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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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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东汉吐舌镇墓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昊雯
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116-123页
摘要:吐舌镇墓兽流行于东汉峡江地区,除峡江外又以南阳襄阳地区所出最为集中,本文对这两地的吐舌镇墓兽进行了梳理。通过与南阳画像石中灵怪形象的对比,认为两地均继承了巴楚鬼神崇拜传统的一些因素,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南阳襄阳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也是镇墓兽在此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指出吐舌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主要流行于大中型墓葬中,这反映了峡江与中原地区在东汉时期可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互动。
关键词:东汉;吐舌镇墓兽;峡江地区;南阳;襄阳
吐舌镇墓兽是峡江地区颇具代表性的一种随葬陶器,盛行于东汉时期,延续至蜀汉。镇墓兽呈蹲踞状,口吐长舌,长舌垂于腹前,可触及地面,因造型独特而多被关注。这类镇墓兽除在峡江地区被发现外,又以南阳襄阳地区最为集中。傅娟[1]、宾娟[2]等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多认为这是由峡江地区向长江中游传播的结果,并未对其作具体阐释。本文尝试就峡江与南阳襄阳地区所出吐舌镇墓兽之间的联系进行一些探讨。
一、吐舌镇墓兽的发现
峡江地区发现的吐舌镇墓兽数量较多,主要集中在渝东,即巫山至丰都一线。在形制上略有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类。A类面部的动物特征不甚明显,两耳在头部两侧,头顶有两尖角。如巫山高唐观M18:39,呈跪坐状,前肢撑地,翻鼻大耳,头上有两犄角,鼓腹,长舌垂于腹上,高22.5厘米[3]。(图一:1)B类面部的动物特征更加明显,两耳在头顶,无角。如丰都二仙堡2003AM6:9,身体前倾,后肢蹲坐,前肢撑地,瞠目阔口,头顶两耳耷拉,长舌下垂,高16.4厘米[4]。(图一:2)这两类镇墓兽在地域分布上基本没有差别,在时间上也没有明显的早晚关系,集中流行在东汉中晚期,与制作精良的各类乐舞俑、劳作俑,以及盘口鼓腹高圈足的釉陶锺同时出现。
南阳现已公布的吐舌镇墓兽有7件,南阳教师新村M10[5]、南阳一中M256[6]各出有1件(图二:1,2),李桂阁在《南阳地区东汉墓出土陶塑镇墓兽》[7]一文中收录了另5件[8]。(图三:1-1165)襄阳地区现已公布的吐舌镇墓兽有3件,分别出自建华路东汉墓[9]、菜越M1[10]和松鹤路M20[11]。(图四:1-3)较之峡江地区,南阳襄阳地区的镇墓兽同样呈蹲坐、前肢撑地、口吐长舌的姿态,但整体上更接近于熊的形象,头上无犄角,双耳在头顶,呈立起的半圆形,圆瞠的双目更加夸张。南阳与襄阳之间也有所差别。南阳地区发现的镇墓兽在头顶两耳之间有一锥形独角,圆口大张,舌面常见有篦点纹。襄阳所出镇墓兽头顶无角,口内有细密的獠牙,松鹤路M20:7和菜越M1:201还在前肢和面部刻画有细细的纹路。
南阳一中M256在报告中被定为东汉早期后段或东汉中期墓葬,但在其南墓室的墓壁可见V字形结构,这是四隅券进式穹隆顶的特征。四隅券进式穹隆顶于东汉晚期在襄阳地区最早出现,南阳一中M256的V字结构起始于墓壁与墓顶交界处略下方,符合其较早发展阶段的特征,因而墓葬年代应当不早于东汉晚期[12]。教师新村M10所出陶器符合南阳地区东汉中晚期的特征,其年代可能略早于南阳一中M256。襄阳出有吐舌镇墓兽的三座墓年代略有早晚,但大致都可归属为东汉晚至三国初。
渝东峡江和南襄地区发现的镇墓兽在形态特征上非常接近,属于同一类型[13]。峡江地区在镇墓兽的数量上、分布范围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年代上也略早于南襄地区,是此类镇墓兽的发源地。南阳、襄阳所出镇墓兽与峡江地区相比,具有相同的整体性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了自身的地域特点,这说明南襄地区的吐舌镇墓兽可能是在本地生产的,而非以实物的形态直接来自峡江。
二、吐舌镇墓兽的文化内涵
在峡江地区,吐舌镇墓兽多被摆放在甬道或墓道前部,镇守墓室的意味浓烈。对于其来源的讨论,多涉及楚墓中口吐长舌、头带鹿角的镇墓兽,但两者在时间上存在缺环,在形态上差异巨大,很难有直接的联系。因而学者们多倾向于它是在峡江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吸收了楚地的一些文化因素[14]。
