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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韩国河

原文发表于《文物》2011年第1期，51-58页

东汉自刘秀建国，虽明确提出承袭西汉高祖之制，但终献帝禅位，历12帝近200年间，陵寝制度与西汉时相比较无论是在内涵或是文化特质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对东汉陵寝制度的探讨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北魏鲜卑拓跋氏兴自漠北，早期墓葬亦自有着独特的民族丧葬方式，然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全面推行的汉化改革使北魏衣冠制度已与中原无二。这表现在陵寝制度上，除延续魏晋制度的同时，则更集中表现出对东汉陵寝文化的继承。以洛为都的两代王朝虽相隔270多年，但其陵寝制度的承继性与创新性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陵寝文化中需要重新审视和探讨的。近期随着河南、内蒙古、山西等地东汉与北魏帝陵文物考古工作的逐渐展开，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探析东汉与北魏陵寝制度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鉴于此，本文拟依据考古资料和文献，对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的异同、承继、创新与影响等做一概要阐述。

一、东汉北魏帝陵的考古发现

近年来对东汉北魏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集中在洛阳邙山陵墓群[1]、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2]、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3]和宣武帝景陵[4]、大同北魏永固陵[5]等。通过这些调查和研究，东汉北魏帝陵的分布范围和陵园组成已经初步判明。东汉的陵区分三个部分，即洛阳北兆域邙山五陵、洛阳南兆域万安山六陵和焦作修武县境内汉献帝禅陵[6]。洛阳两个兆域的帝陵虽然还不能确切指定陵主，但是已经达成了几种基本的认识，对今后的研究和考古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东汉帝陵的组成为：圆丘状封土，一条长斜坡墓道的地宫(砖石结构的墓室)，封土外无外藏系统，封土东侧或南侧有陵寝建筑，多为“行马”式陵垣，盛行同穴合葬，有陪葬墓区和上陵之礼[7]。北魏早期陵寝“金陵”的情况不甚清晰[8]。平城时期以大同北魏冯太后永固陵为代表，其陵园组成包括：圆形方座的坟丘，一条南向墓道的双墓室，永固堂，斋库以及鉴玄殿等陵寝建筑，陵园垣墙，思远佛寺，灵泉池(宫)，陵邑。另外，永固陵东北部尚有孝文帝万年堂，因此，永固陵园的一些建筑遗存应当与万年堂共享。对洛阳北魏帝陵的认识最早是通过文献和出土的墓志记载逐步得以廓清，杨宽、徐苹芳、宿白、黄明兰等诸学者多有讨论[9]。通过对宣武帝景陵的发掘以及孝文帝长陵的钻探和勘察，可以概括出洛阳北魏帝陵的组成要素为：圆丘形封土，一条南向墓道的洞室，封土东侧或南侧有陵寝建筑，石象生，垣墙，陪葬墓区。

二、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的相同与差异

综合以往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总结出洛阳的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相同的特点主要有七：一是封土都为圆丘状;二是地宫都为单一南向墓道的洞室墓;三是封土之外都没有外藏系统;四是陵寝建筑多位于封土的东部或南部;五是都有上(谒)陵之礼;六是都有“聚葬”的形式；七是均有陪葬墓区。

1.圆丘状封土。目前所见的东汉帝陵封土有洛阳北邙大汉冢直径130米，二汉冢118米，三汉冢70米，刘家井汉冢114米，朱仓722号汉冢135~145米。由此东汉帝陵的封土直径在70~145米之间。大同北魏永固陵的封土为圆形方座，东西宽124、南北长117、高23米。万年堂封土堆高约13米，基底方形，边宽约60米。洛阳北魏长陵的封土直径96、高约21米。宣武帝景陵的封土直径105~110、现高24米。关于东汉帝陵封土的圆丘状形制，有的学者认为是“陂池”[10]。曹魏西晋帝陵号称“不封不树”，考古勘探的西晋文帝崇阳陵和武帝峻阳陵均未发现封土[11]，表明洛阳北魏帝陵封土与东汉陵封土之间有着某种承袭关系。

