76共出土随葬品20件(套)。其中,陶器13件(套),包括灶及组件1套(灶1件、釜1件、盆2件、甑1件)、壶2件、罐3件、洗4件、井1件、仓1件、瓮1件。另有玉剑璏1件,铜鼎、尊、承旋、洗、鎏金铜印各1件,金带扣1件。
(一)陶器
共13件(套)。除瓮为夹砂白陶外,其余均为泥质灰陶。
瓮1件(M76∶1)。夹砂白陶。敛口,鼓腹,圜底。口径25、腹径54、高47.3厘米(图五,1)。
壶2件。M76∶2,直口,折沿,广肩,鼓腹,平底,上腹饰两周弦纹。口径14.8、腹径38、高30.6厘米(图五,2;图六)。M76∶11,仅存口底残片。
罐3件。M76∶9,侈口,卷沿,溜肩,圆鼓腹,小平底。肩及上腹部饰三周弦纹,腹中部饰一周刺点纹,下腹部拍印绳纹。口径14、腹径25.2、高23.4厘米(图五,3)。M76∶12,直口,卷沿,溜肩,鼓腹,平底。腹部有一周刺点纹,下腹部拍印绳纹。口径13.8、腹径24.5、高22.4厘米(图五,4;图七)。M76∶14,卷沿,削肩,鼓腹,圜底。腹部有两周刺点纹,下腹部拍印绳纹。口径11.4、腹径21.2、高22.5厘米(图五,5;图八)。
洗4件。敞口,折沿,折腹,小平底。M76∶15,口径29.6、高8厘米(图五,6)。M76∶21,口径28.2、高8厘米(图五,7;图九)。M76∶13,口径29.8、高8.8厘米(图五,8;图一〇)。M76∶10,残存一部分。复原口径28.4、残高6.4厘米(图五,9)。
灶及组件1套。包括灶、釜、甑各1件及盆2件。
灶1件(M76∶3)。平面呈圆角方形,灶面凸起,有方形火门和一个圆形灶眼,一端有朝上的管状烟筒。长21.5、宽21.2、高10-15厘米(图一一,5;图一二)。
釜1件(M76∶4)。敛口,鼓腹,圜底。口径6.8、高5.5厘米(图一一,1;图一三)。
盆2件。折沿,敞口,小平底。M76∶5,口径11.2、底径3、高4.8厘米(图一一,2;图一四)。M76∶6,口径11.6、底径4、高6.5厘米(图一一,3;图一五)。
甑1件(M76∶7)。折沿,敞口,小平底,底面有七个甑孔。口径12、底径4.4、高5.8厘米(图一一,4;图一六)。
井1件(M76∶8)。侈口,束颈,深腹,底部略收,平底。口径11.2、底径8、高16.1厘米(图一一,7;图一七)。
仓1件(M76∶22)。直口,深腹,近底部折收为圜底。口径33.6、高21.6厘米(图一一,6)。
(二)铜器
共5件。器类包括鼎、尊、承旋、洗、印等。
鼎1件(M76∶18)。覆钵状盖,上有三环纽。敛口,鼓腹中间有一周凸棱,圜底,三蹄形足。肩两侧有对称环状附耳。盖口径16.3、鼎身口径13.2、腹径21.2、通高19.8厘米(图一八,1;图一九)。
尊1件(M76∶19)。略残,直筒形,平底,三蹄形足。上腹有对称兽面衔环铺首。出土时斜压于铜承旋之上,推测铜尊与铜承旋是组合使用的。口径20.9、底径20.3、高15.7厘米(图一八,3;图二〇)。
承旋1件(M76∶17)。体形较大,浅盘,折沿。盘底面有三道放射状凸棱。下有三足,足为人面熊身,高鼻、深目,作蹲坐顶案状。盘面手工錾刻“仙人神兽瑞禽图”,图案分两区。内区以柿蒂纹图案为中心,环刻双凤和龙虎;外区以树纹为界分成四部分,分别刻有人面兽身、兽面人身、鱼面兽身的仙人、羽人和龙、虎、麒麟、鹿、野猪、凤、瑞鸟等珍禽异兽。外区外围有两周菱格纹和一周三角纹;内外区以两周三角纹和一周菱格纹分隔。外区主题图案中有三部分是不同姿态的猛虎,仅有一部分刻有龙纹图案。图案全部为手工錾刻,布局合理,纹饰繁缛,线条精细,工艺高超,雕刻精美,其制作工艺包括翻模、合范、组装和焊接等步骤,在东北地区属首次发现。出土时盘面部分开裂,后经修复。口径42.8、底径39.4、高9厘米(图一八,4;图二〇;图二一;图二二)。
洗1件(M76∶16)。敞口,折沿,折腹,小圈足,口沿下有对称兽面铺首。出土时已开裂,后经修复。口径38.2、底径16.5、高8厘米(图一八,2;图二三)。
鎏金铜印1件(M76∶23)。印纽已锈蚀,但可辨别为麒麟,作回首状,表面鎏金。方形印,印面已锈蚀,无法辨识印文。边长1.4、通高1.7厘米(图二四)。
(三)其他
包括金带扣和玉剑璏等。
金带扣1件(M76∶24)。一端呈马蹄形,略宽,另一端近方形,弧首平尾,略收窄。宽端有弧形孔,内有活动的扣舌,背面用金环拴住。边缘内折,有19个小孔。带扣表面饰有十条龙纹,中间一条大龙,似腾云驾雾,抑或蛟龙戏水,浪花四溅,九条小龙环绕其两侧。龙的脊背均用细如粟米的金珠焊接而成,龙角、龙须和龙舌清晰可见。带扣表面镶嵌水滴状绿松石,周边镶嵌菱形绿松石,在部分镶嵌绿松石的基槽部位发现残留的朱砂,出土时仅存部分绿松石。金带扣长9.5、宽6.6厘米,重38.27克(图二五)。
玉剑璏1件(M76∶20)。一侧齐平,另一侧和表面浮雕蟠螭纹,两端向下弯曲,下有长方形穿孔。长7.6、宽3.7、厚1.56厘米(图二六)。
