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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型汉墓研究的思考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韩国河、朱津

原文发表于《文博》2015年第3期，28-32页

摘要：随着中小型汉墓资料的日益丰富，其研究思路和体系需要拓展和创新。研究广度方面，汉墓的分区研究需要完善，要用更广阔的视野进行对比研究；研究高度方面，需要对中小型汉墓进一步解读，上升至对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研究深度方面，对中小型汉墓的研究需更加细致化，科技分析方法要更多地应用其中。

关键词：中小型汉墓、研究现状、研究展望中小型墓葬是两汉考古学文化中最为丰富的遗存，如今相关的材料日益丰富，近年来更是成为博、硕士论文选题的热点内容。迄今，汉墓分区和分期工作基本完成，各地区的汉墓发展序列已经建立，这种状况似乎使中小型汉墓的研究陷入瓶颈。本文通过对中小型汉墓研究的现状做以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中小型汉墓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三点粗浅的意见。

一、中小型汉墓研究广度的拓展

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和开展国外考古学研究成为热点，其目的在于尝试解释古代中国之于东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于中国的问题[1]。张骞通西域后，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发，这些在考古学上都有较多体现。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中小型汉墓研究的视野相对狭窄，大多数研究仅限于国内。蔡万进先生提出用全球史观来重新构建秦汉考古学体系[2]，中小型汉墓是秦汉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该方面研究的广度需要拓展。

首先，汉代幅员辽阔，其疆域范围和人群分布同当今有一定的差异。汉武帝扩展了汉朝的疆域，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等四郡，在今越南境内设日南、九真等三郡。汉文化随之传入这些地方，学界也有相关的研究，如高久健二[3]、郑君雷[4]等先生对汉代乐浪郡的墓葬进行了考察，探讨其人群构成。汉墓的分区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俞伟超先生就将西汉前期墓分为六区[5]；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书中将全国的汉墓分为十四个区，对各区的汉墓进行分期，并分析各区汉墓的主要特征[6]。但是要全面了解汉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准确的分区状况，需要突破国内材料的束缚，探明“朝鲜四郡”与辽东地区、“越南三郡”与岭南地区汉墓的关系，从而更为全面得掌握汉文化的影响范围和分区状况。汉代活跃在北方的匈奴、鲜卑以及西域的大月氏、乌孙等民族的墓葬，其分布同样是跨越多个国家，其中匈奴[7]、鲜卑[8]等民族墓葬的研究，学界已有了较大的进展。

第二，中外文化交流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目前涉及中小型汉墓的内容突出表现在铜镜、玻璃器等方面，该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王仲殊先生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关注中日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不少都涉及中小型汉墓的内容[9]。李学勤先生对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汉镜进行了考证[10]。进入21世纪后，相关的论著逐渐丰富起来，研究的地域范围更加广阔。铜镜仍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笔者曾考察了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源流[11]；白云翔先生对中亚出土的汉式铜镜有深入的研究[12]；贾璞、于皓阳先生考察了百戏的发展特点，并阐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13]。谢崇安先生通过对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的考释，讨论了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14]。此外，日本弥生时代流行的方形周沟墓，据俞伟超先生考证这种葬俗是受到中国秦文化的影响[15]。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外文化交流是一个大课题，在汉墓研究方面，除了进一步加强汉代统治腹地汉墓遗存的分析外，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小型汉墓需要多层次的研究，此外还要加强对周边国家同时期墓葬资料的了解，从而能够较为全面的探讨汉代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第三，考古学的比较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要用全球史观对比其他文明发展状况。李学勤先生在《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中提出五个层次的比较研究，即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中原文化与边远文化的比较、中原地区与邻近文化的比较、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以及世界各古代文明的比较[16]。布鲁斯·G·崔格尔先生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商代中国、玛雅等七个记载丰富的早期文明进行了详尽的比较，从而发现早期文明显示出大量的跨文化统一性，特别是在社会政治和宗教领域[17]。公元1世纪前后的400年间，欧亚大陆的东西方并存着秦汉和罗马两大文明，二者之间又存在安息、贵霜两大帝国，通过跨文化的比较，不仅能了解各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更能深层次的考察各文明在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异同，而中小型汉墓是进行该方面研究的重要载体。

