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信息#秦汉太尉、将军演变新​考——以玺印资料为中心 孙闻博

秦汉太尉、将军演变新考

——以玺印资料为中心*

孙闻博

摘要：秦玺印制度存在由“玺”到“印”的前后变化，而高级武职则有“邦尉”到“大尉”的称谓调整。“邦”既指秦国，抑或曾指以内史为中心横向扩展建立的郡。武帝以降，西汉最高武职出现太尉罢置与诸将军的常设化。与此相伴，武职用印中，将军及幕府吏员类开始占有较大比重。光武中兴，“省官并职”，“务从节约”。对于东汉将军系统的认识，目前仍当遵从《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以往断为东汉的相关属官属吏用印，除个别见于汉末，更多应当归入魏晋时期。

关键词：玺印  邦  邦尉  太尉  将军  幕府

一  邦尉、大尉关系考——以印制变动为背景

秦君以下，兼统军事的是相邦、丞相（左、右丞相），专职则为将、尉。[1]文雅堂藏秦封泥有“邦尉之玺”。[2]先说“玺”称的使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卫宏曰：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3]

《后汉书》卷四八《徐璆传》李贤注引卫宏曰：

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

文字稍异。上述所言，初看似秦统一后的制度变动，实际情形则更为复杂。又，以往学者多据此认为，秦统一天下后，“玺”为皇帝用印专称，之前社会则一直玺、印称呼混用。然细按上述文献，卫宏只说“秦以前”玺印在材质、用钮上并不严格，实并未言及玺、印称呼混用情形。而李贤注引且作“秦以前……为方寸玺”，无疑值得注意。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

亡久书、符券、公玺、衡羸（累），已坐以论，后自得所亡，论当除不当？不当。（一四六）[4]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篇末亦云：

舌者，符玺也。玺而不发，身亦毋薛（嶭）。（三二五至三四五）

按“《法律答问》所引用的某些律文的形成年代是很早的”，有些“律文应形成于秦称王以前，很可能是商鞅时期制订的原文”。[5]而《为吏之道》作为“官员守则类”文书，[6]内容有较长稳定性，且此篇中多处“正”未改作“端”，不避始皇名讳，抄录也当较早。上述一般官印称为“公玺”，或“符玺”之“玺”，而非“印”，值得注意。这与“邦尉之玺”可以对应。秦封泥文字称“玺”还有一些，如“中车丞玺”、“寺工丞玺”、[7]“客事之玺”[8]等。这些显示，秦玺、印通用时期，官印一般是使用“玺”这一名称。而“公玺”一称，一般又与“私玺”相对，推想民众用印称玺也当较为普遍。秦官印所见，更多以“印”为称。据前讨论，相对于“玺”、“印”称呼混用，称“印”官印很可能较称“玺”者时代为晚。[9]由“玺”到“印”，或许体现了秦玺印制度的前后变化。“邦尉之玺”之外，秦印就有名“邦尉之印”者。[10]

再说“邦尉”所指。秦有国尉，较早见《商君书·境内》“国尉分地，以徒校分积尺而攻之”，“国尉分地，以中卒随之”。[11]此段文字记攻城时任务分配及官员监督，还提到“将军”、“国司空”、“国正、监”等。国尉官职在将军下，国尉、国司空之“国”，入汉避“邦”讳所改，原应作“邦”，分别指邦尉与邦司空。《境内》另则提到“国封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12]前者所配短兵卫队人数仅次将军，同样显示地位较高。所谓“国封尉”，俞樾以“封字衍文。盖即尉字之误而衍者”。唐长孺则说：“疑国尉秦时本作邦尉，犹相国本是相邦，此封字乃邦之讹。汉时尽改作国，此一处偶存故号，后人旁注国字以合上下文，最后则并作正文入之。”[13]解释更胜前人，[14]也是认为国尉即邦尉，属中央一级。《境内》篇虽不一定为商鞅本人所作，[15]但所述爵制与军队编制明显较早。商鞅时整合境内乡聚，集为大县数十，当时尚未设郡。故《商君书》中邦尉、邦司空之“邦”指整个秦国。

不过，“邦”的含义后来有变化。随着对外扩张的发展，关东领土的兼并，秦在关中内史区域以外，开始逐步设郡。[16]所设郡地，相当一封国。故郡早期也称邦。里耶秦简8-461木方提到：

