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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魏晋北朝考古综述

张文平、包桂红

原文发表于《草原文物》2019年第1期，17-20页

魏晋北朝的历史起始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终止于公元581年杨坚受禅代周建立隋朝。与曹魏代汉同一年，活动于阴山地区的拓跋鲜卑部落遭到外族打击，首领拓跋力微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娶其女，率所部北居长川。自此，整个内蒙古地区魏晋北朝的历史以拓跋鲜卑部落为主角，以阴山地区为中心遗留下大量的考古遗存，其中以墓葬、城址最具典型性。

一、鲜卑代魏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已经开始对鲜卑考古学文化进行探索。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陆续开展，内蒙古地区魏晋北朝时期鲜卑代魏墓葬文化的研究逐步成熟，时空框架和文化演变序列也得到不断完善。东汉晚期至魏晋北朝时期内蒙古阴山、南北地区为檀石槐鲜卑联盟的统治中心和代魏的重要活动区域，所遗留墓葬遗存可分为鲜卑墓葬、代魏墓葬两类。

（一）鲜卑墓葬

东汉时期，随着北匈奴西迁，鲜卑沿长城地带逐步占领其地。阴山南北地区鲜卑墓葬有东大井墓地、三道湾墓地、二兰虎沟墓地、赵家房村墓地、下黑沟墓葬、常家村东滩鲜卑墓、石家沟墓地、皮条沟墓地、郝家窑墓葬、百灵庙墓地及陈武沟墓群、阿拉腾沟墓地等。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少量为石椁墓及桦树皮棺墓，多单人葬，个别墓葬有二层台、头龛或尾龛，部分墓葬保留殉牲习俗，以羊骨居多，牛骨较少。随葬品主要为陶器、铜器、铁器、金器、骨角器、玉石器、桦皮器、丝织品、皮革、玛瑙饰、料饰、蚌饰、漆器等。其中，陶罐、陶壶、漩涡纹耳饰、铜鍑、三鹿纹及双鹿纹铜饰牌、双龙纹铜饰牌、网格纹铜饰牌、圈点纹骨角器等极富特征。

关于上述鲜卑墓葬的族属问题，学界尚存争议，目前有以下几种说法：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期遗存、檀石槐迄轲比能鲜卑大联盟时期鲜卑遗存、早期东部鲜卑遗存、宇文鲜卑遗存、慕容鲜卑遗存。

东汉晚期至魏晋北朝时期，匈奴、鲜卑、乌桓等部族活动于阴山南北地区，彼此之间存在大量交流与融合，为确定墓葬族属带来了困难。如二兰虎沟墓地、赵家房村墓地曾被认为是匈奴遗存，部分墓葬的出土器物还体现出檀石槐部落大联盟时期鲜卑文化与匈奴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拓跋鲜卑文化与受匈奴文化影响的东部鲜卑文化并存的现象[1]。但总体而言，该时期拓跋鲜卑到达内蒙古中南部附近后吸收了较多檀石槐鲜卑文化因素，大体遵循了檀石槐鲜卑大联盟的文化轨迹发展。目前，北京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先生《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一书，属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2]。

（二）代魏墓葬

258年，拓跋鲜卑首领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1997~2007年，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周边清理发掘的代魏墓葬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偏穴室墓、台阶—斜坡墓道土洞墓及砖室墓等，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部分墓葬有殉牲，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等。

从力微兴起至北魏早期，拓跋集团通过一系列征战活动逐渐巩固势力，兼并融合多元文化因素带来的新生力量为其向“中原文化模式”转化孕育了物质条件及心理准备。该时期是北魏王朝文化的融合沉淀期，也是文化转型的关键发力期，在墓葬文化上亦有充分体现。墓葬形制方面除土坑墓外，受河西文化影响的砖室墓和土洞墓开始出现，部分砖室墓制作考究，砖面上模印精美图案，随葬品中泥质陶壶及鍑等铁制品数量增加，形制丰富的金饰牌等装饰品大量出现，从陶俑、陶质家禽畜、井、仓、灶及墓志等具有汉文化因素的随葬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拓跋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3]。和林格尔县鸡鸣驿北魏壁画墓在展示胡汉杂糅景象的同时，也表达了拓跋鲜卑崇尚自身传统的民族心理以及文化的独立性与包容性。此外，年代大体为5世纪中晚期的锡林郭勒盟伊和淖尔墓群出土的器物，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北魏以最大的包容开放吸收糅合来自各方文化因素的繁荣现象，如随葬品的造型风格、制造技术等所反映的文化联系可达巴克特里亚乃至黑海北岸地区，体现了在民族大流动时代北魏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沟通古代东西方世界的盛况[4]。

