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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墓地陶窑及相关问题

南开大学：刘尊志

原文发表于《文物》2019年第11期，48-58页

汉代，制陶业获得较大发展。一些陶窑位于墓地中或其附近，主要服务于墓地及相关丧葬需求，本文称之为墓地陶窑。关于汉代陶窑，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1]，但没有针对墓地陶窑的专门性研究。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代墓地陶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考古发现概况

截至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汉代墓地发现有陶窑，时代跨度长，墓葬等级也较多样。

两汉帝陵的一些陵区有相关发现。西汉高祖长陵陵园南面高干渠下的梯级坡地上发现3座陶窑残迹，呈馒头状，这一带陶窑较多，多被毁，为长陵陶窑作坊区；惠帝安陵的陵邑东部发现1座馒头状陶窑；景帝阳陵陵邑内发现大量烧造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的陶窑；武帝茂陵陵区中陈仟村南面沟道西侧断面的170米长范围内，发现8座残存陶窑，还有专为陶窑提供水源的蓄水池，紧邻东司马道的南部也发现3座陶窑[2]。邙山东汉帝陵区中，河南孟津平乐镇新庄村东北部发现完整烧窑3座，另有水井1座、沟3条、灰坑29个，当是东汉帝陵及陵园建材的重要产地[3]。

王侯墓地暂无陶窑资料公布。河南安阳西高穴M2使用的特制大墓砖，是为修建该墓专门烧制的[4]。安徽亳州东汉曹氏宗族墓地主要是多室砖墓，应存在一个有组织、统一的制砖烧窑机构[5]。

中小型墓葬的墓地陶窑发现较多，分布地域广，北至内蒙古，南至湖南，西北至甘肃，西南至贵州，东至苏鲁等地皆有发现。时代上，西汉墓地陶窑有一定数量，东汉更多；数量不等，少者1~2座，多者达5座以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蹬口县纳林套海墓地发掘汉墓40余座，时代为西汉宣帝至东汉初，墓地中部偏西有2座陶窑，皆为砖窑[6]。北京市的丰台区、大兴区、通州区等地发现的汉代墓地中，部分有陶窑，数量不一，少量为西汉陶窑，多数为东汉陶窑，墓葬等级普遍不高。河北省鹿泉西龙贵墓地清理汉墓近40座，陶窑位于墓地东北部边缘，共2座，时代为东汉晚期至末期，墓地东南还有一处小型汉代遗址，为制作砖瓦等的作坊（图一）[7]。山东省兖州徐家营墓地发掘汉墓347座，墓地西侧中部偏北有1座汉代陶窑[8]。河南省新密、焦作、新乡等地也有发现。新密市密新商场东汉墓南500余米有1座陶窑，烧造陶器[9]。焦作武陟苗庄村万花西汉中晚期墓群的中心区域西南部发掘3座陶窑，呈“品”字形有序排列，是专为附近墓地烧制墓葬建筑材料的砖瓦窑[10]。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发现汉墓7座、陶窑6座，关系密切[11]；东干道西汉陶窑1座，烧造年代下限在西汉中期[12]；凤泉区王门墓地清理两汉墓葬56座、陶窑1座，时代基本一致[13]；辉县路固墓地A区中部偏南墓群中间有1座陶窑，专为墓地烧造用砖，附近有水井及取土坑[14]；辉县百泉大官庄村东北部清理汉墓18座、陶窑1座[15]。陕西省西安张家堡村西汉墓地清理墓葬30座、汉代陶窑3座，附近有1座水井[16]。甘肃省酒泉下河清发现5座砖窑，烧砖用于周围东汉砖墓的筑造[17]。江苏省邳州山头东汉墓地南端多座砖室墓之间的空地发现约2平方米的红烧土堆积，可能为墓地祭祀用火遗迹[18]，也可能为平地砌窑毁弃后的遗留。安徽省泗县吴店汉代墓地发现6座陶窑，集中分布，服务于两区墓葬（图二）[19]。湖北省襄阳老河口柴店岗发掘1座西汉中晚期陶窑，主要烧制日常用陶、丧葬用陶及建筑用陶等，窑址东北有西汉墓[20]；襄阳市区西北竹条镇汉代墓地以东汉晚期墓葬居多，紧邻墓地有3座砖窑、3处码砖场和2个深土坑等（图三）[21]；黄冈蕲春枫树林陈家大地东汉墓地偏东南侧有1座陶窑，另有灰坑、水井等[22]。湖南省常德发现陶窑2座，均烧制墓砖，附近皆有东汉墓，1座位于城区北部，时代为东汉早中期[23]，1座位于武陵开发区[24]。四川省广安武胜匡家坝发现一处汉代窑群，有5座陶窑，专烧墓砖[25]。贵州省沿河县洪渡镇发现大量汉代砖、石室墓及5座陶窑，窑以烧制墓葬砖瓦为主，兼烧小件陶器[26]。