郡邦尉为郡尉

邦司马为郡司马[17]

一般认为，此木方是县吏摘抄的名号更替汇编。[18]名号的变更时间，在秦王政称帝改制时。邦司马均改称为郡司马，可证统一之前的秦郡也称邦。[19]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赀一甲；邦司空一盾”（一二至一四），在“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之上，提到所牵涉的更高级别官员——“邦司空”。整理小组注：“邦司空，朝廷的司空。”[20]但细按上下文意，并参里耶简所记，“邦司空”当指直接管理辖县相关工作的郡司空。里耶秦简“卅二人徒养  八十四人邦司空公白羽”（正）“廷”（背）（8-773）中，背面书有“廷”字，显示正面提到的两类工作人员与迁陵县廷有关。这里“邦司空”应也指郡司空。[21]睡虎地秦简《语书》记始皇廿年（前227）“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开头提到“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的情形。“邦”，整理小组注：“国”。下文紧接说“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脩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22]这里，南郡守腾矫正害邦之现状，由其本人“脩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并监督所辖各县、道执行。所谓“脩”，整理小组注：“脩，通修，《国语·周语》注：‘备也。’”此句可相应译作：“所以我把法律令、田令和惩办奸私的法规整理出来，命官吏公布于众”。[23]后一“害于邦”情形，是南郡守腾采取措施的直接原因。考虑到《语书》发布时间在秦统一以前，文中第二次出现的“邦”与郡之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考虑。

木方在“邦司马为郡司马”之上，尚提到“郡邦尉为郡尉”（8-461）。此似指郡尉在名号调整前，也称邦尉。里耶秦简8-649“邦尉都官军在县界中者各”中出现“邦尉”，据文意，或指郡尉。[24]而木方所记在调整时于邦尉前加“郡”字，可能是为与中央之邦尉相区别的缘故。由此反推，“邦司马”前不加“郡”字，则很可能当时此职主要设置于郡。邦司空的情形，推想与邦司马近似。

在郡的邦尉统一改称郡尉同时，中央邦尉可能也有变化。“邦尉之玺”、“邦尉之印”外，秦封泥又见有“大尉之印”、[25]“大尉府襄”。[26]大尉即太尉。如资料可信，则秦代后来确曾有此官称。[27]前举里耶秦简8-461木方复记有“毋曰邦门曰都门”。“邦”可与“都”对应。而“都”作定语，多有“大”意。[28]又，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所记军吏依照先后次序为：

将军、尉、司马、候、司空、冢子。

《淮南子·兵略》亦有一段提到军吏的文字，参日本古写本《兵略》作：

将、大尉、司马、候、司空、舆。[29]

前论《商君书·境内》国尉官职位在将军下。这里“尉”、“大尉”对应，所指为一职。“大尉”即“太尉”，情形类似，同样位次将军。邦尉、太尉可初步建立起对应关系。由此而言，国尉、邦尉，或恐即是后来之太尉。[30]上述也显示，秦玺印制度变化与职官名号更动并不同步，前者早于后者。“秦以来”、“秦以前”，严格说并非是在秦统一、称帝前后。