二、中小型汉墓研究高度的提升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18]。中小型汉墓的研究不仅要解决墓葬的分期和分区的问题，更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汉代的社会制度、组织结构等各方面内容。

“汉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总体的规律，其中包含的大量信息需要用汉墓资料来进行解读。俞伟超先生通过对汉代诸侯王和列侯墓葬形制的分析，总结了其渊源和演化过程，探索出汉代的埋葬习俗由“周制”转化为“汉制”，最后向“晋制”过渡[19]。此外，俞先生还从整体上分析了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概括了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总体特征[20]。“汉制”的形成，各地区的发展有不平衡性，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异，学术界有较多相关的研究。在区域性汉墓研究领域，郭德维先生通过墓葬材料讨论了江陵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文化面貌的转化状况[21]；张翔宇先生分析了西安地区汉墓的文化因素构成[22]；徐承泰先生以南阳丰泰墓地为代表，探讨了南阳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内涵[23]；刘晓明先生讨论了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融合的问题[24]；蒋晓春先生以重庆地区中小型汉墓资料入手，探讨了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25]。郑君雷先生总结了汉代边远地区汉化过程的几个类型，即“移民类型”“土生类型”“转生类型”“涵化类型”等，指出在岭南的汉化过程中产生了“次生越人”，这些人群是当地汉文化的代表[26]。杨哲峰先生选取了江东地区战国晚期至汉初墓葬中出土的陶瓷器，从器形和质地两方面来进行分析，探讨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转型[27]；杨勇先生通过对云贵高原战国秦汉墓葬的考察，探讨了该地区在这一时期各文化的融合以及汉化的过程[28]。在形制分析方面，李如森先生分析了洛阳地区战国至西汉洞室墓的源流[29]；黄晓芬先生分析了汉墓形制的变革，探讨了汉墓形制由竖穴式椁墓向横穴式室墓的演变过程[30]。夫妇同穴合葬是汉代葬俗的重要特征之一，相关的研究较多，有针对某种合葬方式的论述[31]；有通过合葬习俗来探讨社会制度变革[32]；笔者也曾考察过汉晋丧葬礼俗的演化过程[33]。近些年来随着汉墓资料的日益丰富，区域性汉墓研究成为热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硕、博士论文数量可达七十余篇，大多数论文都涉及“汉制”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汉墓研究大多停留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层面，该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提升至对汉代社会的综合考察。从汉代的政治制度来看，汉制的形成模式至少包括三类：中央直属的汉郡、诸侯国以及边远地带。因此在进行汉墓分区研究时，要考虑到汉代统治模式对汉墓在发展演变中的影响，反之要用考古资料对其进行解读。在区域选择方面，要注重与汉代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同时要注意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别对于丧葬文化的影响[34]。在讨论“汉制”形成的问题，还要注意分区的层次性，以上提到的三种模式为第一层次，在此之下的区域差异可划为第二层次，当然在文化复杂性较强的地区可考虑进一步划分，这样可以更全面得了解汉代的统一多样性文化。

从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可以看出，墓葬考古的研究重点应放在等级制度、墓地整体布局、墓葬反映的意识形态及宗教观念的演变等方面[35]。其中等级制度方面的研究是汉墓研究的薄弱环节，一些较为明确的两千石官吏墓和斗石官吏墓为重点研究对象，同时要注意两汉时期的社会制度状况，特别是东汉的封建庄园制度。目前学界通常将汉墓分为大型墓与中小型墓两类，两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很少，可参考“大传统与小传统”[36]的思路来进行。钱穆先生在《读诗经》一文中指出，“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又包括了小传统。”[37]余英时先生在讨论汉代的文化传播问题时也有相关的论述，“大传统是从许多小传统中逐渐提炼出来的，后者是前者的源头活水。不但大传统源自民间，而且最后又必须回到民间，并在民间得到长久的保存。”[38]以上的论述都说明了在东周两汉时期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汉墓研究方面，不能把大型墓和中小型墓的研究割裂，需结合文献资料，充分考虑汉代社会的文化背景，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建立起从上层到下层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从另一个角度看，“大传统”和“小传统”又分别代表了汉代的主体思想文化与地域文化，这恰恰是汉代统一多样性文化的另一种解读，“大传统”为“汉制”的主体内容，在区域性汉墓研究中，特别是在探讨汉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的方面，首先要辨清每个时期的“大传统”。