三、结语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营城子汉墓群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1931年发掘的营城子壁画墓[2]、1954年发掘的营城子贝墓[3],在考古学界影响较大。经调查和发掘确认,营城子汉墓群是一处分布面积广、墓葬数量众多、类型齐全、时代特征显著的大型汉代墓地。这一地区不仅分布着大量汉魏时期墓葬,而且各时期的文化遗存都比较丰富,如新石器时代的文家屯遗址[4]和四平山积石冢[5]、青铜时代的双砣子遗址[6]和岗上楼上墓地[7]、辽金遗址与火葬墓、明清海防设施和驿站等,遗迹和遗物丰富。据了解,营城子村东曾发现汉代居住遗址[8];营城子汉墓群东北部还发现同时期陶窑遗存。丰富的汉代遗存,反映出汉代营城子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物质生活繁荣。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找到营城子城址的踪迹。
M76为贝壳与砖、瓦、石块混筑墓,是贝墓(又称积贝墓、贝壳墓)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墓葬形式,主要筑墓材料为贝壳,还使用碎砖瓦和石块,仅门垛用素面小平砖垒砌。这种小平砖在大连地区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时代特征非常明显,而且门垛砌法较原始。用碎砖瓦和石块作为筑墓材料的现象在大连地区比较少见。
M76出土的龙纹金带扣(M76∶24)工艺精湛,制作工序复杂,纹饰精美,甚为罕见,在大连地区乃至东北地区首次发现。带扣表面饰有十条龙,是目前发现的汉代龙纹金带扣中龙纹最多的一件。这件龙纹金带扣,与平壤石岩里9号墓出土金带扣[9],以及甘肃天水博物馆[10]和日本美秀美术馆[11]收藏的金带扣最为相似,特别是带扣形制、布局、金珠龙纹造型、镶嵌绿松石等制作工艺等非常接近,推测这几件龙纹金带扣很可能出自同一个金器作坊,有可能是由汉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下的官办作坊制作,专门用于赏赐皇室成员或高级官员。营城子M76的金带扣与新疆焉耆出土的同类器[12]也比较相似,但与安徽寿县东汉墓[13]、湖南安乡刘弘墓[14]出土的金带扣区别较大。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纳米能源材料研究中心采用光学显微镜(OM)、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SEM-EDS)、激光拉曼光谱仪(Raman)等仪器对M76出土的这件金带扣进行了无损检测。经过科学分析研究,结论为此件金带扣采用了捶鍱、模压、扭丝、珠化、焊接、穿孔、掐丝、镶嵌等多种工艺制成,不同部位使用的黄金纯度有所不同,黄金的纯度均达到93%以上[15]。
新疆焉耆发现的金带扣推定为西汉晚期[16],平壤和寿县出土龙纹金带扣属东汉时期,刘弘墓则为西晋时期。甘肃天水博物馆和日本美秀美术馆所藏金带扣与营城子、平壤出土金带扣几乎相近,推测这两件金带扣的年代上限应与营城子金带扣相近,为西汉晚期或两汉之际,下限与平壤石岩里东汉墓时代相近。焉耆金带扣出自汉代焉耆国都附近墓地,寿县金带扣的墓主人为东汉阜陵王刘延(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弘则是西晋镇南将军,官秩一品。结合墓葬出土的其他多件高等级随葬品,可以推断营城子金带扣主人的身份可能为高等级贵族,有学者认为“不排除这类器物是东园秘器的可能性”[17]。
M76出土铜承旋(M76∶17)在东北地区也是首次发现,个体较大,图案复杂精美,出土时铜尊斜压于其上,推测尊与承旋是组合配套使用的,代表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此器物与广西合浦北插江盐堆西汉晚期M1出土三足盘[18]非常相似,时代也应相近。承旋盘面布满精美繁缛的图案,虽然按照四神布局,但又不是严格意义的四神图案。内区以柿蒂纹饰为中心,“四神”图案为龙凤虎,但没有玄武;外区则为仙人、羽人和龙、虎、麒麟、鹿、野猪、凤等珍禽异兽图
案。四神图案最早是在西汉晚期出现,新莽时期达到顶峰。这种镌刻精美图案的刻纹铜器在岭南地区大量出土,广西合浦地区可能是刻纹铜器的重要产地[19]。营城子M76所出铜承旋很可能来自合浦地区,或许反映了大连与南海之间的商贸往来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营城子出土铜承旋的时代当为西汉晚期或两汉之际。
M76出土铜盖鼎(M76∶18),腹部有一周凸棱,俗称“腰沿”鼎,三蹄形足,具有辽东半岛地方特征。
出土鎏金铜印(M76∶23),虽经X射线检测,印文仍无法辨识。麒麟纽印章在汉代比较少见,与合浦盐堆M1出土的“张咸和”印[20]形似,应为私印。按照汉代官印形制,麒麟纽不在官印规制范围内,可能是代表祥瑞之意。出土的陶灶(M76∶3),平面近圆形,仅有一个灶眼,在陶灶分期中属于较早形制,具有西汉晚期特征。