二  从太尉到中朝将军

景武以降，西汉中央军事组织的变化之一，是最高武官太尉的罢置与诸将军的常设化。《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无序文，非太史公所作，但仍为西汉人手笔。余嘉锡从沈钦韩说，对此表为成帝时冯商所续有进一步考述。[31]《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制作谨严，具体分作五栏：一、二栏是纪年、“大事记”，“将相名臣”则具体分作“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三栏。这与《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太尉”、“大司马”一栏，“列将军”一栏稍有不同。“将位”所列举的主要是太尉与诸将军。后者既有战时权授的征伐将军，也有常设将军。其中，统领京师宿卫的中央列卿，如郎中令、卫尉、中尉，以及权兼文武的地方郡太守，将兵征行一般需加将军号。[32]而太尉、御史大夫无需加将军号，以本官即可出征。[33]并且，此表所记还存在二千石武官不加将军号，而迁为太尉将兵出征者，如“中尉条侯周亚夫为太尉，击吴楚”。[34]这与西汉中后期常设将军虽少外出征伐，然一旦出征，即以本官将军号行事，而多不另授新号，[35]有近似处。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又云“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太平御览》卷二〇九《职官部七》引《汉官序》“汉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大司马，无印绶，官兼加而已”。[36]在太尉官被省后，诸将军只有同时冠以大司马，在官位与军事统领上，始有太尉当年的地位。按西汉太尉虽与丞相同秩，金印紫绶，但位次丞相。如迁转上，多为太尉迁为丞相，[37]而非反之。后来出现的大司马大将军与丞相同俸，[38]也仍然位次丞相。前后格局似乎变动不大。然而，武帝以前的太尉，或为临时征伐，或为稳定新政，时置时罢，并未固定化。而武帝以来，大司马大将军（或车骑将军、卫将军）等诸将军的设置，则呈常态化，并同其它加官组成与丞相所统官僚组织相对的中朝。[39]历史上，军事、财政压力往往对制度变革产生作用，四出征伐的武帝时代即为一例。原有最高武官太尉虽然省罢，但是大司马、大将军及前后左右列将军的常设化，大为发展。后一情形，《北堂书钞》卷六四《设官部一六》引《汉官解诂》就提到，“前、后、左、右将军，……位上卿，金印紫绶，皆掌兵及四夷”，“宣元以后，虽不出征，犹有其官，位在诸卿上”。[40]它们在京开府统兵，参与政事谋议；对外实际又可直接征行，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因为担任者多皇帝亲信与外戚，背后一定意义上实际凸显皇权的扩张。

与此相伴，这一时期武职用印明显较秦、西汉早期突出者，正是将军及幕府吏员官印开始占有较大比重。廖伯源讨论西汉将军，曾制有西汉将军幕府组织系统图。[41]所利用主要是传世文献，包括记叙东汉情形的《续汉书·百官志》。而汉印包含的信息，其实也很丰富。西汉官印相关者既见有“偏将军印”（105、106）、“裨将军印”（107-109）、“校尉丞印”（120）、“护军印章”（220），[42]又同时有“偏将军印章”（106）、“裨将军印章”（110）、“校尉丞之印”（169）、“护军之印章”（218、219）。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及同书卷一二《孝武本纪》《集解》引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上举前四印应为武帝太初以前者。不过，张晏所言一般认为主要指高级官吏，“其他中下级官印并不在内”。[43]这里暂就高级官吏略作提示，中下级者属太初以前或以后，不再做严格区分。[44]

将军属吏长史、司马，属官校尉、候的用印，有前加将军，或具体将军号者，如“大将长史”（96）、“将军长史”（104）、“票军司马”（113）、“强弩司马”（114），及“建威校尉”（116）、“横海候印”（115）等。《汉书》卷六〇《杜周传附子延年传》云“昭帝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余，补军司空”。颜注引如淳曰“律，营军司空、军中司空各二人”。《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又云“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乱屯兵”，颜注复引如淳曰“方见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司马中，律所谓营军司马中也”。这里提到“幕府”，又及“屯兵”。据《续汉书·百官志》，将军统领军队称“营”，营分若干部，校尉主之，有军司马、军假司马为副贰，部下有曲，曲由军候主之，假候为副贰。如理解不误，“营军司马”当是将军幕府所在本部之军司马。又，《汉书》卷八五《谷永传》言“（王）音奏请永补营军司马，永数谢罪自陈，得转为长史”。幕府的营军司马一职，似较边郡长史地位为高。汉印见有不少“营”称职官，如“营军司马”（158）、“营军司空”（156）、“监营司马”（159）、“营候之印”（155），可与文献互证。其他相关用印具体又可分作三类。一是“军司空丞”（140）、“军武库印”（143）、“军禀司马”（126）、“军市之印”、“军监之印”（144）、“监史之印”（146）等；二是如淳注有提到的“军中司空”（141）、“军中马丞”（142）一类，[45]大体均直属幕府系统。而第三类为“校尉之印”（117-119）、“军司马印”（127-128）、“军假司马”（131）、“假司马印”（130）、“猥司马印”（129）、“军候之印”（148-150）、“军曲候印”（152、153）、“军候丞印”（151）、“候丞之印”、“军假候印”（157），则是分部军事组织的吏员。至于汉印中“校尉丞印”（120）、“校司马印”（122）、“校尉候印”（121），属将军下的部校尉还是独立的校尉，尚难确定。从称呼习惯看，后种可能性大些。

