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梁勇：关于重写早期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若干问题的思考

关于重写早期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若干问题的思考

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勇

原文发表于《淮海文博》第1辑，59-64页

摘要：针对大批早期汉画像石墓发掘资料信息量小的问题，文章提出应该重视重写发掘报告。并对重写的性质、方法、标准、发展趋势提出了认识；对重写中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如空间、体量、项目分类和学术梳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对已经出现的若干重写汉画像石发掘报告性质的论著进行了简要评议，提出重写是一个长期和反复的工作，要与时俱进。

关键词：重写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考古报告的水平主要是看在相近条件下提取信息的比例与认知水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大批早期调查清理发掘资料相对简单，信息量小。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民国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重要资料，怎么办？这是整个文博界面临的问题。以徐州汉画像石墓为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茅村汉画像石墓清理于1952年2月，成果发表于《文物考古资料》1953年1期。资料文字1910个、线图3幅、照片2张；缺少该墓的基本尺寸与汉画像石拓片照片。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江苏徐州汉画像石》（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号）图册的茅村汉画像石墓部分，文字约1500个、线图3幅、18幅拓片图片。1985年江苏美术出版的《徐州汉画像石》图册的茅村汉画像石墓部分，文字1430个、选择1幅线图、19幅拓片图片。三相比较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进步及进步的局限性，但对于当代科学技术，对于满足社会的需求又远远不够。这就需要重写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这也是再考古的潜力、前景所在。在此之前，作者曾多次与有关专家讨论过这一问题，现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发表出来，以求方家指正。

一、工作性质

以现在的考古技术和要求反观早期发掘报告，或许感到有一些信息可以补充，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可以对有条件的特定项目进行再考古，重写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尽量达到目前考古报告的要求与标准。以目前来看图像类文物更需要和适合率先进行重写工作，如汉画像石、壁画等。

在这方面蒋英炬、吴文祺的《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无疑是很好的范本[1]，加之巫鸿的《武梁祠》中的上编《千年学术研究》[2]，人们对汉代武氏墓群的了解、研究就有了完整而可靠的资料了。或许用现代考古技术考量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如高清晰照片少一些。所谓重写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顾名思义是该项目曾经进行过正式清理发掘并发表过发掘简报或报告，在没有进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意义上新的清理发掘的情况下，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再记录与研究。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编写新的研究报告，将其成果呈现出来。重写发掘报告是加进去新技术新要求情况下的第二次整理与写作，不等于一个遗址的第二次清理发掘与报告编写。重写不仅是提高报告资料和研究水平问题，也是文物保护的必然要求。最近国家文物管理机构正在推进《精品陈列展览数字化项目》，其数字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现有照相、扫描、录影、激光扫描等方式以及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新的采集手段来进行数据信息采集。该项目的核心目的是文物保护，其理念方法也同样适宜于再考古，适宜报告的重写。

二、项目的分类与选择

以现有资源考量早期发掘项目，有些是可以现在重写的，如徐州睢宁九女墩汉墓；有些则是无法重写的，早期清理发掘，出了简单的发掘报告，由于保护技术的限制，文物已经毁掉了，如徐州黄山陇汉代壁画墓[3]，壁画毁了具体地点也找不到了；有的则可以多次重写，随着技术的进步，认识的提高，文物本身保存较好，又很重要，如白集汉墓[4]、茅村汉墓[5]；有些是可以今后重写的，这一类型就多了。术业有专攻，事项分轻重缓急，资源总是有限的，何人何时做何项目及具体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例如，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把重写发掘报告因素加上，在文物布展、新建库房需要移动文物时考虑进去，在做GPS定位、材料检测时把重写发掘报告的事项一起做了。

三、工作的标准

母庸置疑，重写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应该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有关要求来进行。只是不清理发掘，在既有的条件下收集补充以往的资料空缺，完善以往的不足；包含但不限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有关要求，应该与时俱进，尽量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规范。既然是重写就要根据其条件增加重写的特点。

