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全洪、李灶新：南越宫苑遗址八角形石柱的海外文化因素考察

南越宫苑遗址八角形石柱的海外文化因素考察

南越王宫博物馆：全洪、李灶新

原文发表于《文物》2019年第10期，69-78页

南越国自秦末南海尉真定人赵佗乘“诸侯畔秦”之际，并击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起（前203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共传五主九十三年。都城番禺，遗址位于今广州市老城区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和北京路一带。这里除宫殿、廊道、砖石走道、食水砖井和渗水井等遗迹之外，还包括1995、1997年发掘的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遗迹（图一）[1]。池、渠无论出土构件形制还是砌筑方式都与中国传统风格大相径庭，如平面呈八角形的石柱和栏楯望柱以及叠石柱、池壁砂岩石板拼接工艺等均为此前的战国时期及同时的秦汉时期建筑所未见，且非岭南地方传统。学者麦英豪首先将八角形石柱与西方古代石构建筑八角形柱相联系，并认为两者相似不全是一种巧合[2]。笔者在2007年编写《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考古发现卷》[3]和《南越宫苑遗址》[4]发掘报告时，曾认为柱子叠石与石板拼接工艺多见于地中海沿岸、两河流域及印度地区，故推测这些技法与西方有关。本文则在这一基础之上，通过比较与南越国同时代的国内建筑遗迹以及世界各地建筑艺术的相关材料，分析石构件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探索南越国八角形石柱等建筑构件及技法的源流，敬请方家指正。

一、南越宫苑遗址的八角形石柱

南越宫苑遗址在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两处出土有石质构件。石构水池位于宫苑遗址北部，经勘探可知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1995年发掘了水池的西南角，面积约500平方米（图二）[5]。曲流石渠位于水池西南，有导水木暗槽与水池相通，石渠全长约160米。所出构件中包括两种八角形石柱，大的是建筑立柱，小的是栏楯望柱。

1.石构水池的八角形石柱

从已揭露的水池南壁西段、西壁南段和池底西南角可推定，水池是一个池壁向内倾斜、池底平正的斗状水池。池壁石板下发现有早于该池的沟渠遗迹，且在编号95G2的沟中发现3枚半两铜钱，其中1枚为四铢半两，这种半两钱铸行于汉文帝五年（前175年），因此推测水池的建造不早于此年。池壁以不规则石板呈密缝冰裂纹式铺砌（图三）[6]。所用石板材料是采自广州附近地区的砂岩石，质地较粗松，多呈灰白色或黄白色。石板面上刻有“蕃”“□北诸郎”“睆”“阅”“冶”“儹”等字[7]，又因出土木简有“蕃池”记载[8]，故推测该水池当时被称为“蕃池”。另在水池壁面和池底堆积有一层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灰褐色淤沙。池壁和池底处散落着石板、石门楣、八角形石柱、石地栿等石质建筑构件，还有筒瓦、板瓦、“万岁”瓦当以及各式印花铺地砖、铁工具、铜镞、半两铜钱等。其中，出土的八角形石柱如下。

立柱残件1件，柱径23厘米，原长度不详，出土于T5探方的水池西壁淤土层中，推测是当初从池岸上滚落至此（图四）[9]。

望柱残件12件，出土于池壁和池底，包括柱头、柱身、柱础。柱径8.8-12.8厘米，残件最高者61厘米。柱头呈倒方覆斗形，柱身从上穿出，出头呈锥形（图五、六）。柱础正方覆斗形，底面中央凸出一截长方形或方形榫头（图七）。

另有固定望柱的地栿残件4件，出土于池壁和池底，形状分为两种，从横截面看，一种为长方形；另一种为在长方形基础上将上部一角斜抹成弧形，此种地栿顶面宽13.3-14.2、底面宽18.4-19.3、高10.8-12厘米。地栿两端上、下面各有一大一小的方形卯口，用以彼此衔接固定（图八）。将望柱与地栿拼接起来，可以复原当时勾阑的面貌（图九）。

上述立柱、地栿与屋顶瓦件、地砖的发现，说明水池岸周可能筑有廊、轩等临水建筑。

2.曲流石渠的八角形石柱

从水池南侧伸出的木暗渠，向南20米后转为明渠（即石渠），继而折向西端出水口（图一○）

[10]。石渠由渠壁上挡墙、渠壁和渠底三部分构成，渠底较平整，用砂岩石板作密缝冰裂纹式铺砌，石板面上满铺河卵石。石板多为紫红色、黄白色或灰白色的砂岩。在石渠东部的转折处有一弯月形石池。该石池内沿南北残长7.2、东西宽5.75、残深0.43-1.75米。弯月形石池底堆积有厚约50厘米的沙质淤积土，其中发现大量龟鳖残骸，其上有若干瓦当和罐、瓮、釜等陶器。池内竖立两列石板墙，将石池分隔成南北3间。两次间中央分别立有一根完整的八角形石柱，两根石柱中心相距4.54米（图一一）[11]。石板墙上刻有“十”“工”二字，石柱上刻有“二”字。池西岸线内凹呈弧形，岸上放射状平置三条石地栿，一端指向弧形圆心，一端朝池并凿有方孔，似为系绳之用。由此推测，石池上曾有跨水亭榭[12]。