2.地宫。经钻探和发掘，偃师白草坡东北汉陵的南向墓道宽10米，朱仓722号汉冢墓道宽9米。大汉冢西侧的3个陪葬冢经钻探，都是一条南向的长斜坡墓道砖石结构的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和前后室组成。北魏永固陵地宫由南向墓道、前室、过道和后室构成，全长2315米，前室平面呈梯形，拱顶，后室平面呈弧边方形，四角攒尖顶。宣武帝陵景陵地宫全长5418米，由南向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平面略呈/甲0字形，墓顶作四角攒尖式，高9136米。东汉帝陵的墓室的顶部为几何形状，可以从同时期中小型的砖砌墓室的发现进行推测，因为洛阳烧沟的穹隆顶墓始于西汉晚期，东汉的帝陵虽然多使用黄肠石垒砌，但也有可能使用穹隆形或四角攒尖式的墓室。

3.外藏系统。外藏系统的记载，始自《汉书·霍光传》，有学者认为汉阳陵封土周围的外藏坑，有“宫观及百官位次”之象[12]。东汉帝陵封土外外藏系统的消失，主要是墓葬的形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洞室墓的流行。另外，则与随葬习俗的转变、开始简约墓内随葬品而崇尚丧礼和祭礼等有关。需要指出的是，西汉时期西汉帝陵外藏系统的一部分内涵如仓、灶等明器之属，至东汉时期则进入到墓室的空间里安置。北魏帝陵也是如此，没有发现独立于墓室外的外藏坑。

4.陵寝建筑。东汉由于上陵之礼的实行，废弃陵旁设庙的西汉模式，陵寝建筑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大汉冢封土东、南部二三十米处各发现建筑遗址一处，东北部还发现两个封闭的大型院落建筑。白草坡东汉帝陵的陵寝建筑在封土的东北约100米处，面积约1215万平方米。北魏长陵的陵寝建筑找到了三处，“分别位于大冢(孝文帝陵)和小冢(文昭皇后陵)东南方约60~90米附近，其中小冢东南发现两处，大冢东南发现一处，三座建筑基址形制特殊，钻探表明均为建筑的基槽部分，平面形状不规则，边缘呈锯齿状”[13]。景陵只是发掘了墓室，陵寝建筑没有调查。此外，文献记载，东汉陵寝建筑从明帝显节陵开始有石殿，北魏永固陵的永固堂也为石殿，表明二者之间的近似性。

5.上(谒)陵之礼。东汉光武帝多次躬行拜谒旧寝陵墓，即巡幸祭祀西汉十一陵，幸南阳旧祠园庙。谒陵在曹魏西晋曾一度中断，东晋南朝北魏时期恢复[14]。《魏书·高祖纪》和《世宗纪》记载孝文帝亲政之后，10余次谒永固陵。宣武帝即位后，改谒孝文帝的长陵。这种谒陵的礼俗，应是汉晋谒陵的翻版。

6.聚葬。洛阳的东汉帝陵分别聚葬在北邙山和南部的万安山麓，比之西汉帝陵的分布范围小了许多，尤其是冲帝怀陵和殇帝康陵分别拊葬于顺帝宪陵和和帝慎陵，表明了“聚葬”之中的嫡亲关系，如果北邙的二汉冢推断是宪陵，三汉冢是怀陵不误的话，二者之间的500米距离，已经类似于“公墓”之葬。洛阳北魏的4座帝陵3座分布于瀍西，只有孝明帝的定陵位于瀍东（有人推测是玉冢），西边的三冢南北一字排开，也显示出聚葬之中的“公墓”性质。

东汉沿袭西汉陪葬，观察北邙东汉陵域的陪葬情况，西部区域稀疏分布有几座大汉冢和少量的小冢，东部区域则密布众多的小冢，说明整个东部区域都属于陪葬区和东汉家族茔地，大冢附近的小冢应当是文献记载的皇室成员或个别高官的陪葬。北魏的金陵多有陪葬，但仅限于文献记载"，具体情况不明。洛阳瀍河两岸是北魏帝陵的专门陪葬区域，它集中了皇族、九姓帝族、勋旧八姓、余部诸姓、鲜卑诸部降臣、宫中内职、佛教僧人等，有鲜卑“原始族葬的余风”，但“并非是鲜卑贵族的专门葬区，也不是‘迁洛之人’（代迁户）的专门葬区它的存在有着为在洛官僚地主提供葬地的性质”[16]。