朱青生先生主持的汉画总录项目注意了这一问题，其《汉画总录·编辑体例》实际就是其标准的一部分，在他制定的登录标准及其出版的《汉画总录》中汉画像石登记两个尺寸[6]，即汉画像石原石尺寸与画面尺寸，这样就较好的解决了尺寸混乱问题。同时设立了所属墓群、组合关系、著录与文献等项目。每块汉画像石既有原石照片，也有拓片照片，清晰度也比较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标准还可以不断的完善与提高，还可以增加材质鉴定意见、画面雕刻高度及肌理特写照片等，增加整体墓葬的更多信息。《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是为“确保田野考古工作符合科学要求，”面广量大，较为宏观；《汉画总录》的标准针对的是汉代画像，是科研要求，范围较窄。两者有交叉重叠，也有差异。重写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最好在《汉画总录》的框架下适当吸收其他规范标准扩容，形成《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汉代画像方面的实施细则。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材料补充与研究。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发掘报告编写要求：一是，要及时编写、发表。二是，考古报告必须实是求事地、全面系统地发表资料。三是，考古报告内容一般包括：遗址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既往工作；发掘工作经过和发掘方法；文化堆积与分期；遗迹与遗物；编写者认识；有关专业技术报告等。要按照但不限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进行补充，要客观，重在白描式原状描述与复原，向社会公开，为研究者提供素材；也要有工作的新认识，但主观的整理者的认识不是重点。研究性论文则重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创新，凸显研究者的主观认识。

四、具体问题

重写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怎么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空间问题

时间空间是考古发掘的重要概念。空间既有遗迹本身的内部空间问题，也有与周边参照物之间的关系问题，甚至地点问题。例如，我们谈贾汪的白集汉墓，首先要清楚其地理环境、政区沿革、周边其他汉画像石墓出土情况，及其他们之间的空间时间关系。贾汪历史上隶属关系、政区范围变化错综复杂。解放后经历了铜山县第一区、贾汪矿区、郊区贾汪镇、徐州市贾汪镇、徐州市贾汪矿区，1965年11月始定为徐州市贾汪区，沿称至今。1993年12月27日区划调整，原铜山县大泉乡、大吴乡、青山泉乡、鹿庄乡、汴塘乡、紫庄乡、江庄乡、耿集乡、塔山乡及徐州矿区的青山泉、董庄、旗山、权台4个街道办事处划归贾汪区管辖。白集汉画像石墓1993年前属徐州市铜山县青山泉乡白集村，故白集汉代画像石墓又叫白集汉墓、青山泉白集汉墓、白集汉画像石墓、铜山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等。1999年、2000年、2001年、2006年、2013年贾汪政区先后进行调整，现有大泉街道办事处、老矿街道办事处、大吴街道办事处、潘安湖街道办事处、青山泉镇、塔山镇、汴塘镇、江庄镇、紫庄镇耿集办事处和工业园区等。在现有贾汪区的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通讯中，除1955年第5期《文物参考资料》报道《江苏徐州贾汪矿区常有古墓发现》外，其他8篇均为原铜山县的辖区[7]。这是大的政区调整带来的问题，此其一。其二是一些地名已经被并掉了，1955年第二期《考古通讯》发表了《江苏徐州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简报》，其出土地村庄旧朱集现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而其东北5公里有朱集村，一些人就把朱集当成了旧朱集[8]。有的县甚至有10个张庄、8个李寨。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各地的开发，地名的变更十分频繁而又不规范，造成地名的混乱。这种现象在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极为普遍。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江苏徐州汉画像石》中的一半以上的村级地名，作为当地的专业工作者已经找不到了，具体地点更难确认。五十年代的成人现在基本上75岁以上了，再不梳理抢救，许多空间关系就永远搞不清楚了。第三，早期考古报告线图照片资料较少，如果没有见过建筑构件，很难判断其在建筑中的空间位置，这一点在汉画像石墓的研究中尤为突出。现在测绘技术发达，数据存储能力强大，且在不断更新，应及时将新技术应用于空间问题的解决。定位必须用GPS，线图照片尽量多用，再也不能用城西10公里、城南3公里字样标注地理位置了，有城市零公里标志的尽量采用。