二、鲜卑代魏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公元220年，拓跋力微率所部居长川，长川为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南北向川地。据《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八年（423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5]一般认为，这条史料记载北魏王朝修筑了“泰常八年长城”，但迄今并没有能够确认这道长城的相关遗迹，于是认为其或沿用了战国赵北长城，或沿用了阳山秦汉长城。《关于北魏“泰常八年长城”的质疑》一文认为，泰常八年于长川之南所筑长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城，而是一座名为“长城”的军事性城邑，其故址即今兴和县民族团结乡元山子土城子古城，《水经注》称其为长川城[6]。

公元258年，拓跋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公元295年，拓跋鲜卑部落三分，拓跋猗卢统西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公元340年，拓跋什翼犍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公元341年，拓跋什翼犍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通过史料记载可见，拓跋鲜卑有两个盛乐：一个是定襄之盛乐，一个是云中之盛乐宫。一般认为，定襄之盛乐源于汉代成乐县，成乐县旧址为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西汉属定襄郡，东汉改属云中郡。但盛乐源于成乐，未见于史籍记载；《水经注》对汉代成乐县有描述，也未提及与盛乐之关联[7]。初步推断，定襄之盛乐不一定源于汉代成乐县，盛乐可能是归附拓跋鲜卑的汉族士人为当时拓跋鲜卑迁徙而至的大黑河流域所起之嘉名，包含有“兴盛乐土”之意。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西达赖营古城曾出土一方刻有“□王猗卢之碑也”铭文石碑，该城址可能即为拓跋什翼犍新筑盛乐城。西达赖营古城西北约3.3公里处有汉代云中郡原阳县旧址八拜古城，或即“定襄之盛乐故城”。

拓跋什翼犍移都的“云中之盛乐宫”，或径直称作“云中宫”。《水经注》对云中宫位置的描述是：“白渠水又西径魏云中宫南。《魏土地记》曰：云中宫在云中县故城东四十里。白渠水又西南径云中故城南。故赵地。”[8]云中故城为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在战国秦汉时期一直为云中郡郡治，该城址东四十里处，尚未发现云中宫遗迹。北魏迁都平城之后，最晚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于云中故城设置了朔州，朔州刺史往往兼任云中镇将，表明朔州与云中镇同治于一城之中。云中镇将往往兼统白道军事，白道城为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大青山蜈蚣坝坝口子处的坝口子古城。

从5世纪30年代开始，北魏在燕山、阴山、贺兰山及河西走廊地区设置了一系列边镇、边城，统称为北镇，以六镇最为知名。与中原实行的州、郡、县管理制度不同，北镇推行的是镇、城、戍等军事管理体系，配合以北族部落领民酋长制。关于六镇，一般认同清代学者沈垚《六镇释》的考证，由西向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笔者以为，六镇的概念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最初的六镇可分为西三镇、东三镇，西三镇由西向东为薄骨律镇、沃野镇、怀朔镇，东三镇由西向东为柔玄镇、怀荒镇、赤城镇。皇兴四年（470年）女水之战后，在大青山以北的原云中镇辖区新设武川镇、抚冥镇，六镇变为八镇。六镇的得名源于六个军镇，而后则成为漠南军镇的代称。北魏末年，六镇中最东的赤城镇为御夷镇所取代。

在长城资源调查中，结合史料记载，有学者对分布于内蒙古地区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镇的具体治城一一作了考证，沃野镇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怀朔镇为包头市固阳县白灵淖城圐圙古城，武川镇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抚冥镇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柔玄镇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魏书》记载怀朔镇设置于延和二年（433年），经考证，其初建之时并非在白灵淖城圐圙古城，而是在该古城西南约2公里处的黑山寨古城。黑山寨古城原为汉代光禄城，北魏初年名为黑城，北魏建镇于此，名为黑城镇；后北魏于黑城镇北面平原建新城，并改名为怀朔镇。怀朔镇所在的五金河流域，北魏早期称作纽垤川，后敕勒降部渐众，遂有敕勒川之名，北朝民歌《敕勒歌》即起源于这一地区。

六镇之间分布有若干戍城，自西向东调查有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德岭山古城、乌拉特前旗增隆昌古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二份子古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库伦图古城、察右中旗元山子古城、察右后旗白音察干古城等。

在六镇之南的阴山之中，调查发现有三座北魏皇帝行宫，均位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分别为榆树店古城（广德殿）、圪塔古城（行宫名无考）、土城梁古城（阿计头殿）。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十二连城古城、石子湾古城也均有可能为北魏行宫。