二、建造方式与形制结构

汉代墓地陶窑的建造方式与形制结构较多样。

（一）建造方式

关于汉代陶窑的建造，相关简报已有描述。老河口柴店岗砖厂汉代陶窑的建造过程包括：在背风（主要指西北风）的坡地挖半地下窑室和窑前工作室，经修整呈窑的基本形状；用粘泥加工内壁使之密封光滑；挖掘排烟设施；在平地上砌筑窑顶；烘烤使之坚固耐用；在窑前室构筑防雨遮阳棚。就建造方式来说，即以何种方式开挖或砌建窑室，大致可分3型。

A型在平地或坡地下挖半地穴式窑室。数量多，分布地域广，使用普遍，多数墓地陶窑属这一形式。孟津新庄东汉帝陵陵区的陶窑皆是就地面生土向下掏挖而成，河南其他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地陶窑亦多数如此。湖北省老河口柴店岗砖厂陶窑、贵州省沿河县洪渡镇5座陶窑等，均依坡地下挖而成。

B型就断崖斜坡挖成。数量较少，如河南省新密市密新商场汉代陶窑。

C型平地砌窑。即在地面上直接砌建，江苏邳州山头墓地发现的红烧土存在这一可能。

（二）形制结构

汉代墓地陶窑基本都有窑门、窑室和排烟系统，其他部分存在差别。根据火膛数量的不同分为两类。

1.双火膛陶窑

数量少，火膛前无操作坑。河南省新乡东干道陶窑，半地穴式，由窑门、火膛、窑床、烟道、烟囱等组成，窑门外无门道，窑床的东西两边各有一平面呈漏斗状的火膛，窑床的南北两边各建3个烟道和烟囱（图四）。

2.单火膛陶窑

根据火膛前有无操作坑分为两种形式。

（1）火膛前有操作坑，数量多，分布地域广。有操作坑在火膛前，之后为窑门、火膛、窑床及烟囱等。根据烟道的多少，分2型。

A型3条烟道。数量较多。根据窑床平面形状的不同可分为三亚型。

Aa型窑床平面形状为方形或近方形。如河南焦作武陟县苗庄村发现的3座陶窑（图五∶1）、河南辉县路固汉代墓地AY1（图五∶2）、河北鹿泉西龙贵Y1（图五∶3）与Y2（图五∶4）等。辉县路固汉代墓地AY1，烟道位于窑室东侧中部，底部与窑室相通，3个出烟口在底部汇成一条弧形烟道口，整个烟道呈弧状倒三叉形，烟道最低端与三面窑壁最下端外扩凹槽相连，形成环绕式抽烟道。

Ab型窑床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多数长宽相差不大。如湖北老河口柴店砖厂Y1（图六∶1）、湖南常德武陵开发区发现陶窑（图六∶2），后者操作坑底由外向窑门倾斜呈一缓坡，窑床前面靠近火膛部分为平台，后面用砖砌成多道小墙，由小墙隔成13条烟火通道，窑床后壁用砖砌成3道竖墙。