（二）体量问题

一些早期重要考古资料曾被多次在相关资料中刊登，基本尺寸相差很大，即便是同一作者所著，有时也是不同的；各人，甚至同一人的不同时期表述也或有差异。为清晰比较我们将睢宁九女墩汉墓东门扉各资料尺寸列表如下：

睢宁九女墩汉墓东门扉尺寸资料对照表

比较东墓门尺寸，我们发现七个资料来源四个尺寸，1985年书、1995年书、1998年、2000年书相同，基本判断，后者取自前者。1959年书尺寸最小，2001年书最大，估计前者是拓片尺寸，后者是原石尺寸。更有意思的是，比较1998年书的东门拓片与2001年书的拓片，前者拓的面积大，后者拓的面积小，而2001年书的记载尺寸大于1998年书。这种混乱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边框的记录也是汉画像石尺寸差异的重要因素。2001年线装书局《徐州汉画像石》图三十九拓片，为九女墩中室侧壁，现在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北馆第六厅南壁展出。原石尺寸：高96、宽254、厚14厘米，画面尺寸：高82、宽227厘米。以往资料尺寸基本是高96、宽227厘米，96厘米是原石高、227是画面宽。再细看各种资料的画面选择的大小也是不同的，2001年书选择的是四周边框，1998年书上下到边框，左侧出边框，右面没到边框。2000年书下面到边框，上边左侧出边框，右面没到边框。1985年书下面右侧到边框，上面左侧出画面。因此在刊登资料时要注意画面的完整性，描述尺寸的明确性。原石与拓片尺寸不要混，全边框与截取要说明。

（三）加大学术梳理的力度

既是重写，就必须进行学术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设速度、规模、范围可以讲是空前绝后的，大量的考古发现成为前期考古成果的参照；急功近利与学术道德的失范产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与谬误，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非如此不足以形成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四）其他方法的借鉴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高峰，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是通过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形象来表现的。图像学是汉画像石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汉画像石图像质量、数量往往决定着具体项目质量与水平。而早期的资料，即便是经过考古发掘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汉画像石体量较大，早期制作拓片及拍照质量普遍不高，已不能适合今天社会的需求了，影响了研究与欣赏。微痕技术是新兴的方法，以往主要运用于旧石器时期考古，近年也逐渐运用到古代玉器研究中，如《文物》2009年第7期陈启贤的论文《琢碾微痕探索在古玉研究中的功用》。微痕技术也适宜于汉画像石研究，特别是汉画像石肌理研究。其他如造物学、力学、材料分析等方法技术的运用。

五、有益尝试

学界已经对重写发掘报告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95年出版，2014年修订，蒋英炬、吴文祺著的《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10]；2015年出版，蒋英炬、杨爱国、蒋群著的《朱鲔石室》[11]；2016年发表的《徐州睢宁九女墩汉画像石墓2015年研究报告》[12]大体都属于此类。三者共同特色是对研究对象资料的白描处理，其共性问题则是规范与现代技术运用偏少；只是前两者为历史遗留，方法上偏重研究，后者发掘于五十年代，方法上侧重调查。重写发掘报告工作总体是要解决历史遗留的学术资料问题。其建国后部分，工作当事人已经到耄耋之年，当事人的记录、回忆与指认对于工作开展事半功倍，宜早不宜迟；此项工作对业务人员要求较高，工作人员对汉画像石墓的结构、图像要做到心中有数方能开展工作；加之，学术机构认识不到位，目前整体情况并不理想。重写发掘报告是大有可为而又需要构建的领域，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与学术机构要将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结合实际工作逐渐实施。

六、要与时俱进

重写发掘报告工作不仅要抓紧，而且要与时俱进。按照GB-T13745-2009国家标准，学科研究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考古学涉及面极广，考古学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协助，才能完成各项研究任务，或者说，有些技术与方法是通用的。近几十年这些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数据为我们考量项目全貌提供了有利条件，项目本身也需要用现代新技术形成成果展示出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了更科学、更详细的采集各种信息，数字摄影、地理信息系统、三维扫描、遥感等等数字化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田野考古工作中。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在考古工作中建设电子数据库，数据库应基于田野工作的各项文字、影像和测绘记录创建。”[13]国内考古研究机构、博物馆及政府主管部门正积极开展考古数字资源建设。利用数字摄影技术采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过程中的遗迹、遗物数据，形成各种高清数字照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获取遗址的空间与属性数据。利用遥感技术采集遗址数据，形成航片、卫片及航空影像数字资源。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采集、制作遗址及文物的三维模型数字资源。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遗址保护与展示的虚拟模型。