三  “节约之制”下的东汉太尉与将军

东汉复置太尉，居三公之首。此时太尉不复领兵出征，日常主要在朝中参与政事谋议，“每帝初即位，多与太傅同录尚书事”。[46]前后的担任者基本以儒生、文吏为主。迁转上，太尉或由司徒、司空晋升，或多由非武职类列卿擢任。[47]再加上此时太尉府属吏众多，一般认为“东汉的太尉府，实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府”。[48]当然，从军事组织而言，太尉仍属武官系统。它与司徒、司空的职掌分别是：

掌四方兵事功课

四方民事功课

四方水土功课[49]

相关书写颇为规整，彼此职事区分清晰，或直接录自“官簿”。[50]太尉主管国家军事事务，“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续汉书·礼仪志中》“貙刘”条“于是乘舆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李贤注引《汉官名秩》曰“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文、武之分非自三公以下，太尉即为“武官”首。《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记太尉、司徒、司空，“自汉历魏，置以为三公。及晋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则晋代所述情形可参考。《职官志》又云“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开府位从公者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帻”。太尉在用冠上与文官的区别，一直明显。

与太尉同处帝国军事组织顶端的将军，东汉时亦有发展。[51]《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不过，东汉常居朝廷的将军，即所谓“中朝将军”，已非这般齐全，而主要是大将军、车骑将军了。[52]此较西汉后期所设明显减少。西汉时太尉、诸将军时有外出征行之举，东汉前期仍有此情形。如章帝时，帝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西羌。和帝时，帝舅窦宪以车骑将军、大将军征匈奴、西羌。安帝时，帝舅邓骘以车骑将军征西羌等。安帝以后，此类将军“常在京师”，不复征伐，与太尉职能发展方向类似。[53]

东汉的将军属吏，前人已有探讨。[54]《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后汉官印·朝官及其属官印”条下收录有不少将军相关用印，与所举西汉时期者颇有不同，如：

立节将军长史（682）、宗正偏将军章（689）

牙门将印章（693-697）

部曲将印（698-708）、副部曲将（709）、骑部曲将（710-723）

部曲督印（723-727）、副部曲督（728）、骑部曲督（729）

骑督之印（730-731）、千人督印（732-735）[55]

然而征诸文献，上述实际只“部曲将”、“骑督”有记载，而始见已至东汉末年的灵、献之际。灵帝时，何进为大将军，下属有所谓“部曲将”，《后汉书》卷八《灵帝纪》记“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雀阙下”，同书卷六九《何进传》亦提到“（何）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之后前将军董卓入京，部将李傕、郭汜等也称部曲将。《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记“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反，攻京师”，同书卷六六《王允传》云“卓部曲将李傕、郭汜等先将兵在关东”，《续汉书·天文志下》亦云“卓部曲将郭汜、李傕旋兵攻长安”，及《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安西将军杨定者，故卓部曲将也”，也可为证。董卓死后，一时控制政局的李傕，其属下亦称部曲将，如《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杨）奇与黄门侍郎钟繇诱傕部曲将宋晔、杨昂令反傕”。“骑督”则如《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李贤注引《九州春秋》“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督，吕布为骑督”。两职在魏晋时期显然更为常见。

至于上述其它职官就更值得检讨了。正史中，“立节将军”较早见《晋书》卷三〇《惠帝纪》。[56]“宗正偏将军章”有认为是晋代“皇子封王为宗正者领兵出征之属官也”，[57]时代同样较晚。而牙门将及部曲督、骑部曲督等更多“督”官，也主要出现在魏晋时期。[58]与这些同名的官印，不少被《征存》编入卷七“三国官印”与卷八“两晋官印”中。而对照拓本，印文相同官印在文字摹刻上其实十分近似。因此，上引诸官印除少量属东汉晚期外，大多当改归入三国、两晋甚至南北朝部分为宜。东汉将军下辖军事组织，目前仍当以《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所记为主要参考。