除东汉、北魏陵寝制度上表现出上述相同之处外，北魏帝陵与东汉帝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不同处主要有五点：一是北魏帝陵围绕封土有墙垣，而东汉多为“行马”；二是北魏帝陵存在神道石刻造像，东汉帝陵的石刻不明（洛阳象庄村的石象存疑）；三是北魏陵寝宗教色彩浓厚，东汉仅限于文献记载的少数陵园如显节陵；四是北魏帝陵的族葬特征鲜明；五是两汉的玉衣制度和黄肠题（石）凑不见于北魏。

1.陵园垣墙的设置。《古今注》中载光武帝原陵“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说明应有实体垣墙、门阙的存在。从明帝显节陵开始，文献记载帝陵转置为“行马”。白草坡东汉帝陵的陵寝建筑四周有独立的封闭垣墙，但没有发现围绕封土和陵寝建筑在内的实体垣墙，说明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北魏长陵陵园的围墙、大门、围墙外的壕沟、陵园内的建筑基址和排水设施已经勘察清楚。就垣墙这一点来言，与永固陵有承袭之缘，但垣墙和壕沟一体的布局似乎仿照了实际生活中的北魏洛阳城。

2.神道石刻。东汉帝陵除了《水经注》中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的记载外，《水经注》也载汉弘农太守张伯雅、汉太尉桥玄等墓前存有石刻石兽。问题是洛阳及周边日前发现的石雕刻均不能肯定一定是汉陵前的石刻象生，因此，东汉帝陵的石象生有待于进一步考论。北魏永固陵墓内发现有石雕的武士俑以及石雕兽残腿1件；万年堂的甬道石券的门框上，也浮雕出一武士俑（高1.32米）。洛阳北魏孝庄帝静陵前发现了石人、石兽[17]。长陵封土南21米处，发掘了2个对称的石翁仲基座，表明洛阳北魏帝陵的神道前立石刻人、兽造像成为定制。

3.陵寝的宗教色彩。《魏书·释老志》曾记载：“（汉）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可视为最早与陵寝结合的佛教因素。但陵寝与佛教文化结合的典型首推永固陵。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为北魏冯太后时修建，“遗址北距永固陵直线距离约80米，西南约100米是北魏斋堂遗址”“遗址平面布局整体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包括第一层平台和踏道；第二层平台和踏道；山门；实心体回廊式塔基基址；佛殿基址：僧房基址。”[18]有意思的是，思远佛寺建设在前（太和三年，479年），永固陵建设在后（太和五年，481年），这一点既反映出冯太后本人笃信佛法，体现与平城所立思燕佛寺等同的意愿，也说明了自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复兴佛法，冯氏集团倾心佛事的新高潮。这种陵寺结合的形式，演绎出以后北魏皇室成员笃信佛法的石窟瘗葬[19]，并在北魏隋唐时期流行起来[20]。

4.族葬。上述东汉北魏帝陵均有聚葬特点，但洛阳北魏的“族葬”之风较之东汉更为突出，这一点宿白先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洛阳这样北魏墓地的出现，自然与中原旧制无关，而是渊源于原始残余的代北旧习”[21]。需要指出的是，以孝文帝长陵为祖坟，其子宣武帝景陵葬在他的右前方，宣武帝子孝明帝的定陵可能葬在河东西山岭村近于汉陵区域的玉冢，与宣武帝同辈分的孝庄帝静陵葬在了河西宣武帝景陵的右前方。这样，长陵、景陵、静陵两代人的陵冢大约在东北斜向西南的一条线上。

5.玉衣与黄肠题(石)凑制度的废弃。东汉帝陵用“黄肠石”堆砌墓室，直接来源于西汉帝陵“黄肠题凑”的使用。洛阳北邙和偃师陵区都发现了大量的“黄肠石”。经过曹魏西晋十六国，北魏的墓中不再用“黄肠石”，多用砖砌。另外，两汉时期的帝陵使用的玉衣之制在魏晋之后也销声匿迹。

至此，不难发现，北魏与东汉的陵寝制度有很大的相似性，其在仿制东汉陵寝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北魏(朝)陵寝模式。造成相同特点的原因应当是北魏政权汉化政策的强力实施，产生不同特点的原因不仅仅是历史的发展，还有着鲜卑固有传统、晋制以及南朝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