在六镇之北的漠南草原之上陆续发现一些北魏部族城，如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向阳古城、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双山子古城等。

三、其他鲜卑代魏遗存

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蜈蚣坝坝顶之上，有一处现存主要遗迹为平面呈圆形夯土台基的建筑遗址，考古学命名为坝顶遗址。关于该遗址，以前有魏帝行宫、白道城下属烽燧等认识；笔者在《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坝顶圜丘遗址性质初探》一文中，考证其为北魏白道岭圜丘[9]。

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西南约6公里处的下南滩遗址，主体遗迹为三座呈东西“一”字形排列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人认为是北魏武川镇镇址，笔者考证其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北巡时幸临的“阴山之讲武台”。

在长城资源调查中，于阴山南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北魏烽戍。这些烽戍，是北魏北疆地区最基层的军事防御单位。太平真君七年至九年（446～448年），北魏修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北魏平城京畿“北尽参合”，笔者作《参合陂考》一文，考证北魏参合、参合陂应为叁合、叁合陂，就是今天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黄旗海，公元395年燕魏参合陂之战的发生地在黄旗海东南、孤山山前的万亩滩[10]。畿上塞围修筑于黄旗海以北，通过长城资源调查，目前认识到的遗迹主要是烽戍。泰常八年于长川之南修筑长城的同时，在赤城至五原之间“备置戍卫”，也应修筑有烽戍。通过对烽戍的认识，初步推断位于呼和浩特平原大黑河之南的所谓“王昭君墓”也应是一座北魏烽戍。

此外，发现有多座北魏窖藏，如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大库伦乡石豁子窖藏、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河乡前河窖藏等。石豁子窖藏出土有“大员”铜壶、三兽足铜盘等。小坝子滩窖藏出土金银器13件，有“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以及刻有“猗㐌金”字样的四兽形金牌饰等。前河窖藏出土金饰5件，包括龙饰1件、牛头鹿角饰和马头鹿角饰各2件。

四、关于北魏长城

北魏长城的主要研究者有李逸友、艾冲等学者，二人观点有所抵牾，但也有共识。二人均同意北魏曾三次修筑长城，分别为泰常八年长城、太平真君七年畿上塞围、太和长堑；艾冲认为太和长堑筑于太和年间（477～499年），李逸友则具体于太和八年（484年）；二人对于三道长城的具体分布走向也争执不一[11]。

在长城资源调查中，以李逸友关于北魏长城的认识为依据，认定了三道北魏长城，分别命名为北魏六镇长城南线、北魏六镇长城北线、太和长堑，并出版了《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12]。

五、今后研究方向

今后内蒙古地区魏晋北朝考古的研究方向，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墓葬出土资料构建鲜卑代魏考古学文化序列，积极寻找金陵；第二，发掘西达赖营古城、古城村古城等，明确北魏盛乐神元旧都、盛乐北都、云中宫等问题，探讨朔州、云中镇等行政军事建制；第三，发掘坝顶遗址、土城梁古城等，探讨北魏祭祀遗址、行宫等问题；第四，发掘几座重要的镇戍城邑，全面构建北魏北疆防御体系；第五，三道“北魏长城”沿线城堡之中，采集有个别北魏陶片，但也存在北宋铜钱、金代瓷片等遗物，目前从考古学上认定其为北魏长城的证据实际上并不充分，所以它们是北魏长城还是金界壕，需要通过考古发掘予以确认；第六，鲜卑代魏时期的很多历史地理问题，譬如盛乐与平城之间的交通联系等，需要通过考古学研究予以解决。

注释：

[1]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2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察右前旗常家村东滩鲜卑墓文物调查简报》，《草原文物》2015年1期。

[2]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3]内蒙古博物馆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1977年5期；郑隆：《内蒙古包头市北魏姚齐姬墓》，《考古》1988年9期。

[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等：《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M1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1期；王晓琨：《试析伊和淖尔M1出土人物银碗》，《文物》2017年1期；包桂红：《内蒙古锡林郭勒伊和淖尔M1文化因素试析》，《文物》2018年3期。

[5]《魏书》卷3《太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

[6]张文平：《关于北魏“泰常八年长城”的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北方民族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

[7]《水经注》卷3《河水》，陈桥驿校证本，中华书局，2007年。

[8]《水经注》卷3《河水》，陈桥驿校证本，中华书局，2007年。

[9]袁永春、张文平：《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坝顶圜丘遗址性质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5期。

[10]张文平：《参合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中国边疆学》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1]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1期；艾冲：《北朝诸国长城新考》，《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艾冲：《再论北魏长城的位置与走向——与李逸友先生商榷》，《陝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3期。

[12]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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