三、中小型汉墓研究深度的加强

中小型汉墓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尽可能地全面了解当时社会风貌。这需要在分区明确的前提下，针对性得选取某个区域或某个墓地来进行，注意汉墓中的每个细节问题，包括墓地分布、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的摆放位置等问题。此外，一些问题则需要借助科技分析的方法来进行。

墓地制度的研究，是了解汉代社会家庭结构、宗族关系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渠道。目前有关汉代墓地制度的论述不多，特别是涉及中小型汉墓方面，李如森先生从整体上分析了两汉家族墓地的形成和发展状况[39]；笔者也曾探讨了秦汉魏晋时期的家族墓地制度[40]。一个墓地的包含要素较多，从宏观上看，包括其周围山水格局、空间分布以及与城址的关系等方面；从微观上看，主要有家族墓的排列、墓葬形制、随葬品、葬俗以及陶文等方面。前者的研究可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来进行，选取的区域对象应根据汉代的行政区划，以一个或几个城址为核心来进行，在分期的基础上建立每个时期墓葬的空间分布模式，从而能更好地了解两汉各时期的墓地制度及其包含的丧葬思想。微观研究方面，可选取一个家族墓地来进行剖析，分析其中每座墓的具体年代，对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特征进行全方位解读，从一个研究点窥探汉代的社会结构。

随葬品组合的研究是汉墓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别在探讨墓葬分期方面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学界大多忽视了随葬品摆放位置的问题，汉墓的发展是逐步宅第化的过程，其核心思想是“事死如事生”，随葬品的空间分布对研究汉代丧葬制度的发展与成熟有重要研究价值。此外，随葬品的组合不仅仅包括了器形和形制特征，器物的装饰纹样和墓葬内的各种装饰和设置同样需要进一步整合，进而探讨整个墓葬空间内构造出何种场景。其中涉及汉代装饰墓的研究问题，杨爱国先生曾论述了墓葬内的装饰与随葬品的关系，指出墓室的装饰代替了部分随葬品的作用[41]。汉代装饰墓的研究论著数量较多，研究焦点大多集中于对壁画或画像内容的考释方面，信立祥先生对汉代画像石进行了综合研究，集中解决了汉代画像石的分区、分期以及题材含义等问题[42]。对于装饰墓的研究，同样不能忽视有关“组合”的问题，其中有三层含义，一是墓内装饰图案的组合；二是装饰图案与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组合；第三则是区域性的时代组合。其中前两种组合是第三层研究的基础，只有充分分析了墓葬中的各种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了解汉代社会思想信仰等方面的发展历程。

2000年以后，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考古研究中，为深层次地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帮助，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科技手段涉及中小型汉墓的研究较少。原因有二，其一是汉代已经建立了统一王朝，全国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甚至在饮食、服饰等方面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二，汉代的文献记载相对丰富，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均能从文献中找到相对合理的解释，如农业问题，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著作。而事实的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汉代是麦类遗存问题，从文献记载中可知，汉代是“五谷俱全”，麦类作物已是大面积种植[43]。从考古学上看，汉墓中出土的陶仓等器物上有较多关于麦类的墨书，此外在出土的汉简上常能见到有关麦的种植信息，如江苏连云港尹湾M6中出土的《集簿》木牍中记有“□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八]十□顷多前九百二十顷八十二亩”[44]。但从出土的实物遗存上看，汉代出土的麦类遗存以新疆、甘肃等地区居多，而两京地区的数量较少[45]。《西安东汉墓》中共45件陶仓内有植物遗存，其中粟的比例达45％，大麦和小麦的比例仅有7％和2％[46]。要解决这个矛盾冲突，需借助于对汉墓出土的人骨分析，其数量丰富，样品来源较为常见。首先是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选取典型的墓地按时代统计人骨中C3和C4的比重；第二是牙结石的提取，根据其淀粉粒的种类来辨别死者生前摄取的食物种类，两种方法互有利弊，需要结合进行，从而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此外，汉代是中外文化交流较为频繁的时期，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的汉墓资料尤为关键，通过体质人类学对出土人骨的研究，能更为直接地研究汉代疆域内的人种问题。

