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韩国河：简论坡形墓道

简论坡形墓道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韩国河

原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107-111页

摘要：坡形墓道或称斜坡墓道，是今天考古学中常见的术语。而古人称墓道为“隧”或“羡”。从夏商至秦汉时期，坡形墓道的使用存在着一个不断“下嫁”的过程。其存在的作用与“阴宅”构筑的便利、身份等级的差别、“事死如生”的社会心态相一致。

关键词：坡形墓道；竖井墓道；事死如生

坡形墓道，又称斜坡墓道。它的相对词是竖井墓道或竖穴墓道。坡形墓道在商代产生后，一直被延用至近代。它的存在和发展，与土葬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唐明清时期，它和洞室构成“地下建筑”，象征着地上的住室和宅院。需指出的是，坡形墓道在汉唐时期被广泛使用之前，经历了一个不断“下嫁”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着性质的变化，即由最高统治者专用的东、西、南、北四面坡形墓道，到一般平民使用单一的坡形墓道。这种变化从商代到西汉时期非常清楚。下面就坡形墓道的名称、特点、发展变化、性质和作用等方面作一点简单的分析，求正于同志们。

一、坡形墓道的古代名称

坡形墓道或斜坡墓道，都是我们今天的考古学术语，古代人并不这样称呼，而称为“隧”或“羡”(Yán)。《辞海》中释“隧”，有三个意思，一是指“隧道”、地道；二是指道路；三是指墓道。《辞源》中释“羡”通“埏”，指墓道。文献中记载这种称谓的有：《左传·僖公廿五年》、《国语·周语》中，晋文公定周襄于郏，“请隧以葬”，遭到周王拒绝。贾谊《新书·审微》中释曰：“古代周礼，天子葬用隧，诸侯具下。”《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共伯弟)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南史·豫章文献王嶷传》云：“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左传》、《国语》成书于东周时期，可见称坡形墓道为“隧”，应始于西周时期或稍前，“羡”的称呼应在东周以后。

斜，《辞源》中释“斜”为不正之意，《礼乐记》中就有“中正无邪”，释文“邪字又作斜”。坡，《辞源》中释为地形倾斜的地方。《说文》中有“阪也”之意，又可写作“坂”。可见，斜坡二字在汉代尽管已有，但不表示墓道之意，今天考古学中称“隧”、“羡(埏)”为坡形墓道或斜坡墓道，概取其形而命名也。

二、考古材料中反映出的坡形墓道概况

目前，考古材料中发现最早的坡形墓道是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大墓[1]，益都苏埠屯也发现两座[1]。其次，依据考古发现，扼要举例。西周时期有宝鸡茹家庄1号墓[1]、北京琉璃河燕侯墓[1]、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1]。东周时期的有洛阳“王城”中部的几座战国时期墓[1]、易县燕下都城内的二十三座大墓[1]、辉县固围村魏国王室墓[1]、河北中山王墓[1]、秦人的东陵[2]和西陵[1]。秦统一后的秦始皇陵[1]和上焦村的十七座陪葬墓都有坡形墓道[1]。西汉帝陵，除文帝灞陵(崖墓)可能为一条外，余均为带四面坡形墓道的竖穴土圹墓[3]。比西汉十一陵要早的太上皇陵，也有四面坡道[4]。比帝陵低一级的诸侯王、列侯墓(崖墓系列除外)，如杨家湾四、五号墓[1]、石家庄张耳墓[1]、山东临沂刘疵墓[5]、长沙马王堆汉墓[1]、象鼻嘴1号墓[1]、陡壁山曹女巽墓[1]、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6]、广西罗泊湾1～2号墓[7]、广东南越王墓[8]，等等，都带有坡形墓道，它们的年代属于西汉早期。须指出的是西汉中期兴起了一种“凿山为穴”的崖墓，以满城汉墓为代表[1]，都有一条长斜坡墓道。汉代中小型墓使用坡形墓道的情况，各地区不尽相同。以关中、洛阳地区为代表，关中地区在西汉早期已发现有的汉墓使用了坡形墓道，如西安龙首原汉墓M68、M69[9]，洛阳地区从东汉早期才开始流行坡形墓道[10]，这种情况，反映出了关中、洛阳地区的历史、地理条件的差异程度。

