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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考古：亮点尤多，为“多元一体”提供实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

原文发布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微信公众号2020-5-5

编者按：“中国不是中原”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考古观念问题。在汉代及早期考古和艺术史研究中，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西方学者的立场经常不同，他们各自之间也有差别。我们把“中央更新和边缘激变”看成是中国艺术史形成的整体进程，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是中原汉族不断地受到外来民族（主要是从西部草原过来的民族）的打击、影响以及在冲突中被动学习的后果，所以他们总是把中国的少数民族说成是“外来者”。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到底怎么界定？当时处在边缘地区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还是外族，还是后来融入或者消失在中国的古代民族？这在考古学上就成为大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郭物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这方面研究的整体的把握和推进，最近又有综述，现与读者分享。（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

边疆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地域范围和文化特点而具有独特的价值。2019年，边疆考古亮点尤多，比如内蒙古清水河县后城咀龙山时代石城址、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遗址汉代砖瓦窑、辽上京的宫殿遗址，新疆吉仁台沟口大型墓葬、巴里坤县海子沿遗址、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和唐朝墩子、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喀什汗诺依古城遗址，西藏梅龙达普史前洞穴遗址、立定遗址，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云南省鹤庆县蝙蝠洞遗址、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金平县龙脖河矿冶遗址，黑龙江省金上京城遗址，吉林省大金山遗址、长白山神庙遗址，辽宁省大凌河中上游地区野外调查、盖州青石岭山城。这些项目实施过程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及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良好态势，考古发掘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边疆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为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以及“一带一路”共识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

1.内蒙古

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四麻沟遗址调查与发掘，为丰富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裕民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资料与线索。

清水河县后城咀龙山时代石城址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所见最大的史前时期城址，也是“考古中国”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度发掘基本复原了后城咀石城瓮城形态，即由瓮城前通道、瓮城、瓮城城门、城门组成的半月形防御体系，这对于厘清龙山时代石城发展脉络、构建区域文化发展框架、辨析河套地区文明起源、复原龙山时代建筑工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水河县后城咀龙山时代石城址航拍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梁子古城遗址东区揭露的大型宫殿基址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尚属首次，这为辨识沙梁子古城性质、探讨建筑技术与规划布局、理解汉代城址的功能以及城址间的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

辽上京宫城中北部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推进辽上京城址布局的研究，新发现的宫城建筑基址是继宫城东向中轴线上一号殿院落之后又一重要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辽上京城址时代沿革的内容增加了辽上京宫殿建筑的新类型。

辽上京宫城中北部建筑基址

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七家子村七家子墓地M1地下石室的发现表明，祖州石房子可能是短暂停尸及举行入葬仪式的地方，发掘者推测与阿保机的临时埋葬有关。而M1等墓葬形制、出土的玻璃器等随葬品对探讨辽代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黄土坑遗址的发掘，证明其为辽代中期《辽史》所载的辽“滦河行宫”及辽“夏捺钵”之地。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黄土坑遗址航拍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哈拉合少乡公忽洞村金代磁窑边堡进行考古发掘是探讨金代西南路招讨司辖域界壕边堡建制、运营模式、边防屯田、生业形态等方面的考古新资料。

2.新疆

2019年是《新疆考古工作规划（2018-2022）》全面实施的第二年，国家文物局强化国家主导，服务新疆大局，积极将新疆考古纳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作为“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的先行项目，从重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的高度开展工作。配合基建的项目也有序开展。项目实施过程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及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良好态势，考古发掘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遗存价值内涵、学术意义进一步丰富。

2019年7-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通天洞遗址第五次考古发掘工作。这次工作共发掘面积135平方米，出土陶器、石器以及动物骨骼等。另外，一些遗迹现象值得关注，如灶坑、柱洞等，结合去年的发掘情况，遗址中可能存在较大型的祭祀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继续发掘博尔塔拉州温泉县呼斯塔遗址，旨在全面揭露整个遗址。

2019年6-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联合对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墓葬区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确认了一座大型墓葬，初步摸清了大墓的年代、结构及营建过程，对于研究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墓葬形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丧葬思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吉仁台沟口墓室航拍