Ac型窑床平面形状不规则，壁斜或弧曲。河南新乡王门墓地Y1（图七∶1），后壁宽，两侧壁前端斜内收，窑床平面接近梯形。内蒙古巴彦淖尔蹬口县纳林套海墓地Y1（图七∶4），两侧壁斜向外，窑床平面接近倒梯形。常德城区北部汉代砖窑、巴彦淖尔蹬口县纳林套海墓地Y2（图七∶2）、襄阳竹条镇Y1（图七∶3），两侧壁弧曲内收，窑床平面呈马蹄形，竹条镇Y1的后壁亦弧内凹。

B型2条烟道。数量较少。泗县吴店6座陶窑，后壁有2条烟道，窑床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火膛两侧壁弧内收。6座陶窑操作坑的平面形状也有差别，Y3操作坑为椭圆形（图八∶1），Y6操作坑为半圆形（图八∶2）。

（2）火膛前不见操作坑。根据门道的有无，分2型。

A型从窑门向外有延伸一定距离的门道。根据烟道的多少，分3亚型。

Aa型1条烟道。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Y2，门道宽0.6米。修建时直接挖好烟道，然后用大板瓦隔成长方形烟囱，瓦上抹带有沙粒的泥，经烧烤形成坚硬烧结面（图九∶1）。

Ab型3条烟道。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Y3，门道宽0.64米。并列排设3个烟道，紧靠窑床挖造，近方形，高约0.3米，烟囱用砖隔成，砖上抹带有沙粒的泥，经烧烤形成坚硬烧结面（图九∶2）。

Ac型4条烟道。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Y1，门道宽0.6米。烟道4个，中间2个较大，紧靠窑床挖造，两边烟道靠近壁角，进深约0.5米后再用土坯垒起，形成4个烟囱（图九∶3）。

B型窑门处坑壁较直，无门道。根据烟道的多少，分2亚型。

Ba型1条烟道。新密市密新商场陶窑，烟道位于窑室后壁正中，系在窑室后壁挖通一个圆形开口竖洞，再于底部窑壁开口处垒砌通向竖洞的出烟洞口，上部用砖平砌（图一○∶1）。

Bb型3条烟道。武胜匡家坝Y2，3个烟囱竖立于窑床后壁，作长方条形，烟道均凹进窑壁，系在窑周壁抹上0.1米厚的泥形成泥壁后再挖造而成（图一○∶2）。酒泉下河清5座砖窑，烟孔全设在后壁上，竖起3个，作方筒形，均凹入窑壁，Y3稍特殊，从距窑底1.2米处起，两边烟孔向中间倾斜，汇入中间烟孔（图一○∶3）。沿河县洪渡镇Y2，烟囱3个，均竖立，横断面呈长方形，位于西壁之上，正中一个略大，做法是在西壁各预定点凿浅槽，下留抽烟孔，然后用砖沿槽自下而上封砌，形成下大上小的烟囱（图一○∶4）。

三、窑具、燃料与相关技术

窑具、燃料与相关技术是陶窑的重要内容。

（一）窑具

多数未见报道，有报道者亦体现出数量、种类差异及功能、作用的不同。

新乡东干道西汉陶窑出土陶支座（图一一∶1），王门墓地陶窑出土陶垫片（图一一∶2）。沿河县洪渡镇陶窑出土陶拍、狗头范、陶柱形器等（图一一∶3）。老河口柴店岗砖厂陶窑出土窑具较多，皆泥质灰陶，有陶垫、拍、杵等（图一一∶4），陶垫又分圆盘形、覆钵形、圆饼形、C形四类。

窑具的功能大致有二。一是制陶工具，陶拍可拍打胎土，拍印纹饰；陶杵可捣碎陶土，便于下一步加工；陶范则可制作陶模，如沿河县洪渡镇陶窑出土的狗头范。二是烧造时的辅助工具，以垫片居多，另有支座、柱形器等，主要在烧造时用于支垫器物，以求稳固并充分吸收热量，达到烧造要求。老河口柴店岗砖厂陶窑出土陶垫种类多，用途各不相同，盘形垫直径大、胎厚实，下有圈足，可用来承放大口器（如盆），也可能为制陶用轮盘；C形垫内薄外厚，弧形，应是3个一组用来承放圜底器，如釜、圆底罐等；圆形垫片大小各异，可用来垫置器物局部，调整也较为方便。