三、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汉书·王吉传》说：“《春秋》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凡研究两汉文化的总是注重两汉文化的一统风貌，陵寝文化也不例外。黄朴民先生说：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如此辉煌，如此灿烂，乃是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形态（偏安时期文化“点的深化与大一统时期文化“面”的拓展）共同作用、互为弥补的产物。[22]东汉较之西汉不是偏安，却在陵寝制度上有了“点”的深化，北魏只有半壁江山，也出现了陵寝文化“面”的扩展。

1.东汉帝陵封土改方(覆斗)为圆(圆丘)的历史思考

西汉诸帝陵封土皆作覆斗形，至东汉封土改作圆丘。这一封土形状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除了东汉时期墓葬形制、建筑技术和使用材料转变等因素外，也与东汉统治者个人好恶及文化心理、社会习俗有关。光武帝刘秀曾言：“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正是这种以柔道理天下的思想以及对自身汉统(南阳章陵刘氏君统)维护的实惠措施，经过汉光武帝、明帝两代人的不懈实践，才造成了东汉陵寝文化的重大改变。

其一，光武帝迫不及待将自己亲生高祖父以下所立四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

《后汉书·祭祀志》载：“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雒阳。”以示自己为刘邦九世孙，继承的是刘邦汉统。一年之后“(建武)三年正月，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为此，朝堂上引起歧义。至建武十九年，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刘秀不得已同意，下诏曰：“以宗庙处所未定，且祭高庙。其成、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舂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于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正是这种柔性的改制，造成了洛阳双“高庙”的出现。

其二，世祖庙的确立与“同堂异室”庙制的出现。

《后汉书·祭祀志》载：“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以后“明帝临终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章帝临崩，遗诏无起寝庙，庙如先帝故事。”至此，世祖庙作为东汉刘氏君统的正统性得以完全确立，其对四亲庙被替代的“耿耿于怀”想必也尽释然。先前，“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祭祀的规定，也为不久实行的“上陵礼”埋下了伏笔。

其三，“西都旧有上陵”与东汉“上陵礼”的关系。

观察西汉时期的文献记载，皇帝一般不祭祀陵寝，主要派丞相“以四时行园”。“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正因为西汉时期的陵庙一般距陵墓不远，甚至就是在陵园的范围之内，才有了《后汉书·礼仪志》里“西都旧有上陵”的记述。不管怎样，这也为“上陵礼”的合理性加了一项注解。

可见，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维汉统而又别于汉统的双系情结，才造成了东汉陵寝制度内涵的变化，导致了封土外观由方变圆。按理讲，无论是光武刘秀还是明帝刘庄，都至长安看见过西汉帝陵覆斗形的封土，没有特殊的理由这种西汉帝陵的封土形制完全可以继承不变。之所以变，应是在上述刘秀父子的双重心里标准上进行的陵寝变革。

众所周知，光武帝的“遗诏”薄葬有两次：一次是建武二十六年，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23]一次是中元二年刘秀去世之前，又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24]但是，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十月作终制，斥责明帝说：“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说明光武帝原陵是有封土的，是汉明帝违规逆诏了吗？非也。诏书中的“无为山陵”的“山陵”，现在来看是特指光武帝拜谒过的西汉诸陵“方上”的覆斗形封土。而汉明帝在修建原陵的封土中，就采用了折中的柔道”，不做成西汉那样形制的山陵，而是将封土改方为圆，改大为小，改高为低，这一方面承允了父亲诏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表达出舂陵刘氏汉统的个性色彩。无独有偶，“天圆”状的封土正暗合了东汉承袭西汉火德的正统性，实在是非常高明的改制。

2.“汉化中”北魏（朝）陵寝制度模式的历史考察

鲜卑自拓跋珪386年建国到534年东西魏分治，近150年中实现了三次大的政治转型[25]，其陵寝制度也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前两次在代地完成，最后一次在洛阳完成。