东汉帝王陵，目前没有详细的材料，推测可能是带有四面坡道或者是一条坡道。从西汉晚期开始，二千石以上官职的大墓，一般只设一条坡形墓道，如定县北庄汉墓[1]、汉司徒刘崎的家族墓[11]及汉太尉杨震家族墓[12]，不见二条坡形墓道的墓。

魏晋以后至明清时期，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将相，除竖穴土坑墓外，只要用坡形墓道，就只有一条。而唐代带有多天井的长斜坡墓道，两壁往往绘制有壁画，如贞观四年李寿墓[1]。

在本文的题头中，我们曾提到了竖井墓道，它的存在时间也很长，始于新石器时代[13]，流行于战国时期，盛于汉唐时期。考古材料证明：使用竖井墓道的墓主身份一直比较低，属于社会的中、下层阶级(新石器时代除外)。但是，它既然和坡形墓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关于南方楚墓使用坡形墓道的情况，本文没有涉及，楚的先君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汉别俗”，楚墓使用坡形墓道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在楚墓分类问题中，已有同志谈到了。[14]

三、东汉以前坡形墓道反映的等级差别

对于殷墟王陵区的论述，杨锡璋先生在《商代墓地制度》[15]一文中说：“西北冈的大墓并不一定全都是属于王陵的，可能只有几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其形制和规模才够得上王陵。其余四座，因只有两条或一条墓道，规模又小，可能属于王的配偶或其他人的”。这段精辟的论述，在以后的考古发现中，又得到了印证。西周、东周王陵还未发现，情况不明，但同时期诸多的王侯墓，仅使用2条或1条坡形墓道，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东周时期，使用坡形墓道的等级还比较严格，否则就如同周襄王说晋文公“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这种等级制度，商代已经形成，周代已定为礼制，秦汉为之延用。

三个等级是：第一，带四面坡形墓道的王陵；第二，带有二条坡形墓道的诸侯王或王的配偶墓；第三，带有一条坡形墓道的墓，墓主身份复杂，秦汉时期为中下层阶级所使用。

在第一个等级内，存在着几个问题。商代末期益都苏埠屯发现的四面坡形墓道的墓，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薄姑氏君本应使用二条坡道才合乎其一个方国君王的身份，但由于商代末期各种矛盾激化，政治腐败，商朝和各方国的隶属关系越来越松驰，薄姑氏君僭越使用四面坡道，表明了他的地位可以和商王抗衡，从而说明了商王朝大厦将要倾覆的政治形势。

秦人的“西陵”，主要属春秋时期，“东陵”属战国时期。在西陵中，秦公大墓还多使用二面坡道，到东陵时发生了变化，开始使用四面坡道。这种情况和秦人本身变化有关。据文献可知，秦惠文王是秦国第一、二个称王的，他卒于公元前311年，“葬公陵”，称王的含义，就在于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政权，俨然以“秦天子”自论，所以秦东陵中使用四面坡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汉帝陵中，有诸多同茔不同陵的夫妇合葬陵墓。勘探表明，这些帝后陵有可能采用四面坡道的葬制。我们知道，刘邦的父母(太上皇和太上皇后)陵分别使用的是四、二条坡道，基本合乎葬制，但以后帝后也使用四面坡道，表明了帝后地位的升高。历史也表明了西汉诸多帝后参政、议政、听政的权力是越来越大。

可见，遵守礼规的条件是受权力制约的，一旦权力增大，便有僭越情况发生，四面坡道的使用过程，正说明了这个历史规律。

第二个等级是属于王公、诸侯等级别的墓。战国时期，关东诸国纷纷称王，但由于东周天子还依然存在，也只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使用葬制上，还多使用二面坡道，中山王陵最具有代表性。

第三个等级的身份复杂，相同的是都使用一条坡道。它包含了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墓主的身份和第一、二个等级有交叉。例如，战国时期洛阳“王城”内出有“天子”圭的墓，看其随葬品及墓葬规模，等级要高，但仅墓的南端带有一条长40米的坡道，说明了该地区周礼的束缚性较强。到了秦代，秦始皇陵的上焦村十七座陪葬墓，都有一条坡道和壁龛，墓向朝西，推测死者可能是被赵高等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及始皇原来的某些近臣。这种情况表明，若按其原来身份正常死亡，埋葬规格要高，由于处于强制杀戮下的殉葬，一条坡道足矣。