（二）燃料

多为燃烧后的遗留，部分经鉴定，以木材、干草或秸秆为主，有地域性差别。

武陟苗庄村3座陶窑，较多部位发现大块木炭，火膛和操作坑的填土堆积中也发现了质地疏松细腻的灰烬层，所用燃料以木柴为主，可能辅以干草。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Y1的窑门处清理出厚约0.2米的柴木灰，Y2火膛内发现厚达0.7米的草木灰，Y3亦发现草木灰，推测燃料为木材及植物秸秆或干草。泗县吴店6座陶窑，窑室内燃料经鉴定多为麦草。酒泉下河清汉代砖窑，火坑底部堆厚0.2~0.3米的灰白色灰烬，掺杂残存木炭碎块，说明烧窑燃料主要为木材。老河口柴店岗砖厂陶窑火膛底部残存一层纯净草木灰，推测烧窑的燃料为木柴。武胜汉代陶窑清理出少量木炭核，判断是用木柴作燃料。沿河县洪渡镇陶窑火膛中及窑床上发现木炭渣及草灰，并有很薄一层灰白色烧结层；常德武陵区陶窑近窑门处堆有大量草木灰，火膛底部留有厚约0.4米的黑色草木灰，两窑以木材为燃料的可能性较大。

常德市城区北部Y1，火膛内除发现少量木炭外，大部分为炭化的毛竹，炭化层厚5~10厘米，发掘时仍可清楚地看到毛竹的竹节，有的长达30厘米以上，说明当时人们已广泛使用毛竹这一江南盛产、价廉又高效的燃料。

新密市密新商场陶窑火膛内的遗物仅有煤渣和未烧透的煤饼，孟津新庄有两座陶窑的火膛内发现用煤作燃料的现象。孟津新庄陶窑与朱仓东汉帝陵陵园关系密切，而朱仓帝陵陵园很可能为顺帝刘保及冲帝刘炳的陵区，东汉中期始建，晚期沿用[27]，说明东汉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阶段，陶窑或已用煤作燃料，但发现较少，或并未普及。

（三）相关技术

主要为陶坯制作及成品烧造工艺和技术。

解剖襄阳竹条汉代窑址相关土层时，发现成形土砖坯迹象，系由土砖坯经水浸润而形成。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3号窑所出砖坯的制作，首先选择不带砂礓较纯净的土，再经过筛选、加工，脱出砖坯后沾上草木灰，最后待砖坯晾干后装窑。

新乡东干道陶窑有两个火膛，窑床位于两火膛中间，可使坯料得到高温焙烧，且受热均匀，从而保证陶器的质量和成品率。广安武胜匡家坝陶窑，烟道与烟囱的设置使得火力容易被烟道吸引，增加抽力作用，火焰由底部而上，燃料可充分燃烧。沿河县洪渡镇陶窑装窑时，陶坯随窑壁内收到一定高度，有意堆成馒头形，然后用干湿适中的泥土覆盖，顶中留一烟孔抽火，烧好后，扒去顶部覆土，待冷却后即可出窑。

四、配套设施

陶窑的配套设施较多。总的来说，窑前操作坑也是配套设施，另有服务于陶坯制作、成品烧造及其他内容的设施。

（一）相关设施

1.水井

距离黄冈陈家大地墓地陶窑稍远处有1眼水井[28]，孟津平乐新庄村东北陶窑附近也有1眼水井，可供陶窑使用。辉县路固AY1南侧约3.5米处有一眼水井（AJ1），平面近圆形，时代同AY1，为制砖坯和浸洇氧化砖提供水源，也可能与烧窑者的生活有关（图一二）。辉县百泉镇大官庄村墓地陶窑，分工作坑、水井、工作面和窑室四部分，工作坑、水井和窑室一体化的陶窑尚属少见。