西北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东天山考古队在新疆巴里坤湖边缘首次发掘出青铜时代大型聚落遗址——海子沿遗址。该遗址位于新疆巴里坤县巴里坤湖南岸1公里，距今已有3300年历史，建筑群中部房屋建筑东西长34米，南北宽25米，由大块砾石堆筑的石构墙体围砌，南部、东部有石基土墙的附属建筑，房屋内有石墙或泥砖土墙分割出相互连通的多个房间。该遗址大型房屋建筑群沿用数百年，期间经过多次使用、失火、修缮和改扩建。该遗址人群是以定居农业兼营畜牧业为生业方式，与以往巴里坤山北麓发掘的兰州湾子遗址、石人子沟遗址、红山口遗址属于同时期、同一人群的遗存。历史时期考古方面，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和卓尔库特古城作为“汉唐军政建置体系考古研究项目”的子项于2018年启动正式考古发掘，2019年继续发掘。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清理出不同时期遗迹单位和遗物。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期，废弃年代不晚于汉初。卓尔库特古城根据相关发掘遗物遗迹推测，该城汉至魏晋时期应为塔里木盆地东北缘的一处高等级城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的发掘确定了城门入口，对内城北墙的进一步发掘清楚了内城和子城连接处墙体的形制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喀什市汗诺依古城发掘了城墙转角。发现了特殊窑址，由采集的釉陶、多彩玻璃、水银瓶等器物推断当地或已出现玻璃作坊。汗诺依古城应为唐代疏勒都督府所在或疏勒十五州之一。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发掘了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发现的寺庙遗迹、若干残缺的石膏佛像、若干钱币、大量的陶片和动物骨骼等，对研究当地佛教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联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奇台县汉代石城子遗址发掘现场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奇台县石城子发掘清理出基本布局和出土大量文物，为汉朝修筑使用的军事性质城址，推测其为史书所记载的“疏勒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庭故城遗址的发掘清理出6号佛寺及相关遗迹，基本确定了各城门及内、外城护城壕的位置和规模。中国人民大学在奇台县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工作初步掌握了城内遗存的分布情况，基本摸清其结构和整体布局，出土大量文物。初步认定古城始建于唐代，沿用于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推测其为唐代庭州所辖蒲类县治所。

北庭故城6号佛寺遗址

北庭故城内城西门城壕出土莲瓣纹瓦当

2019年4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兰州大学、西北大学、中科院遥感所等合作，对白杨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在拉甫却克古城西北新发现墓地、佛寺、仓储等建筑遗址，9-12月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主要有斜坡墓道墓、偏室墓和地面葬。此次拉甫却克墓地发掘出土的仿东罗马金币、萨珊波斯银币、金戒指、瓜棱珠大耳环等器物，以及口含萨珊波斯银币、手握开元通宝的丧葬习俗，均反映出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显示出哈密在丝绸之路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3.西藏

2019年西藏的考古工作虽然不多，但成绩斐然。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团队在青藏高原发现了史前的洞穴遗址梅龙达普洞穴。在海拔约4600米处、距今至少4000年的两个独立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岩画等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西藏东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立定遗址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首次在该地区发现了麦类、粟类等混合农作物。与此前在藏南腹心区域发现的山南昌果沟遗址等相近。这是迄今为止西藏林芝市境内发现并具有科学年代数据的第二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为西藏东南部史前遗址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也为讨论西藏史前社会生业模式、农作物的扩散与东西方交流、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以及史前时期西藏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4.青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联合对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进行发掘。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深达十多米。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和后室均绘壁画，内容有武士牵马迎宾、宴饮舞乐、狩猎放牧等内容。墓顶绘有各类珍禽异兽、祥龙飞鹤、日月星辰等图像。在对墓室整体搬迁时，在后室西侧木椁外墓底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的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箱内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推测墓主是唐吐蕃王室成员，为了解唐吐蕃在该地行政与军事建制情况提供了线索。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自治州民族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青海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进行阶段性考古发掘，首次在这个墓园建筑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木质门道结构，墓上祭祀建筑，刷新了我们对热水墓群的认知，也确认了热水墓群所处在丝绸之路青海道路上的重要地位。该墓葬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所发现的高规格陵墓当中保存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的一座墓葬。墓园建筑由茔墙、封土、回廊和祭祀建筑组成。墓道内发现有殉马坑，墓圹填土中发现殉人，发掘出藏文木简、金银带具、丝织品、漆器、绿松石、水晶等大量文物。