西汉初年发现的十余座诸侯王、列侯级别墓，除张耳墓用两条坡道外，余均是带有一条坡道的竖穴木椁墓，按照他们的身份，应该和张耳墓一样。历史表明，张耳属六国后裔贵族，比其他十余个诸侯的身份，可谓资格要老，使用二条坡道，无可厚非。其他诸侯王、列侯的身份和东周时期的诸侯身份相比，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属于汉王朝的一个封国，用人权力在中央，封侯是为了采邑。而东周时期的诸侯不仅有经济大权，也有军事大权。这种权力结构，注定了汉初诸侯王、列侯一般使用一条坡道。当然，这也和坡形墓道的地位下降有关系，下面就要论及。

另一种情况代表了普通性，即秦汉时期发现的一些中小型墓葬，都使用了一条坡道。坡形墓道的广泛使用，表明了它的原有使用制度从商代到汉代经历了一个“下嫁”的过程。西汉早期发现的小型墓的斜坡墓道长一般不超过10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天子、诸侯、大臣从商周之时追求用鼎制度的习俗中已脱离出来，新向往的是盛大的丧葬仪式、蛟龙玉匣和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等礼制，坡形墓道的数目，除西汉天子应用四条以示权力外，诸侯王、列侯一级的墓主是否一定使用一条坡道，已不受重视。另一方面是在“事死如生”的大背景下，一般中小地主也力求死后进入“天堂”，建造坟墓自然向高一级模仿。再说，坡形墓道便于上下出入，挖掘省力省时，这样，在西汉中期它的使用逐渐普及开来。

四、坡形墓道的发展和变化

从商代到秦代，坡形墓道的发展一直和竖穴土坑墓紧密结合在一起。各个时期、不同地区发现的坡形墓道，长短不一，宽窄不一，这种情况和该时期墓主本人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关。如商代的版图较小，以后是越来越大，社会财富积累是越来越雄厚。所以，商王陵南北通长100米的墓道在商代是首屈一指的，但和始皇陵比起来，又不可相提并论。

秦始皇陵上焦村陪葬墓的发现，打破了传统的坡形墓道和竖穴土圹相连的格局，出现了坡形墓道和土圹洞室相连的结构，从此为地下模仿地上的建筑模式，提供了空间场所。坡形墓道的作用也就更加形象化，成为墓主灵魂的出入通道。

两汉时期，各地的汉墓中还多发现坡形墓道和竖井墓道并用的墓例，时代大约在西汉中期以后，如西安净水厂M55[16]，这种并用的结构是不是唐代“天井制度”的前身，还有待于探索。

汉代坡形墓道中，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阶梯斜坡，一种是带二、三层台的斜坡，二者或共存一墓。前者一般出现在东汉时期，关中地区仅发现户县一例[17]，洛阳地区存在较多。这种阶梯斜坡的作用对上下出入、开挖墓室乃至后代合葬都带来了方便，所以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清朝。墓道两壁带二、三层台的作风，和墓室的多台阶结构是相互联系的。资料表明，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M6[18]，南北墓道有上、下两层台阶，壁上有柱洞，所以说，阶梯墓道和设置二、三层台阶的作风，很明显和仿地上建筑有关，下面还要论及到这个问题。

魏晋以后至明清，所有使用坡形墓道的陵、墓都只有一条坡道。这一方面和坡形墓道的地位下降相关，另一方面也因为许多帝陵“依山为葬”，穿凿多余的坡道不实用，也不方便。再说东汉以后，上陵之礼形成，王侯将相重视的是陵寝制度、祠堂祭祀，是否用四条、二条坡形墓道的重要性，早已为人所忽略。

坡形墓道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它的方向。考古资料证明，商周之时除王陵外，南北向居多。秦的西陵、东陵以东西为主，汉代是杂乱无章，东西南北皆有。唐代以向南为主，以后各朝代的墓葬没有统一方向。但如果是一个家族墓群，往往有一定固定的墓向。