2.坑

有的与陶窑取土有关，有的则在取土后成为废料盛放坑。

（1）取土坑

辉县路固AY1西侧约10米有一面积70平方米的取土坑，填土纯净，无包含物，为制作砖坯提供土料。

（2）废料盛放坑

襄阳竹条汉代窑址发现2个面积近10平方米、较深且壁陡直的土坑，K1平面近长方形，K2平面近椭圆形，填土为杂色堆积，主要是窑址的废弃物，包含大量残碎砖块、烧土块和灰烬。人工形成，最初可能与陶窑取土有关，但坑内堆积表明其为废料盛放坑。老河口柴店岗砖厂陶窑北有一同时代的坑（LXCH1），坑口不甚规则，坑壁凹凸不平，圜底，深1.3米，坑口发掘面积21.2平方米，坑内第二层堆积以草木灰为主，夹杂红烧土粒及褐色黏土，出土陶盆、盘、罐、瓦当、板瓦、筒瓦及器垫等残片。从形状、面积与包含物来看，LXCH1原为取土坑，后用来堆积窑内废弃物。紧邻黄冈陈家大地墓地陶窑西侧有1个灰坑，平乐新庄陶窑附近有多个灰坑，当为陶窑的配套设施，部分可能与盛放烧窑的废弃材料有关。

3.存放场地

襄阳竹条汉代窑址有3处平面近长方形、面积约30平方米的场地，堆积较平缓，厚0.1~0.3米，呈褐红色，由残碎砖块堆积而成，砖块大多为红、褐色，火候不足，硬度较低，易碎，也有少量硬度较高的青灰砖残块。3个场地为窑址码放成砖的场所，一些尚欠火候的残碎砖块应是当时码砖场上残存，或经过集中的废弃砖碴。常德市城区北部Y1，窑门外有近2平方米的平地，高于火膛，应是作储存烧料和转运成品之用。

4.制作陶坯作坊

鹿泉西龙贵汉代墓地发现2座陶窑，墓地东南200~300米处还有一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小型汉代遗址，发现有较厚的瓦砾堆积、灰坑和1座陶窑，可能是一处制作砖瓦坯的作坊，砖瓦干坯制成后再就地烧造。

5.水沟

或在窑体外一定距离，或紧邻窑体四周，或在窑内四周。

孟津平乐新庄陶窑附近有沟3条，可能与供、排水有关。常德城区北部汉代砖窑外四周均有排水沟环绕，只有靠烟囱的排水沟直接通往窑外低洼处。沿河县洪渡镇Y2，水沟设置在窑内四周，主要作用是蓄水并渗入窑室，通过蒸发产生二氧化硫气体，促使窑室内被烧物颜色由红褐色逐渐变为青灰色。

6.蓄水池

茂陵陵区中，陈仟村南面沟道西侧发现8座陶窑，另有专为陶窑提供水源的蓄水池。

7.河流

作用主要是供水，也可用来排放废水。沿河县洪渡镇陶窑基本修建于江河岸边，应是出于取水方便的考虑。

8.其他

辉县路固陶窑的操作坑发现脚窝，便于窑工上下。老河口柴店岗砖厂汉代陶窑的窑室前可能会构筑防雨遮阳棚等。

（二）相关内容

汉代墓地陶窑的配套设施较为丰富，主要包括水井、取土坑、制陶坯作坊、废料盛放坑、存放场地、窑前操作坑、蓄水池、排水沟、防雨设施等，另可能有道路及其他设施，有些还会借助河流等，涉及取水与用水、为制坯提供土料、盛放废料、码放成品和陶坯或储存烧料和转运成品、制作陶坯、配合烧造、防雨遮阳、排水、运输等，体现出相应的窑址布局。襄阳竹条汉代窑址的较多遗迹使用年代大体一致，均与窑址的生产活动直接相关，加之位置毗邻，应是该窑址的不同组成内容。窑址布局清晰，中部有Y1、Y2，东北部有Y3，3座窑均朝西，Y1、Y2、Y3的近旁分别有1、2、3号砖场，分属3座窑，供出窑时码放产品，也可能用于装窑前临时存放待烧坯料，西北的K1、K2两个土坑也与生产活动有关，当时窑厂附近还应有制坯的场所、道路等。鹿泉西龙贵汉代陶窑所在墓地东南有制作砖瓦的作坊，也体现出相应布局。综合墓地中的墓葬、陶窑及相关设施，又反映出墓地的相关规划。