相关的考古资源建设研究项目也逐步展开。利用遥感技术进行考古目标探测、考古专题制图、聚落分析等研究工作，如安阳殷墟遥感考古研究[14]、浙北土墩墓遥感考古研究[15]、浙江余杭瓶窑、良渚古城结构的遥感考古[16]等。作为遥感技术之一的航空摄影考古已被考古界广泛使用，已编辑出版《1996年洛阳航空摄影考古报告》、《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浑河下游航空摄影考古报告》等多部报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建设考古信息系统，用以管理考古工作中获得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典型案例有江苏省地理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完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考古信息管理系统[17]、GIS支持下的上海考古信息系统[18]、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考古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分析[19]等。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考古界利用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网络等信息技术，以先进的计算机硬件设备作支撑，将考古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通过开发相应的考古信息系统，使考古资料的管理与利用逐步实现科学化。考古数字资源的广泛采集使考古学研究变得更加便利。考古领域顺应时代潮流步入了大数据时代。重写发掘报告工作应该也必须融入考古新时代，采用新技术，符合规范要求而又有所创新。

文学界早在1985年就开展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活动，尽管不能生硬类比，但是重写早期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是时候了。

注释：

[1]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2]巫鸿.武梁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葛治功.徐州黄山陇发现汉代壁画墓[J].文物，1961，（1）：74.

[4]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J].考古，1981，（2）：137-150+202；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徐州汉画像石[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5]王献唐.徐州市区的茅村汉墓群[J].文物参考资料，1953（1）：46-50；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徐州汉画像石[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6]康兰英、朱青生.汉画总录·榆林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J].考古，1981，（2）：137-150+202；武利华、王黎琳.江苏铜山县青山泉的纺织画像石[J].文物，1980，（2）：93-95；邱永生.徐州青山泉水泥二厂一、二号汉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2，（1）：93-98；邱永生.徐州近年征集的汉画像石集粹[J].中原文物，1993，（1）：67-73；孟强.江苏徐州市清理五座汉画像石墓[J].考古，1996，（3）：28-36；耿建军.江苏徐州佛山画像石墓[J].文物，2006，（1）：46-53；盛储彬.徐州新发现一批散存画像石[J].中原文物，2007，（2）：107-109+112；郝利荣、杨孝军.江苏徐州贾汪汉画像石墓[J].文物，2008，（2）：65-68.

[8]林刚.睢宁九女墩汉墓：2000年前的艺术创新[N].彭城晚报，2012-3-17（A54）.文中称“九女墩汉墓在睢宁县桃园镇朱集村西北。”，该墓实则在朱集村西南。朱集与旧朱集是两个相近而有不同的两个地方，相距5公里。

[9]说明：世界语出版社《徐州汉画像石》的图41原石与图43之间的说明搞错了。

[10]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11]蒋英炬、杨爱国、蒋群著.朱鲔石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2]梁勇.徐州睢宁九女墩汉画像石墓2015年研究报告[C]//中国汉画学会、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中国汉画研究（第五卷）.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6：48-66.

[13]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4]刘建国.安阳殷墟遥感考古研究[J].考古，1999，（7）：69-75+102-104.

[15]祝炜平、方起东.浙北土墩墓遥感考古研究[J].人文地理，1999，（1）：49-53.

[16]张立、吴健平.浙江余杭瓶窑、良渚古城结构的遥感考古[J].文物，2007，（2）：74-80+98.

[17]肖彬、谢志仁、闾国年、朱晓华.GIS支持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3）：110-114.

[18]陈德超、刘树人.GIS支持下的上海考古信息系统的研发[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04，（5）：41-43.

[19]刘建国.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考古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分析[J].考古，2006，（3）：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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