商代王陵区的12座墓，平面图表明，四面的坡形墓道以南墓道最长；二条坡形墓道的仅见南北方向，一条的仅见南向。西周时期的弓鱼伯墓带一条南向坡道，燕侯墓带南北向的二条坡形墓道。战国时期的魏王墓都是带南北向的二条坡道，中山国王陵也是同样，从而说明了商周之时尚南北，又以南向为主。

我们知道，古代先民们很早就树立了对死后力求“仿生”的观念。到东周时期，形成了“事死如生”的礼制，正如荀子所讲：“礼者，谨于治生死也”，“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圹垅，其貌象室屋也。”由此可见，四面坡形墓道和二面坡形墓道的陵墓是模仿了当时的城址或宫殿。一条南向的坡形墓道和古代宫殿、房子建筑南面设门有关。

已发现的商代盘龙城遗址[1]，1号宫殿基址是南边设门。西周的凤雏大型建筑基址也座北朝南，南面设门[1]。东周的曲阜鲁城中间，也有贯穿南北的中轴线[1]。所以地面建筑和地下墓葬的相似，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存在着相互印证的关系，四出的坡道象征着四面设门的城址或宫殿。二条坡道表示出了中正的南北中轴线，故绝对不见三条坡形墓道的陵墓。一条南向的坡道，隐喻了南向的重要性，当然也和房屋向南向阳、取光便利有关。

至于秦西、东陵东西向的问题，很多同志在论述别的问题时已谈到了，主要的佐证材料有一点，就是“秦人西来说”[19]。秦人九次迁都的最后三次，是雍城→栎阳城→咸阳城，很明显有一个东移的过程，预示着秦人势力的发展方向。秦西陵中的坡形墓道都以东墓道较长，就含有这样的道理。

汉代墓向之所以杂乱无章，主要和汉代的迷信思想有关，人死后要“相地而葬”，古称“堪舆之术”。汉代人选择墓地的条件一般是在高地，高地附近还多有湖泊、河流，表明了一种“头枕高山，脚踩河川”的迷信思想。当然，江湖海河不一定都处于脚踏的位置，而是说明这种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和墓主追求“五福”是一致的。这种状况，决定了汉代墓葬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墓向，但东汉时期开始广泛流行的家族墓地，往往有固定方向。如弘农吊桥家族墓地的方向朝南。

唐代墓葬南向的规律和仿古及迷信有关，这里不再赘述。至于以后朝代的墓向，情况大体同于汉代。

五、坡形墓道和竖井墓道的关系

竖井墓道是相对于坡形墓道而言的，它一般是和洞室墓联系在一起，极少发现和土圹墓室相连在一起的墓葬。

竖井墓道出现的时间虽然始于新石器时代，但商代西周墓葬中不见。大约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兴起，产生的原因当然和一直盛行的土圹墓有密切关系，因为土圹挖深后，随便向四方任何一方掏成洞室，即成洞室墓，原来的竖穴变成了竖井墓道。东周时期，“事死如生”的呼声很强，天子、诸侯的陵墓多“写仿宫室”，中小贵族也一改过去竖穴土坑葬的习俗，改挖洞室放棺，以像生前居住的房屋，竖井墓道便成了出行所用的通道。战国时期存在的平行式、直线式、偏洞式墓葬，就是洞室墓开始兴起后，方向、位置不统一的“原始性”表现，到了汉代中期以后，统一成为直线式。

唐代至明清，竖井墓道一直存在，但它也一直和斜坡墓道并行使用。

所以说，竖井墓道是出现在社会中下阶层坟墓中的一种墓道，它的存在和使用是对坡形墓道的一个补充。一旦坡形墓道“下嫁”到一般平民都能使用时，竖井墓道在这个阶层的地位也黯然失色。