南方或西南地区个别陶窑四周发现有水沟，或内或外，作用不同。常德城区北部汉代砖窑的水沟位于窑体外，由一处接通窑外低洼处，应为排水沟，可保证雨天窑内不会因水倒灌而熄火，也保护陶窑本体不受雨水侵害。沿河县洪渡镇Y2，水沟设在窑内，当窑内被烧物达到一定温度时，需封闭进料口及烟道口，通过水沟蓄水再慢慢渗入窑室，大部分流进烟道内，并顺烟道流至窑底，然后沿两侧排水沟流入火膛；水入窑室后，蒸发形成的气体被窑室内的被烧物吸收，使其变为青灰色，因窑室边缘的被烧物受火不均，放水前温度不一，吸收二氧化硫成分的程度不甚均衡，被烧物会有青、灰、红褐等色。因此，该沟并非简报所称的排水沟。

五、功能和性质

已发现的汉代墓地陶窑基本位于墓地边缘或附近，毗邻墓葬。鹿泉西龙贵汉代墓地北侧发现2座陶窑，在墓地周围近1公里的范围，除墓地东南部的小型作坊遗址外，没有同时代的居住遗址和其他遗存。有简报指出，陶窑生产的砖正好用于墓地建墓，窑址也许就是因为墓地的需要而建造和存在的[29]。陶窑与墓地关系密切，如襄阳竹条汉代窑址出土砖的纹饰与附近墓葬中出土的同类遗物纹饰非常相似。墓地陶窑的功能就是烧造相关产品以满足于墓葬的相关需求，但在具体功能上存在相应差别。

墓地陶窑烧造产品既有专门性，也有兼烧性。相当数量的陶窑专门为墓地生产建筑材料，其中一些为砖窑。辉县路固AY1是专为墓地提供用砖的窑厂，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Y3专门用于烧砖。巴彦淖尔蹬口县纳林套海墓地的2座陶窑是为烧制墓砖而专门建造的，窑内出土砖与墓地中墓砖形制相同。酒泉下河清的多座砖窑，生产的砖用于筑造附近砖墓。常德武陵开发区发现的陶窑，是用来烧制墓砖的。虽然烧造的都是砖，但有些墓地陶窑也有区分。广安武胜匡家坝5座陶窑专门烧造汉墓用砖，根据Y1只出子母砖和Y2出长方形花砖判断，两窑在烧造砖型上是有分工的。有些窑除烧砖外还生产其他建筑材料。鹿泉西龙贵汉代墓地Y1，烧造的产品主要是砖，也可能烧造其他材料，Y2的产品至少还包括板瓦和筒瓦，而该墓地几乎每墓都出土有板瓦和筒瓦。焦作武陟县苗庄村3座陶窑，为同时期附近墓地烧制墓砖、瓦等。有的陶窑除了生产建筑材料，还烧造其他产品。沿河县洪渡镇陶窑以烧砖为主，另烧造动物俑和其他器物。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Y2兼烧砖和陶制品。新密市密新商场Y2既烧造墓砖，也烧造其他器物。有的如老河口柴店岗砖厂陶窑，丧葬陶、日用陶、建筑陶均有生产，丧葬陶有礼器、明器等；常德城区北部陶窑则是墓葬用砖、建筑用砖均有烧造。总的来看，生产与墓地或墓葬有关建筑材料的陶窑居多，时代贯穿两汉，而生产墓葬建筑材料的陶窑，时代基本为西汉晚期至东汉，这与汉代墓葬发展及墓葬砌筑需求相对应。同一墓地的多个陶窑虽有较多相似，但因烧造内容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具体功能和性质也有所不同，这在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几座陶窑和鹿泉西龙贵汉代墓地2座陶窑中均有体现。