将军常设化发展至东汉，出现常设将军种类“简单化”，外出征行也相应减少的情形。“东汉大部分时间不但将军官衔少，将军之人数亦少”，“将军在军事上之重要性减轻，将军只约占主持军事任务之领兵长官人数26.17%”，“东汉中朝将军之政治性格甚重，而部分中朝将军可能不领兵马，几乎无军事长官之性格”。[59]大庭脩言及讨伐鲜卑，曾有“东汉时代几乎是不置将军的”的议论。[60]所言虽显绝对，但同样留意到将军制度的相关变化。与此同时，低于将军的诸校尉、中郎将系统，不仅在中央颇为活跃，为宿卫力量的重要组成；而且在对外征讨、屯驻监护上，也是主要的执行者。继续西汉后期情势，东汉中央权力向地方特别边地扩张、辐射，主要较多通过中郎将、校尉系统来进一步实现。[61]

作者孙闻博，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原刊《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第32-38页。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秦汉武官制度及相关问题”（14XNF016）成果。

[1]相关探讨参见拙文《爵、官转移与文武分职：秦国相、将的出现》，未刊稿。

[2]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第3-4页。又，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收录有“邦尉之玺”（0134）（西泠印社，2010年，第6页）。然据拓片，封泥实仅存“邦”及“尉”字右上部，不能排除作“邦尉之印”的可能。此不取。

[3]按：《集解》引卫宏曰上有“蔡邕曰”，中华书局点校本断作两段引文。《文选》卷二二李善注引相关减省文字，则称“蔡邕《独断》曰”。故上述卫宏所论，恐转引自蔡邕《独断》，中华本引文句读或可调整。

[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127页。今按：以下所引各简，均初引注明出处、页码，之后随文注明简号。

[5]《法律答问》说明，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93页。

[6]此篇题为整理者所拟。岳麓秦简类似文书自题《为吏治官及黔首》。李零建议此类材料统称作“为吏”。参见李零：《秦简的定名与分类》，《简帛》（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页。

[7]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36页，编号T2③:133；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第4-5页；杨广泰编：《新出封泥汇编》，第34页，编号0802-0811，出土于西安相家巷。

[8]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碑林集刊》第11辑，2005年，第312页；杨广泰编：《新出封泥汇编》，第70页，编号1660，出土于西安六村堡。

[9]小鹿（周晓陆）：《古代玺印》，中国书店，1998年，第17-19页。

[10]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第298页。

[11]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页。

[12]高亨：《商君书注译》，第147页。

[1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五引，中华书局，1982年，第116页。

[14]当然，《商君书》中旁书小字以注的例证很少。古时“邦”“封”二字通假，“邦”也可能被写作“封”，后人未辨，径加“国”字。二字的通假问题，参见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东部第一》，齐鲁书社，1989年，第26页；孙诒让：《札迻》卷一二，雪克、陈野点校，齐鲁书社，1989年，第398页。

[15]据学者考证，明确作于商鞅死后是《更法》、《错法》、《徕民》、《弱民》、《定分》诸篇。参见高亨：《商君书作者考》，收入所著《商君书注译》，第6-11页。

[16]秦具体设郡过程参见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收入所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3-92页。

[1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释文33页。今按：最初发表编号为8-455。

[18]胡平生：《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性质刍议》，《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25页。

[19]有意见认为这里“‘邦’指封国，与‘郡’不同”，而“郡邦尉为郡尉”“应断作‘郡、邦尉为郡尉’”（游逸飞：《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选释》，《简帛》（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1-102页）。不过，此木简中目前所见其他变更条目，每条所列变更前之对象均为一种，而非二种以上。又，汪启淑《訒庵集古印存》收鼻钮“邦司马印”，罗福颐归入“汉初期官印”（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1页）。可商。一是西汉初多避邦讳，称“邦”多非汉代习惯。二是秦、西汉初印多田字界格，罗氏以为区别在秦多凿印，汉初则“文字渐趋工整而多出铸造”。细审印文，此印文字并非粗直规整，而是相对较为纤弱，有似凿刻。恐当定为秦印（王辉等即持此意见。王辉、程学华：《秦文字集证》，艺文印书馆，2010年，第184-185页；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第298页）。“邦司马印”有可能为郡司马之官印（罗福颐认为“邦司马”即城门司马，陈力则认为与秦的某臣属国有关。参见陈力：《试论秦国之“属邦”与“臣邦”》，《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第84页）。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82页。