其一，“金陵”逐步汉化因素管窥。有学者据《魏书》统计，北魏最早葬于金陵的是平文皇后王氏，于建国十八年（355年）入葬，最晚葬于金陵的是孝文贞皇后林氏太和七年（483年）入葬。在这128年中，仅《魏书》明确记载葬入金陵者，就有7位帝王、10位皇后、6位宗室、18位功臣[26]。这一时期也正是皇权与部落制度并存，逐步由政治上的内外二元制向封建一元制的过渡时期，陵寝制度既有鲜卑族固有的传统，也有呈现思变的汉化趋势。

金陵的所在地望虽然不清楚，但是通过文献可以看到与汉化有关的陵寝因素，如谒陵礼仪的形成。《魏书·太宗纪》记永兴三年（411年）五月“车驾谒金陵于盛乐”；《魏书·世祖纪》记始光三年（426年）六月，幸云中旧宫，谒陵庙”；《魏书·世祖纪》亦载太和十八年（494年）秋七月““壬辰，车驾北巡。戊戌，谒金陵”。谒陵的习俗得以长期保持。

赐谥、赠赗赙、陪葬和新的丧葬故事的诞生。《魏书·长孙道生传》记长孙观“薨，谥曰定。葬礼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云中金陵”；《魏书·长孙肥传》记长孙翰“神嘉三年薨，深见悼惜，为之流涕，亲临其丧，礼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赙赐有加。谥曰威，陪葬金陵”。这些制度在汉代丧葬礼仪中不乏其例。

梓宫、温明秘器的使用。《魏书·太祖纪》东晋太元二年（377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营梓宫，木秭尽生成林”。表明是木质的棺椁。《魏书·叔孙建传》叔孙俊“泰常元年（416年）

卒，时年二十八，太宗甚痛悼之，亲临哀恸。朝野无不追惜。赠侍中、司空、安城王，谥孝元。赐温明秘器，载以輼辌车，卫士导从，陪葬金陵。子蒲，袭爵。后有大功及宠幸贵臣薨，赙送终礼，皆依俊故事”。这些制度也与汉制相通。

关于金陵的埋葬方式，宿白先生认为：“洛阳北邙墓葬制度自当沿袭盛乐平城时期的金陵”，“金陵时期的血缘纽带的原则比洛阳时期更严格”[27]。从文献记载的“葬”之严格，推测比较合理。但是，因为至今无法确认葬于“金陵”区的具体一座王陵形制，加之金陵有100多年的使用年限，分布可能又不在一处，是否一直保持原始葬制，这个问题值得考古进一步探究。

其二，北魏永固陵建立的意义。学者对文明太后永固陵的评价很多，“永固陵陵园的建筑布局及风格体现了北魏上层社会的思想观念以及对汉魏丧葬礼仪文化的认识与取舍，既有对汉文化的继承，也有北魏自己的创新。”[2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永固陵和万年堂的封土都是上圆下方，究竟有何寓意?

平城时期的太和年间，孝文帝汉化的改革已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项就是明堂和太庙的建立。《魏书·高祖纪》记有太和十五年(491年)夏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冬十月……明堂、太庙成”。“明堂的修建，反映了孝文帝对汉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认同，也反映了这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建都平城近百年，经过与汉民族文化的不断交流中，自身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高度。”[29]与此同时，正是太和十四年和十五年，冯太后葬于永固陵，孝文帝的寿陵万年堂也开始营建，更为巧合的是，这些明堂、陵墓建筑设计和主建可能都是由李冲主持并完成的《魏书·李冲传》载：“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这样，上圆下方的永固陵封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仿东汉帝陵的圆丘形封土，又融合明堂灵台的形制，从而达到金陵之后北魏陵寝建制的一个高峰，实现了陵寝制度一次大的转型。

其三，洛阳北魏(朝)陵寝制度确立的文化价值。总的来看，北魏洛阳的陵寝制度仿于东汉，但又不拘于东汉，这种由封土、洞室、陵寝建筑、石象生、垣墙、陪葬墓区等组成的模式，直接影响到之后的东西魏、北齐和隋唐时期的陵寝文化。“初唐永康、兴宁、献、昭四陵实施三种建制，诸陵雕刻在个体式样及种类组合方面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北朝模式。”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地宫的模式，也有着同样的示范意义。仔细观察宣武帝景陵地宫的构成，有三个特点：一是由长斜坡南向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这种平面略呈“甲”字形的墓室成为6世纪以后墓葬形制的主流。二是仿地上建筑越来越具体，如石门的使用(由门楣、门额、立颊、门下坎、门扇等青石构件组成)，棺床的设立。三是随葬品组合中具有南方青瓷风格的龙柄盘口壶、四系盘口壶器、唾盂等的固定使用，强烈地表达出这一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另外，洛阳发现不少刻画的石棺和壁画墓，其天象、宴饮、武士、帐帷、升仙、孝子图等等，不仅反映了对汉代传统文化的继承，也用最新的故事诠释出北朝时代中儒道佛文化交融的实态。