不同墓地，陶窑的数量不等，亦不与墓葬数量成正比，有些还反映出相应的使用时间。西汉长陵、阳陵、茂陵等陵区内均有相当数量的陶窑，应与墓地设施多、需求量大、建设时间长等有关，有的陶窑使用时间可能较长。朱仓东汉帝陵陵区的孟津平乐新庄陶窑数量也较多，一些使用时间亦较长，窑壁两侧皆有相应厚度的坚硬烧结层，且发现多次修补痕迹等，这与墓地建设时间长，有一定量的持续需求等有关。中小型墓地中，有某一墓葬的专用陶窑，使用时间较短，如辉县百泉镇大官庄村陶窑，推测仅为M2生产建筑材料；有的如兖州徐家营墓地，墓葬数量多，但仅发现1座陶窑，推测应是服务于附近一些或个别墓葬，使用时间不会太长，类似情况在其他延续时间长的墓地也有发现，但陶窑数量稍多，时代相对集中；有的墓地规模不大，墓葬数量亦较少，但有多座陶窑，这与墓葬时代相对集中有关，陶窑可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使用以满足建墓需求。

较多墓地陶窑直接服务于某一或多个家庭、家族成员墓葬的修建，一些还制作陪葬品，既方便使用，也节省开支，墓地之中、边缘或附近有足够场地，便于建窑、取土及其制坯、存放，同时还能根据需要生产具有特殊性的建墓材料和陪葬器物，这些因素应是墓地陶窑在中小型墓葬的墓地中得以推广普及的重要原因。此类陶窑的产品基本不见生活用品，也不用于贸易，且就地使用，故不存在私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在丧葬方面的自产自用。一些陶窑既生产丧葬用陶，也生产日用陶器，或为家庭、家族自产自用，或具有私营性质，即相关产品用于贸易，以获取相应利益。具有私营性质的陶窑为满足需求，可能是多窑并存，产品种类较多。襄阳老河口柴店岗砖厂至崔营砖厂之间有一个分布密集的汉代私营制陶作坊区，除丧葬用陶外，还可能生产日用陶器与建筑用陶，加之附近有较多墓葬，相关产品可销售以供相关墓葬的修建和陪葬，也可能销售给附近居住者，因此具有私营性质。

与功能、形制相对应，汉代墓地陶窑还体现出与之有关劳作人员的相关内容。新乡王门墓地陶窑出土盆、罐等陶器14件和1枚五铢，辉县路固AY1也出土陶盆、壶、罐及钱币等，部分遗物应为窑工的使用品或所有物，损毁或遗留于陶窑。可以判断，窑工的地位不高，生活水平也较低，在进行坯料搬运或陶窑生产时，他们很可能居住于陶窑附近，或以操作坑或以工作面为休憩或饮食的场所。

六、相关特征

针对较高等级墓葬如帝陵，西汉时期的墓地陶窑主要服务于墓外设施的修建，东汉帝陵区的陶窑仍以服务墓外为主，亦可能为墓葬修建提供建材。西汉早期的长陵、安陵等陵区的陶窑还具有东周时期陶窑的若干特点；茂陵陵区发现的陶窑，新的特征逐渐突出，如三个烟道等，孟津平乐新庄发现的陶窑则与较多东汉陶窑的特征更为接近。中小型墓葬的墓地使用陶窑，基本在西汉中期及以后，陶窑数量少，对应墓地也不多；东汉墓地陶窑数量大增，相关墓地较多，日渐普及。这与墓葬自身的发展有关，最突出的是砖砌墓葬的推广和普及，尤其东汉时期，砖室墓成为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墓地陶窑的发展，较多窑烧砖或为专门的砖窑即是证明。家族墓地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是另一因素，建造为自身家族墓地服务的陶窑，不仅可节省开支，还能更加便捷化和统一化，而家族的血亲关系及经济条件亦推动了墓地陶窑的发展。烧窑技术的普及和不断提高也使得墓地陶窑的推广成为可能。中小型墓葬的墓地陶窑形制体现出相应的时代或发展特征，如老河口柴店岗砖厂陶窑，半地下式倒焰窑的形状结构源于战国时期馒头形倒焰窑，但其窑床呈长方形，出现三个排烟囱，年代明显变晚，已具有西汉中期前后的特征。形制结构、烟道或烟孔的多少在墓地陶窑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相应的演变与继承，但也可见不同内容共存的现象，反映出适应自身需求的发展和相应的灵活性。