5.云南

2019年云南省的考古取得很多新的重要进展。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金墩乡蝙蝠洞遗址为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分上下两个文化层，均出土了丰富的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等遗物。遗址上部文化层的年龄可能在距今10万年之内，遗址下部文化层的年龄可能大于距今10万年。遗址出土石制品与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砾石石器文化有较大差别，与北方地区的小石器文化传统也有很大差异。蝙蝠洞遗址对于探索和分析区域内现代人的出现方式以及古老型人类和现代人之间的依存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发掘和研究对于大理乃至滇西地区史前历史的研究以及远古人类技术和行为的探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蝙蝠洞遗址发掘现场

楚雄州元谋县乌东德水电站库区丙弄丙洪遗址发现窖藏1处，出土铜器19件，器类有戈、臂甲、杯、剑鞘、盾形饰等，出土器物明显受昆明夷和滇文化的影响。同时，丙弄丙洪遗址发现的口沿饰附加堆纹的侈口深腹罐、石构建筑和石棺墓等遗存为研究古代人群的迁徙和“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提供了新的证据。

昭通市巧家县蒙姑镇白鹤滩水电站库区段家坪子墓地，遗址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清理石棺葬等遗迹705处，出土随葬器物998件。发掘成果为构建金沙江中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石棺葬考古学文化序列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武定县己衣镇江西坟遗址是金沙江中游南岸一处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址，遗址发掘的500余座墓葬以土坑墓为主，江西坟遗址的发掘为金沙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元谋县江边乡龙街村委会腊甸村腊甸遗址。早期地层和遗存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其较晚阶段与江边遗址发掘区域较早阶段的时代相当，文化面貌相似。墓葬形制可分为土坑墓和石板墓两大类，其中部分石板墓带有河卵石砌筑方形墓围。墓围中埋葬一个或多个墓葬，这种现象较为特别，在云南属首次发现，与金沙江流域的其他遗址以及滇西、川西南等地区的诸多考古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师宗县漾月街道新村社区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有重要发现，初步判定这是一处战国秦汉时期与“西南夷”有关的土著青铜文化墓地，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楚雄州武定县东坡乡白马口村委会向阳村白马口遗址的发掘。清理了一批重要遗迹，出土了较多的遗物。年代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出土的石范也对研究西南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2019年发掘的河泊所村的西南角，是类似孤岛的一片区域，可能为重要的祭祀区。其西面和南面的临水一侧还用碾碎的螺壳装饰和加固。大量婴幼儿的瓮棺（釜）分布在岛上的东北角和东部，成排、成列的规模较大的柱洞分布在岛上的西南角。在这两组主要遗迹现象的中间，分别分布有整头牛（西北部）、猛犬（东南部）、正中则分布三个竖穴土坑墓穴，穴内分别葬有三具人骨，仰身直肢，均为青年男女，三座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在90号灰坑中发现了“滇国相印”、“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证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封泥的发现为了解滇国附汉后的政权性质、行政模式和职官制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滇国相印”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红河州金平县东部的勐桥乡卡房村委会龙脖河矿区龙脖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炉窑是最重要的发现，共有28座，是云南地区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的早期冶炼炉窑，填写了云南冶金史的空白。此次发现的碗式炉窑，是秦汉之前在中国整个南方地区是未曾发现的。从遗址区发现的古矿洞、铜矿石、窑炉、炼渣以及陶石范等来看，龙脖河遗址的功能性质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一处及开采、冶炼、铸造为一体的早期矿冶遗址。龙脖河遗址是云南甚至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铜矿冶遗址。龙脖河遗址所在的红河流域，青铜文化方面属于“滇东南文化类型”，刚好位于云南的滇文化与越南的东山文化的之间地带，遗址对研究三者在青铜文化交流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实物资料。