曲流石渠出土的八角形石柱包括4根立柱，2根望柱。其中，2根立柱如上述矗于弯月形石池，灰白色砂岩石质，柱面平整，大小相近，通高165、柱径24厘米。柱顶均凸出一个榫头，分别高2、4厘米，径7厘米（图一二）[13]。另外2根残断，已失原位，其中一根发现于石渠T11探方，残长74、柱径24厘米（图一三），同在T11探方出土石柱的地层还发现西汉中期的五铢钱。以上立柱与石构水池立柱造型和大小基本相同。此外，石渠还出土了2根残断的栏楯望柱。

二、中国秦汉时期建筑用石情况

汉代以前，中国很少使用石料作为建筑材料。虽然战国至西汉出现过石础、石阶等，但直到东汉石构建筑才开始多见，包括丧葬建筑如室墓、石祠、石阙、石碑、石象生等[14]。目前已知西汉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如1980-1989年发掘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除础石外未见其他石建筑构件[15]；1958-1960年发掘的汉长安城南郊14座规模宏大、保存良好的礼制建筑遗址，石构件也只有础石[16]；辽宁绥中县秦至西汉前期行宫遗址——石碑地高台建筑群基址都没有发现石建筑构件[17]；与南越国宫苑同时期的福建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遗址，除础石外未见其他石建筑构件[18]。至东汉时期，岭北地区才发现石柱，如山东肥城孝堂山石祠、沂南画像石墓、四川乐山白崖崖墓等均有石柱，截面形状有八角形、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四种，有的柱上置斗拱[19]。这些石柱的年代晚于南越宫苑遗址石柱，两者并无关联。

岭南地区先秦时期石材的使用极为鲜见，多采用干栏式建筑形式[20]。目前发掘的居住遗址不多，建筑遗迹则更少，且无大型建筑发现。石构件仅发现建筑础石和墓葬中砌壁的石块[21]。

可见南越宫苑遗址出土的八角形石柱在中国同时期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也不是源自岭南地区的建筑传统。宿白在总结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时指出：“一类东西的出现，要注意它在这个地区是否有传统，还要注意它是否以后有所继续发展，空前绝后的器物就值得怀疑了。”[22]循此思路，笔者考察了公元前3-前2世纪的各古老文明，其中希腊—罗马（包括埃及）、波斯没有八角形柱式，印度则可以看到与南越国宫苑遗址同时代的大量八角形柱的实例。

三、印度孔雀王朝、巽伽王朝建筑用石情况

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受波斯与希腊化影响，石材开始运用于雕刻与建筑。印度在孔雀王朝（约前324-前188年）及之后的巽伽王朝（前185-约前76年）时期存在三种石柱样式，第一种是阿育王圆形柱，第二种是方形柱，第三种是八角形柱。

阿育王（Asoka，前273-前232年在位）圆形柱，作为纪念性的独立石柱，通常矗立在孔雀帝国境内交通要道或佛教圣地。阿育王柱没有基座，直接插入地面，受希腊—波斯艺术影响，柱子形制为圆形柱身，钟形柱头，与波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的波斯波利斯柱头（Persepolitan capital）非常相似。阿育王柱大多是圆形素身。而其中赫利奥多洛柱形制较为特殊，柱身分三节装饰，上节为光滑无纹圆形，中节刻有细密的希腊式凹槽，下节是八角形[23]，此种样式非常罕见。

方形柱，见于洛马斯·里希（Lomas Rishi）石窟入口门柱和胡尔巴特佛塔栏楯等。

八角形柱，多见于支提窟（塔庙窟）的列柱和窣堵波（佛塔）栏楯望柱，应是仿造印度本地木构建筑柱子样式。现存最早的建筑八角形柱是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东北拜拉特（Bairat）铭文山（Bijak-ki-pahari）阿育王时期的木构塔庙遗址中的27根环绕圆塔的八角形木柱[24]。塔庙窟中的石柱形式是断代标准之一，其中西印度塔庙窟第一期（前150-前100年）的石柱皆作素面八角形柱[25]，上细下粗，顶端略内倾，与南越石柱最相似，例如阿旃陀（Ajanta Caves）第9、10窟内的一圈列柱（图一四），珀贾（巴贾，Bhaja）第12窟内的一圈列柱（图一五），同样还有贡德恩（Kondane）第1窟，比德尔科拉（皮塔尔阔拉，Pitalkhora）第3、13窟，杜尔贾莱纳（Tuljalena）第3窟等。