六、坡形墓道的性质和作用

在上述的诸问题中，亦多亦少涉及到了这个题目。首先分析一下帝王陵四面坡道的含义。殷王陵、秦东陵、始皇陵、西汉帝陵的四面坡道，固然和出土方便有关，但决不排斥它也是王的一种埋葬礼制。《尚书·舜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汉书·梅福传》：“犹如帝王在，开四聪近直言之路。”《皇贤》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可见开四门、四通，无疑是王权无所不在的象征。在论述墓道方向时，曾提到了王陵的葬制是模仿了城址或宫殿，那么坡形墓道的性质也和它们有密切的关系。考察一下坡道内的随葬品，可以发现殷王陵俨然是一座“地下宫殿”，坡道内有执戈的护卫奴隶、有饲养犬马的奴隶。这种状况在始皇陵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地宫四周的围墙以及通向地宫的四面坡道，不正是秦咸阳宫的再现吗?

《吕氏春秋·安死篇》说：“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四条坡道的正道(始皇陵是东坡道)成为墓主灵魂的出走通道，由此可见，如果说商王陵四面坡道象征着城址或宫殿还显得原始、模糊的话，到秦汉之时的帝陵布局，已表现得非常明朗。

其次，着重探讨一下一条或二条坡道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和作用。

殷墟武官大墓的坡道中埋有人和马，人和马又分别和铜戈、马饰同出[1]，可见这种殉葬形式十分注重它们原有的实用性，这一点同殷王陵相同。东周时期，洛阳“王城”出“天子”圭的墓中发现了壁画，但内容不清。西汉晚期，壁画墓兴起，但未见墓道内作壁画，不过，存在着和隋唐墓道壁画起同等作用的随葬品。西安市东郊沙坡清理的“利成”汉墓[20]，已说明了这个问题，墓道“外藏椁”箱内有骑马仪仗俑和侍俑，这是车骑出行的场面，墓道自然成为出行的通道。这个结论，从另外的一个侧面也可证明。如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墓M6，带有南北两条坡道，坡道为上下两层，壁上有柱洞，洞内土坯垒砌，抹草泥，做成假柱，和墓室壁柱洞结构相同，这种情况表明了南北墓道象征前后楼阁通道和象征地下宫殿的墓室联系在一起。此种状况，在杨家湾四、五号汉墓中表现得很突出。所以说，城址宫殿建筑的通道是在平面上布局的，而坡形墓道是通过上下立体层次来说明问题的。

总结以上墓道的性质和作用，不外乎有三，一是为筑墓人取土方便、上下容易；二是作为墓主灵魂出走的通道；三是权力的象征，主要指四面坡道，二面或一面的坡道也反映了生前的居住情况。

补记：此文是我读研究生期间的作文，时隔十余年，虽然增加了不少有关“坡形墓道”的新考古材料，但并没有影响该文的观点和结论。如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晋侯墓地(《文物》1993(3)、1994(1)、1994(8)、1995(7))。推测M64的墓主是晋穆侯，使用了一条坡道，之前的M8(晋献侯)、M1(晋僖侯)同样都使用了一条坡道，合乎周礼规定。但是两周之际的晋文侯(M93)和晋穆侯的次夫人(M63)却使用了南北向的两条坡形墓道，这种“僭越”的行径，和晋文公“请隧以葬”的记载相吻合。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文物出版社，1984.

[2]王学理.咸阳帝都记[M].230页，三秦出版社，1999.

[3]刘庆柱.1981-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J].考古，1984，(10).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4]刘庆柱.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及发掘[J].考古学报，1985，(3).

[5]山东临沂西汉刘疵墓[J].考古，1980，(6).

[6]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阳侯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8，(8).

[7]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8，(9).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J].考古，1982，(4).

[8]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J].考古，1984，(3).

[9]韩保全，程林泉，韩国河.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10]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M].科学出版社，1959.

[11]夏振英，呼林贵.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族墓的清理[J].考古与文物，1986，(5).

[12]王仲殊.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J].考古，1963，(1).

[13]谢端琚.试论我国早期土洞墓[J].考古，1987，(12).

[14]郭德维.楚墓分类问题探讨[J].考古，1983，(3).

[15]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J].考古，1983，(10).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队.西安净水厂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0，(6).

[17]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J].考古与文物，1980(创刊号).

[18]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墓葬[J].文物，1979，(1).

[19]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J].文博，1987，(1).

[20]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J].考古与文物，1990，(4).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