分布地域与时代相对应。西汉时期分布地域小，东汉时期则较广。墓地陶窑建造和燃料使用也有地域性。南方多雨，如常德武陵开发区陶窑修建有排水设施，城区北部的Y1，以当地常见的毛竹作燃料。

西汉时期，帝陵较其他墓地使用陶窑早且数量多，可视为等级上的差异，这与帝陵规模大、设施多、随葬品丰富及对应的需求量较大有关。西汉中期以后，陶窑在较多墓地中得以使用，对于等级亦有体现。孟津平乐新庄陶窑服务于东汉帝陵，不仅数量多，规模亦较大，单个窑室的面积均约9平方米。中小型墓地中，有专门服务于等级稍高墓葬的陶窑，但较少见，更多的是服务于墓地或多个墓葬，墓主等级普遍不高，经济实力也较差，这与节省开支、满足相关需求及其陶窑便于修建、烧造技术要求不高等有一定关系，亦是墓地陶窑得以推广普及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汉代墓地陶窑已发现相当数量，分布地域广，时代跨度长，并体现出发展中的推广、数量递增及不断普及。墓地陶窑的建造方式和形制结构较为多样，窑具、燃料及相关技术是产品制作和烧造的保证，同时还有较多不同内容的配套设施，综合体现了汉代墓地陶窑的功能、性质、发展和相关特征。可以说，墓地陶窑对研究汉代窑业的全面发展及阐述墓地规划、研究墓葬修建、分析随葬器物的来源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逢振镐《汉代山东制陶业的发展》，《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李毓芳《汉代陶窑初论》，《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王春斌《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李清临《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

[2]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第9、10、24、43、51~52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孟津新庄发现汉代烧窑遗址》，《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29日。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第99~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5]亳州市博物馆《安徽亳州市发现一座曹操宗族墓》，《考古》1988年第1期。

[6]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第11~5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7]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河北鹿泉西龙贵汉代墓葬》，《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

[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汉墓》，第41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9]郑州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密县密新商场汉墓和陶窑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10]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焦作武陟苗庄汉代陶窑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年第5期。

[11]新乡市文管会《新乡北站区前郭柳村汉代窑址发掘》，《考古》1989年第5期。

[12]贺惠陆《河南新乡市东干道发现西汉陶窑》，《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13]河南省文物局《新乡王门墓地》，第6、218~220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路固》，第20~27、706~707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15]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集萃》（一），《大官庄墓地》，文物出版社，2009年。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

[17]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酒泉下河清汉代砖窑窑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18]南京博物院、邳州博物馆《邳州山头东汉墓地》，第156、19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1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泗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泗县吴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20辑），黄山书社，2013年。

[20]老河口市博物馆《老河口市柴店岗砖厂汉代窑址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4年第4期。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县文物管理处《襄阳竹条汉代墓葬、窑址发掘》，《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

[22]黄冈市博物馆等《罗州城与汉墓》，第71~124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23]常德市文物处、常德市博物馆《湖南常德市城区发现汉代砖窑》，《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

[24]常德市博物馆《湖南常德市东汉砖窑遗址》，《考古》1997年第7期。

[25]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武胜匡家坝汉代砖窑试掘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26]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沿河洪渡汉代窑址试掘》，《考古》1993年第9期。

[27]严辉等《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文物》2011年第9期。

[28]同[22]。

[29]同[2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史研究室（https://www.hist.pku.edu.cn/bxjj/245439.htm）目前分三个方向进行艺术史的研究，即中国古代艺术、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下挂“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编辑”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和《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和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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