[21]何有祖即持此意见，参见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4页。

[2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13页。

[2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14-15页。对此律文特别“为间私方”的解读，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中华书局，2011年，第31-32页。

[24]参见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第190页。

[25]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第3、10页。

[26]周晓陆等：《秦封泥再读》，《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第68-69页。

[27]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太尉实际至西汉才设立。而参以上论，文献中旧有记载需重新引起注意。《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太尉，秦官”（中华书局，1962年，第725页）；《礼记·月令》郑玄注：“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大尉。秦官则有大尉”（《礼记正义》卷一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365页中栏）；《太平御览》卷二〇九《职官部七》引《汉官》序曰“三司之职，司马主兵，汉承秦曰太尉”（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002页下栏）。

[28]《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注引如淳曰“天子钱藏中都内，又曰大内”，同书卷六四上《严助传》注引应劭曰“大内，都内也，国家宝藏也”。《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封都匠仇延为邯淡里附城。”颜注：“都匠，大匠也。”及同书卷四《文帝纪》“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严耕望“按都吏即大吏”（《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

[29]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增订版）第三章“一、《刑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8-81页。

[30]以往多倾向国尉、太尉为完全不同的两职；而战国、秦即便存在太尉，其职掌亦不能与西汉太尉相比。如韩养民：《秦太尉小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31]参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2版，第31-35页。

[32]《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文帝十四年（前166）“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皆为将军，屯长安旁”；文帝后元六年（前158）“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中华书局，1982年2版，第1128-1129页。

[33]《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祖十一年（前196）“周勃为太尉。攻代。后官省”；武帝征和三年（前90）“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击匈奴”，第1122、1144页。

[34]《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30页。

[35]《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宣帝神爵元年（前61）“四月，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后将军充国击羌”，第1149页。

[36]《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002页下栏。又见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周天游点校，

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页。

[37]相关例证如周勃、灌婴、周亚夫、田蚡等。

[38]《汉书》卷一〇《成帝纪》注引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月四万也”，中华书局，1962年，第329页。

[39]廖伯源称此类将军为“中朝将军”，《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原刊《徐复观先生纪念论文集》，学生书局，1986年），收入所著《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0页。

[40]《北堂书钞》，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年，第228页下栏。又见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周天游点校，第12页。后者辑入脱“犹有其官”句。

[41]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第158页。相关又可参见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第三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6-117页。

[42]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三，第21、23、40页。

[43]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44]将军以下作五字印者，除上举还有“上将军印章”（97）、“祁连将军章”（98）、“虎牙将军章”（99）、“中部护军章”（221）。此外，“前将军司马”（111）、“车骑左都尉”（112），不知是否亦与此有关。

[45]《汉书》卷七六《王尊传》“大将军王凤奏请尊补军中司马，擢为司隶校尉”（第3230页），复提到“军中司马”。

[46]《通典》卷二〇《职官二》“太尉”条，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513页。

[47]原任官的具体情况参见黄致远、黄今言：《东汉太尉系年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学科学版）2010年第6期。

[48]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第78页。

[49]《续汉书·百官志一》，《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557、3560、3562页。

[50]《续汉书·百官志一》“序”云“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第3555页。

[51]学者将此时相关者分为征伐将军、中朝将军、名誉将军，参见廖伯源：《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收入所著《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第204-308页。

[52]学者总结东汉将军这一变动特征为“制度化”“简单化”。廖伯源：《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第272页。

[53]需提到，大将军位次，东汉前后有所变化。和帝时，窦宪征匈奴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之后的大将军位次，就一直在三公之上。《续汉书·百官志一》，第3563页。相关论述亦可参见廖伯源：《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第244页。

[54]廖伯源：《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第249-271页。

[55]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五，第122-131页。

[56]叶其峯在考证“立节将军章”时，提到“立节将军长史”印，仍归入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将军及 

有关武职官印》，收入王人聪、叶其峯：《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第185页。

[57]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1109《子部·谱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408页。

[58]参见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卷下，收入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刘祜仁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489-1513页。孙吴情况参见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六章，中华书局，2004年，第173-180页。

[59]廖伯源：《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第272-273页。

[60]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四篇第三章，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61]关于两汉中郎将、校尉系统的演变，参见拙文《秦汉中央宿卫演变新考——以中郎将、校尉系统的发展为中心》，《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

来源：先秦秦汉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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