汉代峡江地区流行的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相互涵化后形成的一种复合文化,即巴楚文化。段渝对巴楚文化进行了定义,是指“先是巴地后是楚地界域上先后受巴文化和楚文化浸染从而显示出巴、楚文化共同特征的地域文化”[15]。一方面,峡江地区曾长期处于楚国的控制之下。张仪说楚怀王,秦于汶山浮江而下,“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16],扞关在鱼复[17],即为楚之西界。目前于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等地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以鼎、敦、壶器物组合为代表的楚文化因素。楚文化在这一时期强势西渐,直抵巴文化中心地带,为巴楚之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巴文化与楚文化在思想层面的互动以巫鬼崇拜为重要的特征。楚人“信巫鬼,重淫祠”[18],巴人“俱事鬼神”[19],巴楚两地巫文化的长期融合带来了思想上的相互认同,鬼神传统在日常生活和丧葬礼俗中均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种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造就了极为深厚的历史积淀,直至东汉永兴二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时仍称“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20]。早期道教也与鬼神崇拜渊源颇深,《晋书·李特传》:“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21]从表述中可见,当时的巫、鬼、道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吐舌镇墓兽,产生于巫鬼传统的温床,是很难与楚文化完全割裂开的。
同样出有吐舌镇墓兽的南阳、襄阳地区则正好处于楚文化的控制范围,张仪说楚怀王时亦称“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22],“北地”即为南阳、襄阳一带。在麒麟岗画像石墓中也出现了吐舌怪兽形象。该图像在北主室墓顶,由六块石板拼成,怪兽位于图像正中,四肢呈兽爪状,双目圆瞪,口吐长舌,两侧各有一人首蛇身像,四周环绕有云气与神怪。(图五)另有一类似的怪兽形象出现在中主室南壁的门侧立柱上,口吐长舌,头顶有尖角,肘生双羽。(图六)墓葬报告中将这类怪兽图像称为“高禖”,其两旁的人首蛇身像为伏羲女娲[23]。《汉画总录》对于这一图像的表述更为谨慎,称其为“瞠目张口圆腹神怪(旧谓方相氏)”,同时又在卷末的《术语与专词表》中指出“方相氏”的概念应当慎用[24]。高禖神是掌管婚姻子嗣的天神,其形象被认为是双手环抱伏羲女娲的神人[25],较为典型例子可见于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图七)方相氏见于《周礼·夏官》,“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26],主要功能为驱鬼逐疫,其形象同样可见于沂南画像石墓[27]。(图八)麒麟岗汉墓中的这一怪兽,其两侧的人首蛇身形象过于简略抽象,与常见的伏羲女娲区别较大,也没有呈现出被环抱的姿态,归为“高禖”一类并不妥当。同时,这一形象仅具有兽类的体态,没有黄金四目、手持武器等其他特点,也很难将其定义为“方相氏”。《礼记·祭法》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28]就形貌而言,将其归为某种自然神性质的灵怪可能更为合理。麒麟岗汉墓前室顶部为太一天象图,表达了强烈的升天成仙的愿望[29],结合来看,北主室墓顶的图像更像是在描绘神兽灵怪与手持灵芝的仙人恣意遨游于云气之间,意在表现仙界情形,富有楚地的浪漫主义色彩。
麒麟岗汉墓画像石上灵怪兽形的四肢、鼓起的圆腹、口中的长舌似乎与峡江吐舌镇墓兽有着微妙的联系。墓葬年代在东汉早期或中期偏早,早于峡江地区的吐舌镇墓兽,因而不存在受峡江地区影响的可能,墓内画像石图像是在其本身的楚文化传统上发展起来的。
南阳所具备的深厚的楚文化背景,使其与峡江地区在思想文化上存在着共通之处。南阳画像石墓中的长舌灵怪与峡江地区吐舌镇墓兽在形象上的相似,不应该是巧合。可以这样推测,自战国楚式镇墓兽消退之后,口吐长舌的怪兽形象作为楚地鬼神系统的一部分,或者仅仅是灵怪的一种表现手法在巴楚两地继续流传,直至东汉,在合适的载体上再次以物质文化的形态呈现出来。需要注意的是,麒麟岗汉墓画像石中灵怪夸张的双眼和头上的尖角也在南阳吐舌镇墓兽中得到了继承,作为这一形象的地域特点,实现了在不同载体之间的延续。
南阳的长舌灵怪图像说明其与峡江地区有着相似的鬼神文化传统内核,为峡江吐舌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的出现提供了文化背景上的支撑,使其更容易被接受。
三、吐舌镇墓兽的传播路径