根据M76墓葬形制特征以及随葬品判断,其年代应为西汉晚期至两汉之际,不晚于东汉初年,最有可能为新莽时期。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推测。(1)M76出土了一批等级较高的随葬品,特别是金带扣和铜承旋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2)西汉晚期铜容器逐步消亡,代之以陶器,而M76发现多件铜器,而且多为等级较高者,这种现象比较少见。(3)营城子属汉辽东郡沓氏县管辖,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水陆交通便利。其所在的辽南地区汉代遗存分布密集,城址、居住址、窖藏、墓葬等广泛分布,尤其是汉墓众多,类型多样,延续时间较长,演变关系明确。墓葬和随葬品规格较高,显示墓主人中商人、富豪可能较多。(4)营城子M76出土的金带扣是目前发现汉代同类器中龙纹数量最多的一件,也可能与身份地位有密切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推测M76的墓主人很可能是有较高身份的官员、贵族,也有可能为地方豪强、富商等。
注释:
[1]吴青云:《营城子汉墓发掘纪略》,《大连文物》总第29期,2010年。
[2]関東庁博物館:《営城子—前牧城駅附近の漢代壁画甎墓》,《東方考古学叢刊》甲種第4巻,1934年。
[3]于临祥:《营城子贝墓》,《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4]遼東先史遺跡発掘報告書刊行会:《文家屯—1942年遼東先史遺跡発掘調査報告書》,真陽社,2002年。
[5]澄田正一等:《遼東半島四平山積石塚の研究》,柳原出版株式会社,2008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
[7]同[6]。
[8]参见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资料。
[9]a.转引自刘金友、王飞峰:《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及其相关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b.JihyunR.,HeisunY.,A Study of Metal Working Techniques Seen in the Gold Buckle from Seogamri Tomb No.9,Conservation Science in Museum,2016.
[10]刘复兴:《汉代掐丝焊珠七龙纹金带扣》,《文物春秋》2017年第6期。
[11]藤井和夫:《金製龍紋鉸具制作技法に関する覚書》,《高麗美術館研究紀要》第5号,2006年。
[12]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
[13]徐建强等:《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遗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东南文化》2014年第3期。
[14]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15]西北工业大学的检测资料另撰文发表。
[16]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第1期。
[17]刘金友、王飞峰:《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及其相关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18]合浦县汉代文化博物馆:《南国古郡历史辉煌—合浦馆藏文物精品图录》,内部资料。
[19]吴小平、蒋璐:《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0]同[18]。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史研究室(https://www.hist.pku.edu.cn/bxjj/245439.htm)目前分三个方向进行艺术史的研究,即中国古代艺术、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下挂“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编辑”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和《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和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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