四、余论

中小型汉墓的发掘及研究是秦汉考古中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及任务，虽然考古发现的数量居历史时期墓葬考古的发现之首，但比较于两汉6000万左右的庞大人口数量，并考虑到400多年历史长段中人口的生死自然更替，几万或数十万座汉墓的考古发现仍然是微不足道。这种现象就要求我们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和公布墓葬信息，特别是对墓地资料的公布，包括其周围的地形、中小型汉墓地貌、与中心城址、聚落的位置关系以及完整的墓地平面图，在对资料采集方面，随葬品、人骨、埋葬材料等必须科学地收集，从而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完整的信息。

另外，墓葬的研究应当树立一种意识，也就是刘庆柱先生提到的“人学”研究[47]，在此基础上，对汉代墓葬的分析，尤其是考古材料反映出来的精神、意识领域现象的推测不能脱离汉代文化演进的基本框架，不能泛宗教化、更不能把墓葬材料当成汉代社会发生的全部史实，如何辩证、动态、全面、综合的透物见人的研究也是今后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总之，中小型汉墓的探讨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制度、社会、国家、民族、礼俗、人类体质、建筑等多方面的学科研究，如何在广度、深度、高度三个层次上加大提升力度，是我们秦汉考古领域学者与同仁的共同追求和责任。本文论述不太全面，仅仅是抛砖引玉。

注释：

[1]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2]蔡万进：《全球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3]高久健二：《乐浪古坟文化研究》，学研出版社，1995年。

[4]郑君雷：《从墓葬材料透视汉代乐浪郡的居民构成》，《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5]俞伟超：《战国秦汉考古》，北京大学油印本，1973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7]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8]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9]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兼论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考古》1994年第8期。

[10]李学勤：《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文博》1992年第5期；《重论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汉镜》，见《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韩国河、程林泉：《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源流述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12]白云翔：《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文物》2010年第1期。

[13]贾璞、于皓阳：《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百戏》，《中原文物》2012年第5期。

[14]谢崇安：《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

[15]俞伟超：《日本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见《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16]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加]布鲁斯·G·崔格尔著，徐坚译：《理解早期文明》，见《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19]俞伟超：《汉代诸侯王墓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20]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见《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21]郭德维：《试论江陵地区楚墓、秦墓、西汉前期墓的发展与演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22]张翔宇：《西安地区西汉墓文化因素分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23]徐承泰：《南阳秦汉考古学文化内涵及其历史诠释—以南阳丰泰墓地为个案进行的考察》，《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

[24]刘晓明：《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

[25]蒋晓春：《从重庆地区考古材料看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文物》2005年第8期。

[26]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27]杨哲峰：《文化变迁中的器形与质地—关于江东地区战国秦汉之际墓葬所见陶瓷器组合的初步考察》，《文物》2012年第4期。

[28]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29]李如森：《略论洛阳地区战国、西汉洞室墓的源流》，《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

[30]黄晓芬：《汉墓形制的变革—试析竖穴式椁墓向横穴式室墓的演变过程》，《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31]蒋廷瑜：《汉代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浅议》，《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吴桂兵：《西汉中后期的夫妇同穴合葬》，《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

[32]李如森：《从汉墓合葬习俗看汉代社会变化轨迹》，《史林》1996年第2期。

[33]韩国河：《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99年第10期。

[34]杨哲峰：《汉墓研究中的七种区域选择类型》，《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第7版。

[35]同[1]。

[36]这种研究思路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上世纪50年达提出，大传统代表了社会上层或城镇的精英文化，小传统代表了下层平民或乡村的大众文化。

[37]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

[3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39]李如森：《汉代家族墓地与茔域上设施的兴起》，《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

[40]韩国河：《论秦汉魏晋的家族墓地制度》，《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41]杨爱国：《汉代墓室建筑装饰与随葬品的关系》，《四川文物》2001年第4期。

[42]信立祥：《汉画像石分区与分期研究》；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43]卫斯：《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兼与(日本)西嶋定生先生商榷》，《文物季刊》1989年第1期。

[44]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8期；《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年第8期。

[45]韩国河、赵海洲、刘尊志、朱津：《中国秦汉时代物质文化史》，开明出版社，待版．

[46]赵志军：《西安地区两汉墓葬出土陶仓内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见《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47]周群、陈静：《“透物见人”：考古学的真实境界——访考古学家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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