八角形的窣堵波栏楯望柱，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Bhopal）建于公元前2至前1世纪的桑吉（Sanchi）窣堵波群[26]，塔周围栏（Vedika）扩建于巽伽王朝时期，其八角形望柱有两种形式：一种由一根石块凿成，一种由三块八角形石块叠成（图一六）。另有现藏于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王博物馆（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 Vastu Sangrahalaya Museum）雕像展厅，出土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东部的班达拉县包尼（Pauni）遗址内的一座佛塔附近的巽伽王朝时期的八角形栏楯望柱残件（Railing Pillar）[27]，黄砂岩，原柱应由二节或多节叠成，此节为上节，顶部有一凸榫。柱子朝前的三面雕刻佛教题材像，其余三面为平整的素面，两个侧面开有菱形卯口，应用以插接寻杖，结构与桑吉大塔栏楯望柱相同（图一七）。与之时代相近的还有加尔各答国立印度博物馆（Indian Museum Kolkata）所藏巴尔胡特（Bharhut）佛塔遗存的石栏楯素面八角形柱（前150-前100年）。

此外，桑吉考古博物馆（The Sanchi Archaeological Museum）前院内立有一根石伞，伞柄为八角形直柱，黄砂岩，并不粗壮，其中一面柱身有两行刻字（图一八）[28]。

四、八角形石柱的技术传播

综上所述，南越宫苑遗址发现的八角形石柱形式在中国早期及同时期建筑遗存中均未曾见，但可见于印度从孔雀王朝开始至巽伽王朝的诸多石窟列柱、佛塔栏楯望柱中。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的桑吉塔群、包尼遗址、巴尔胡特塔的八角形栏楯望柱，时间与南越宫苑石柱相当，且均采用砂岩，形状相似，并保留了木构柱子的榫卯形式。除八角形石柱外，南越宫苑遗址石池池壁和曲流石渠渠底采用的铺石砌法——用不规则砂岩石板拼砌，呈现出如同瓷器“开片”的纹理，在西方出现更早[29]；石池中竖立有方形叠石柱，做法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和两河流域多见。以上均为南越宫苑外来建筑意象的表现。

至于八角形石柱样式是否是从印度地区传来的问题还需要考察中国与印度的交通往来。中国正史最早提到印度是在《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里，称之为“身毒”。中国与印度正式建立联系是在汉武帝时期（前156-前87年），《汉书·地理志》里有南海七国[30]使者与商人来华，以及汉使者乘坐外国商船辗转到达印度的记载。其中所记载到访的黄支国，经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及法国学者费琅考证，在印度建志补罗（Kānchīpura，今康契普腊姆Conjeveram），位于今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Madras）以南，冯承钧据此推断汉使足迹已经到达南印度[31]。说明在公元前2-前1世纪，汉政府与印度地区已有外交意义的活动。而依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早在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印度和东南亚大陆的陆上交通。先秦和汉初，从四川经云南至缅甸、印度、中亚的通道在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中已扮演着重要角色[32]。然而，陆路西南道沿途地区直到3世纪东汉晚期的崖墓才出现石柱，此前未见石柱类遗存[33]。陆路西北道沿途地区和中原地区则到4-5世纪才有八角形柱出现。在排除了经过陆路传播的可能后，岭南地区中心南越都城番禹在公元前2世纪出现的八角形石柱，最大可能是从印度本土经南海道传来。

查尔斯·海厄姆指出，东南亚大陆公元前4世纪以来新出现的海洋贸易体系的路线始于中国，经东南亚到达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目前考古发现东南亚地区最早使用铁器的年代为公元前500-前400年，而其技术来源很可能是中国或印度[34]；泰国中部农诺遗址（Nong Nor）晚期墓葬出土有泰国本地最早的具有印度文化特征的玉髓珠，其年代不早于公元前500年；泰国班东达潘（Ban Don TaPhet）遗址出土有外来玉髓、玻璃和刻有人物的高锡青铜碗，其中高锡青铜碗大多见于印度，所以很大可能由印度进口，而该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Khao Sam Kaeo发现的村落遗址出土有来自越南北部的东山铜鼓，来自中国西汉时期的陶器和刻有印度梵文姓名的婆罗米文印章。个别串珠上还发现印度签名，推测极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工匠们参与了串珠生产，该村落遗址为公元前4世纪初[35]。