除相似的文化传统外,峡江地区吐舌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出现,应当也与该地区本身的区位特点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南阳、襄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进入中原的门户。从峡江至洛阳,有两个方向的大道。其一,可北上至汉中,由汉中经长安至洛阳;或由汉中顺汉水上游向东,经南阳、襄阳地区至洛阳。其二,可向东顺长江至江陵武昌,再逆汉水而上,经南阳、襄阳抵达洛阳。此外,据严耕望先生考证[30],汉水上游又有谷道可越巴山诸岭,从今南郑、西乡、安康、竹山循巴水上源河谷向南,可至南江巴中一带,或至万源开县一带,最终到达万州及其上、下游的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地区。但无论采用哪一条线路,只要取道汉水,南阳、襄阳地区终是通往洛阳的必经之地。
另一方面,南阳在东汉时期地位超然。刘秀起事,南阳豪族作为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此后的东汉政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邓禹、阴识、樊宏等人之家族世代公卿。作为“帝乡”,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多次巡幸[31]。南阳地方凭此而受到优待,以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32],其地位可与都城洛阳比肩。同时,南阳本身经济实力雄厚,太守召信臣、杜诗等致力于农田水利建设,“郡内比室殷足”[33],直接促进了庄园经济的繁荣。
在此情形之下,南阳势必成为南北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峡江地区往来中原,若取道南阳,必然将其作为去往都城洛阳之前的落脚点,并在此进行长期的经营。或以此为中转站继而向洛阳进发,或在此长久居住,从而与当地人士来往交流,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而就峡江地区而言,在东汉中晚期也迎来了大发展。桓帝永兴二年,巴郡太守但望以土界遐远,民物滋繁,难以治理为由,上疏请求分郡。任乃强先生认为,此为东汉中晚期巴郡兴盛之侧写,且巴郡之兴盛多因商贾[34]。人口的快速增加,商品贸易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峡江地区与外部的交流。
在峡江的诸多商业活动中以盐业为最,可为我们提供一些与中原往来的线索。峡江地区的盐业生产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忠县中坝、奉节老关庙等遗址中出现的直口深腹缸很可能用于制盐[35]。两汉时在巫县(今巫山县)、朐忍(今云阳)、临江县(今忠县)设有盐官,鱼复、巫山也有盐井的相关记载[36]。《水经注》所记更为详细,汤溪“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37]。巫溪古称“盐水”,“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38]。需要注意的是,峡江地区的盐业资源主要集中在巫山以东的奉节、云阳、忠县等地区,这恰恰与吐舌镇墓兽的分布范围是基本重合的。
巴蜀商人往来于都城和巴蜀之间,以贩盐获利,成、哀间,有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39]。东汉章帝时因“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40],并于和帝时正式推行盐业私营,直接促进了盐业贸易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巴蜀商人与中原洛阳之间的互动应当更加频繁。而南阳商贾之风甚重,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41],彼时南阳地区的工商贸易就已十分发达,东汉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巨商大贾“居家富逸,为闾里雄”[42],是巴蜀与中原商业活动线路上极佳的中转区域。盐业活动只是巴蜀与中原之间人群流动形式中的一种,两地间的交流为峡江吐舌镇墓兽在南阳地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四、吐舌镇墓兽的使用者
峡江地区出有吐舌镇墓兽的墓葬在形制上非常多样,包括有砖室墓、石室墓、土洞墓、崖墓等各个种类。其中规模较大的如麦沱M47[43],为刀形砖室墓,甬道长2.4米,宽0.9米,墓室长4米,宽2米,券顶,出土各类铜器、陶瓷器、金银器一百余件,是峡江地区东汉晚期墓葬的典型墓葬。规模较小的墓葬如丰都大湾DM12[44],为长方形单室砖墓,长3.3米,宽1米,高1.3米,所出随葬品均为陶器,以罐、钵等日用器具为主,兼有少量模型明器及陶俑。总体来说,选择吐舌镇墓兽作为随葬品是峡江中晚期较为流行的做法,与墓主的身份等级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关联,表现的是峡江地区较为普遍的某种丧葬习俗。