6.黑龙江

2019年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和勘探饶河小南山遗址，对小南山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尤其是玉玦等大量玉器的发现为我国玉文化的起源和传播研究又增添了资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甘南查哈阳农场太平湖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细石叶遗存。

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大庆市大同区太阳升镇九间村九间遗址的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此大规模的非城类遗址，在黑龙江地区辽金时期遗存中是罕见的，通过发掘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此类遗存在辽金时期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齐齐哈尔洪河遗址的发掘清理出清至新石器时代等四个不同时期遗存。为嫩江流域新石器晚期至清代的考古学研究和人群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金上京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对认识上京城内道路、排水系统和低等级建筑等构筑情况增添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7.吉林

2019年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金山遗址清理了房址、灰坑、灰沟等遗迹，为东辽河流域青铜——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围子里遗址发掘清理了灰坑、房址、围沟等遗迹遗迹，对吉林省中北部西团山文化与汉书文化交汇区域，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探索和谱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材料。

高句丽山城区域系统调查项目、霸王朝山城外围遗址点项目同时开展，新发现大量高句丽时期遗址点，并清理了高句丽时期房址等遗迹，在高句丽聚落组织形态等方面取得了颠覆性认识，为高句丽山城考古工作确立了新标尺。

延边磨盘村山城考古的发掘厘清了山城功能分区、道路系统，为完善对东夏国都城城市功能、结构布局的认识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延边古城村寺庙址发掘到位于佛寺中轴线西侧大型建筑台基一处，年代为渤海国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对佛寺平面布局的认识，为深入开展渤海国佛教建筑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长白山神庙遗址发掘进一步完善了对神庙平面布局、功能分区的认识，为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利用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

8.辽宁

2019年辽宁大学考古系等对阜新兴隆洼文化时期他尺西沟遗址进行了发掘。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顺利完成了大凌河中上游地区凌源市南部地区的野外调查，在大凌河西支、大凌河南支部分地区和青龙河流域共发现先VB秦时期遗址190余处，其中，红山文化遗址（墓地）共57余处，遗址49处，墓地8处。调查为进一步认识凌源地区红山文化遗存特点、分布规律以及未来开展聚落考古学研究等工作奠定了丰富的材料基础。2019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朝阳马鞍桥山遗址展开第一次发掘。通过发掘确认了该遗址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早期为主体的聚落址，但是其中包含有早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马鞍桥山遗址是辽宁省首次发掘红山文化早期的大型聚落址。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沈阳市新民市法哈牛镇巴图营子村北崴遗址进行了5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首次发现了一批年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首次发现了战国至西汉早期的遗迹，为研究战国燕、秦及西汉在辽东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二号建筑址础石结构

盖州山城城门楼发掘现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本溪王义沟遗址进行第四次考古发掘。西汉早中期，共发现房址4座、灰坑3座、沟1条。遗址内出土20余件铁钁，说明当时使用铁钁已是很普遍了。为高句丽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继续对盖州青石岭山城发掘，发掘一号蓄水池东南侧探沟、东北角楼。一号蓄水池东南侧冶炼遗物、动物骨骼、踏碓遗迹、大量陶器、瓦件（瓦当、板瓦、筒瓦）等发现，推测这一区域可能是当时的生活居住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为了解山城的布局提供了新的线索。通过发掘，东北角楼的形制、建造过程和毁坏清楚呈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两组对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三地展开高句丽、渤海相关考古遗迹的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共涉及城址31座、墓葬218处、遗址和关隘21处。在下堡山城外发现采石场1处，这是辽宁省内首次发现明确的高句丽城外采石场。

（本文撰写得到刘旭、李文瑛、孙金松、于建军、王永强、仝涛、王飞峰诸位同仁的大力支持，提供了文字和图片，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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