可见，南海道以中国南部为起点，经过东南亚陆地，与印度建立起某种联系。而南越国都城番禹（今广州）南临南海，地处西、北、东三江交汇处，作为岭南地区水运枢纽具有独特优势，是汉代全国九大都会之一，也是南海道的主要起点。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非洲象牙、焊珠金花泡钉和串饰等海外珍物即可验证这一点。

至于八角形石柱经南海的传播方式，从东南亚现存公元前的建筑遗迹看，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如巨石冢和糙石柱均与希腊—波斯圆柱、印度八角形柱无关，可知其传播并未以东南亚地区为中介，即并非依靠该地区和群体来传播大型建筑构件的知识。更可能的是，八角形石柱是通过印度与中国来往的商船，包括其中商人、船员、宗教人士等将印度建筑的意象传来。从而两地从最初的动物、植物、矿物制品的贸易交换，发展到技术、艺术的传播。

五、结语

南越宫苑遗址发现的石建筑构件，尤其是八角形石柱，不是当时岭南地区传统，在同时期（前2世纪）全国范围也未发现相似实例，而印度时值巽伽王朝时期，继承孔雀王朝余绪，在西印度涌现出大量八角形柱[36]。二者在形制和加工方式上均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这表明南越宫苑的八角形石柱形式和技术很可能是从印度传来。考察中印两国交通史，在公元前2世纪有正史记载汉使抵达过印度，且东南亚一带有诸多考古材料证明当时存在印度—东南亚—中国的海路交通。文献记载的时间正与南越宫苑同时，结合南越国都城番禹的地理、政治地位，其受到并采纳印度建筑构件的形态与审美并不为怪。另外，由于东南亚沿线未发现早期的八角形石柱，因此可以判断印度与中国两地工匠的接触是意识层面的，是工匠之间的技术传播，而不是驿站式（或称骨牌式，Domino）的接力传播。

注释：

[1]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等《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麦英豪《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的启示》，《“文物与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古迹办事处编印，2004年。

[3]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等《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考古发现卷》，第69-71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4]同[1]，第298页。

[5]同[1]，图九。

[6]同[1]，彩版四。

[7]同[1]，第20、21页。

[8]黄展岳《南越木简选释》，《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

[9]同[1]，图版一一。

[10]同[1]，图五〇。

[11]同[1]，彩版一四。

[12]傅熹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第13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3]同[1]，图版三七。

[14]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6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

[15]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少府建筑遗址，柱洞和基槽都有础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124-1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第28-47、49-55、65-73、107-11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发掘报告》（上册），第213-21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18]福建博物院等《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1980-1996）》，第38、54-5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19]同[14]，第55-61页。

[20]1987年在深圳市南山区叠石山发掘出一处战国时期干栏式建筑基址。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21]如广州东郊战国末期越人墓葬。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萝岗区园岗山越人墓发掘简报》，《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2008年。

[22]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第15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23][意]马里奥·布萨利著，单军、赵焱译《东方建筑》，第2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

[24]李崇峰《塔与塔庙窟》，《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5]李崇峰《西印度塔庙窟的分期与年代》，《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6]有关桑吉窣堵波群的建造年代说法不一，本文参考[23]，第62页。

[27]该博物馆又称西印度威尔士王子博物馆（Prince of Wales Museum of Western India），馆内分为考古学、艺术品及自然史三部分，收藏了印度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的艺术珍品。此石柱展示于雕像展厅（Sculptury Gallery），展品编号为78.91号，时代为公元前1世纪，未标注尺寸，现场观察高约1米。

[28]笔者推测此石伞可能为1912-1919年由约翰·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主持桑奇大塔遗迹发掘时所得，因博物馆对遗物没有相关文字介绍，且展厅里不允许拍照，故资料与尺寸不详。笔者曾请北京大学李崇峰教授辨认此刻写文字，他认为是婆罗米文，谨此致谢。

[29][法]罗兰·马丁著，张似赞、张军英译《希腊建筑》，第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

[30]包括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和已程不国。《汉书·地理志》，第1671页，中华书局，1962年。

[31]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2]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3]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34][新西兰]查尔斯·海厄姆著，蒋璐、孙漪娜译《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第198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35]同[34]，第222-233页。

[36]古埃及建筑也有丰富的柱式，如束芦苇、纸莎草、棕榈、莲花等柱式。埃及中王国第十二王朝法老阿门内姆哈特一世（AmenemhetI，前1938-前1908年在位）岩窟墓穴入口有两根粗壮的八角形石柱，其样式及刻法与印度八角形石柱相似，但时代相距甚远，应无关联。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史研究室（https://www.hist.pku.edu.cn/bxjj/245439.htm）目前分三个方向进行艺术史的研究，即中国古代艺术、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下挂“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编辑”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和《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和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的秘书处。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