但南阳、襄阳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南阳教师新村M10由墓道、甬道、横前室、并列双后室构成,规模宏大。横前室宽8.8米,进深3.6米,后室宽3.85米,进深2.6米,单就面积而言,超过了麒麟岗画像石墓,以及回廊结构的杨官寺画像石墓[45]、唐河电厂画像石墓[46],与墓主为郡守的郁平大尹墓[47]相当。该墓已被破坏,墓室中除较为常见的日用陶器和模型明器外,还发现有朱漆甲皮和车马器,以及441片残留有铜锈的玉石片,发掘者认为是“铜缕玉衣”。《后汉书·礼仪志》:“诸侯王、列侯、始封贵妇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48]现发现随葬玉衣的东汉晚期墓葬集中分布在洛阳附近,如洛阳东关殉人墓[49]、孟津送庄汉墓[50]等,大多处于东汉皇陵陪葬区。非都城附近的墓葬,如亳县曹操宗族墓地董园村M1出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各一件,由墓道、甬道、横前室、后室构成,规模略大于教师新村M10,为东汉延熹七年墓葬,出土有“为曹侯作壁”铭文砖,墓主为列侯[51]。在东汉晚期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不乏逾制僭越现象,但玉衣仍然是王侯级墓葬的代表性随葬品[52]。同时东汉晚期侯爵滥授,从而使列侯降级,均位列二千石之下,等级低的甚至不到六百石,且贵者愈贵,贱者愈贱,实质上的身份地位差距被拉大[53]。由此推断,教师新村M10墓主人很可能也是列侯,但等级较低。
襄阳菜越M1为带墓道的前后双室砖墓,前室长4.58米,宽4.2米;后室长3.58米,宽3.32米。出土有200余件随葬器物,除了较为常见的陶瓷器外,还出土了大量漆器、铜器、金银器、铅锡器、玉器、水晶玛瑙珠串等。其中的釉陶楼、铜灯、铜熏炉异常精美,铜马高大威武,均昭示着墓主人颇高的身份,原报告认为是低于列侯的将军一级。
襄阳松鹤路M20为前后双弧方形墓室结构,墓室上部已毁,很可能采用的都是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汉书·礼仪志·大丧》注引《帝王世记》,汉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54],其形制与松鹤路M20相当。汉献帝禅位后被封为山阳公,虽身份微妙,但其所使用的墓葬形制应当规格不低。
南阳教师新村M10、襄阳菜越M1和松鹤路M20的墓主身份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当属社会上层。另两座出有镇墓兽的墓葬即南阳一中M256和襄阳建华路东汉墓虽然都是单室墓,但或采用了当时最为新式的四隅券进式墓顶,或出现有双耳室,可能都不属于一般平民墓葬。吐舌镇墓兽出现在这类墓葬中,可见其当时主要流行于南阳、襄阳地区的社会中上层群体中。
镇墓兽不同于一般的日用器物,它仅作为随葬品出现,带有浓郁的丧葬色彩,在南阳、襄阳也均被摆放于甬道或前室中,其镇墓的性质并没有改变。选择吐舌镇墓兽随葬,墓主人应当对于峡江地区的丧葬习俗和思想文化有着一定的认同。襄阳菜越M1除吐舌镇墓兽外,出土有两件鎏金圆形铜片,M1:1直径13.6厘米,厚0.1厘米;M1:34直径约11厘米,厚0.05厘米。其中M1:34出土时位于东棺北档板正中,应当为棺饰。这种棺饰常见于峡江地区的东汉中晚期墓葬中,多錾刻有西王母、双阙等图案[55]。菜越墓中的两件铜棺饰非常像是峡江地区的简化版,其墓主人可能与巴地渊源颇深。
峡江地区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东汉时期峡江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文献史料中的相关记载甚少,镇墓兽以其所具备的鲜明文化特征为我们作出了提示,显示出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镇墓兽主要流行于南阳、襄阳地区的大中型墓葬中的这一特点,也折射出这种联系的特殊性,并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于文化的自然扩散或商品贸易,对于两地之间的人群互动和交流模式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南阳与襄阳出有镇墓兽的墓葬之间年代相近,难以判断其绝对早晚。但襄阳地区在汉代发展较为缓慢,直至“中平以来,荆州独全”[56],刘表理兵襄阳,其卓越的地理位置才得到凸显,区域中心由南阳转移到了襄阳,在这一背景下,像菜越M1这样的大型墓葬的出现显得更为合理。
五、结语
峡江地区流行的吐舌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的集中出现并不是文化的自然扩散,而是两地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南阳、襄阳地区处于峡江向都城洛阳活动的交通线上,一方面,相似的巫鬼传统带来的文化认知使得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更容易被接受。另一方面,南阳社会发达,经济繁荣,极易被峡江人士选作前往洛阳的中转站,从而在此聚集,并逐渐影响当地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镇墓兽并不是作为物质实体,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随着人群的活动进行传播。吐舌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的出现将峡江与中原地区勾连起来,为研究东汉区域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区域间的交流频繁而多样,物质文化的传播方式也更为复杂,需要更加仔细地观察与考量。在长江中游武昌鄂州等地的东吴墓葬中,出现了另一种吐舌镇墓俑,以瓷俑为主,其形态更接近于人形[57]。这可能是巴蜀地区吐舌俑系统顺长江而下,在长江中游地区被吸收演化而成。与南阳、襄阳地区的镇墓兽相比,虽然来源地区一样,但显然两者的传播过程并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注释:
[1]傅娟.川渝东汉墓出土吐舌陶塑造像初探[J].四川文物,2006(4).
[2]宾娟.吐舌状镇墓兽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J].四川文物,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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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二仙堡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4-27.
[5]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南阳市教师新村10号汉墓[J].中原文物,1997(4).
[6]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一中M195、M256汉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12(4).
[7]李桂阁.南阳地区东汉墓出土陶塑镇墓兽[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12).但该文中并未给出具体的出土单位信息。
[8]其中C型1号从描述的特征来看与南阳一中M256:1相吻合,但因未注明具体出土地点,无法完全确定两者是否为同一件。
[9]襄阳市博物馆.湖北襄樊市区东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3(4).
[10]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3(3).
[11]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松鹤路墓地发掘简报[M]//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46-267.
[12]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0-151.
[13]此外,南阳和襄阳还各出有一件人面兽身吐舌镇墓俑,应当是本文所述吐舌镇墓兽的一种变形。见李桂阁.南阳地区东汉墓出土陶塑镇墓兽[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12);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贾巷墓地发掘报告[M]//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99-339.
[14]索德浩.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M].成都:巴蜀书社,2012:56-57;傅娟.川渝东汉墓出土吐舌陶塑造像初探[J].四川文物,2006(4);宾娟.吐舌状镇墓兽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J].四川文物,2013(6);曾繁模.三峡地区汉代镇墓俑、兽考辨[J].三峡论坛,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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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显宗孝明帝纪,肃宗孝章帝纪,孝和孝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2]范晔.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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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江水(卷33)[M].北京:中华书局,2007:775-776.
[38]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江水(卷34)[M].北京:中华书局,2007:78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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