四、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的影响及地位

对南北朝制度的总体评价，陈寅恪先生所论非常精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模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30]但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贞观九年献陵是否模仿了光武帝原陵?

据《旧唐书·高祖纪》记载，(贞观)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由于贞观初，已修订贞观礼，高祖献陵的建制如何?成为朝廷上下注目的焦点。正因为“后高祖崩，有诏山陵制度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劳弊”之现象出现，引起了对“准长陵故事”的争议。《唐会要·陵议》记载：“司空房玄龄等议曰：‘谨按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诏曰：‘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献陵未“依汉长陵故事”，却按照东汉光武帝原陵的规模修建[31]。还认为“对照前举《古今注》和《水经注》的记载，献陵的建筑格局与东汉光武帝原陵的建筑格局大致相仿，并无二致。而献陵雕刻群随其建筑格局作四门神道列置方式，也当视为是对东汉体制的一个复兴”[32]。现在对照东汉帝陵的实际布局，仅仅从封土形制一个方面就可以判断，唐高祖献陵覆斗形封土最终仿照的还是汉高祖长陵，只不过营建过程中可能吸收了光武帝个人的“简约思想”。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演进的重要一环，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的特征和影响随着文物考古材料的增加，传统的一些认识不断被打破。如果从帝(王)陵封土的角度分析，可以总结为：东周至西汉为方形封土时期，东汉至南北朝为圆形封土时期，隋唐至北宋为方形封土时期，明清为圆形封土阶段，这一方一圆的阶段性更替，彰显出中国古代陵寝文化变化的特征，需要更深入的探讨。管窥之言，东周至西汉是古代陵寝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时期，而东汉至南北朝则是古代陵寝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时期，隋唐至宋代是扩张和繁荣时期，明清达到成熟和臻盛。

注释：

[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2007年征求意见稿);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文物》2007年第10期。

[2]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07年第10期。

[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文物》2005年第7期；郭建邦《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第3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5]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

[6]王保成、赵兰香《汉献帝与修武禅陵》，《中州今古》2003年第3期。

[7]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8]对于金陵地理位置的探讨，见李俊清《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1990年第1期；谢宝富《北魏金陵、桑乾、北邝、乾脯山西葬区研究》，《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第80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古鸿飞《北魏金陵初探》，《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9]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

[10]严辉《“陂池”——东汉帝陵封土的新形制》，《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20日第7版。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12]焦南峰《汉阳陵丛葬坑初探》，《文物》2006年第7期。

[1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文物》2005年第7期；郭建邦《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第3期。

[14]《晋书·礼志》记载“逮于江左，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告之事”。

[15]《魏书·源贺传》载“赐车及命服、温明秘器，陪葬于金陵”。

[16]谢宝富《北魏金陵、桑乾、北邝、乾脯山西葬区研究》，《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7]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

[18]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

[19]《北史·皇后列传》载：西魏文帝时，乙弗皇后“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

[20]王静《佛教石窟寺与陵藏》，《法音》2006年第1期。

[21]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22]黄朴民《“大一统”与秦汉历史地位再评价》，《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

[23]《太平御览》卷九O引《东观汉记》。

[24]《后汉书·光武帝纪》。

[25]王万盈《北魏制度转型论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6]李俊清《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

[27]同[21]。

[28]王雁卿《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9]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中国史研》2000年第1期。

[30]林通雁《初唐陵园雕刻与汉制及北朝模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3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2]沈琍《南朝陵墓雕刻造型风格研究》，第243页，南京艺术学院2005年博士论文。

[33]林通雁《初唐陵园雕刻与汉制及北朝模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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